三 “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主义

提到多元文化主义，很多人会把它与“政治正确”联系到一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人们批评、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有力论据。“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主义吗？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本节力图通过“政治正确”的历史、定义以及实践等角度解读“政治正确”，以期鉴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也是较早使用“政治正确”术语的先行者。1975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主席卡伦·德克劳（Karen DeCrow）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了“政治正确”这个词，[65] 揭开了美国“政治正确”运动的序幕。此后，“政治正确”在美国人的生活中逐渐重要起来，说话所选用的词语要政治正确、行为举止要政治正确在整个社会已蔚然成风。德克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使用的这个词汇竟给美国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什么是“政治正确”呢？英国著名作家、记者特里·菲尔波特（Terry Philpot）认为“‘政治正确’ 与语言、政策和行为相关”[66]。字典中对“政治正确”的界定如下：“刻意避免使用排斥或者侮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或者受歧视群体的一些表达方式或行为。”[67]“‘政治正确’ 是遵从对社会事物的一些自由和激进的想法，特点是提倡得到认同的看法，摒弃歧视或者无礼的语言和行为。”[68]

从这些定义上看，“政治正确”具有积极意义，是纠正人们歧视行为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问题频发，质疑不断。“政治正确”的倡导者要求禁用一些词汇，转而使用其他“政治正确”的词汇。施密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出了一系列政治不正确的词汇及其对应的“政治正确”的词汇。为了使某些群体或个人看起来会好，就改变他们的名称：prostitutes（妓女）、bums or hobs（流浪汉）等分别被换成sex workers（性工作者）、homeless people（无家可归者）；同时为了让某些文化上已被认可的群体或者行为看起来会差，也为他们改名：哥伦布日（Columbus Day）、Patriotism（爱国主义）分别改为Indigenous People’s Day（土著人民日）、Chauvinism（沙文主义）……“种族以及性别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大学里的禁忌语。人们在公共场合说的话与他们在私人空间说的话是不一样的。”[69]

人们谨小慎微，害怕自己不小心就被扣上了政治不正确的帽子。教授因其语言政治不正确上课时被学生围攻、学生因其政治不正确而被告上法庭。校园餐厅员工举办“回归50年代聚会”遭到哈佛大学院长的批评，认为对种族隔离时代的怀旧情绪是不对的；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被迫放弃拍摄一部电影，原因竟然是电影中有一位黑人女仆，这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70] 难怪施密特说，“‘政治正确’ 的追随者们把每一块石头都翻了个个”[71]。“置身于 ‘政治正确’ 运动之外的教授和学生不得不如履薄冰，不断提醒自己要说 ‘高中女士’ 而不能说 ‘高中女生’ 或者一百多个其他 ‘政治正确’ 的词语。”[72]

作为民权运动结果之一的多元文化主义视“政治正确”为“圣牛”[73]，神圣不可侵犯。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美国学界便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1987 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就历数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行为在美国大学的种种表现。20 世纪90 年代，“大学校园中反对‘政治正确’ 有了重要的转机。政界圈的重要人物都开始公开批评当代学界中的骚扰、偏狭以及自我审查等问题”[74]。

1990年9月，保守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在全国主流媒体对“政治正确”展开攻击。他说，“政治正确”是“一场侵略战争，反对西方政治传统及推动这些传统的思想。侵略者曾经在社会中的真实世界政治中被击败；现在，他们试图将大学校园变成微型国，实施西方传统在真实国家禁止实施的行为：强加正统观念”[75]。1990年年底，《新闻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思想警察》，质问“政治正确”是“校园内的新启蒙运动还是新的麦卡锡主义”？[76] 1991年，布什总统谴责这一运动，“‘政治正确’ 宣称某些话题，某些表达，甚至某些手势都属于禁区，不能使用。以文明开始的活动已经恶化成引起冲突甚至审查的一场运动”[77]。“政治极端分子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滥用自由言论的权利，让国民们因阶级和种族彼此对立，反目成仇。”[78] 当时，政治攻击已经达到了高潮。 “‘政治正确’ 已经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中央战场。”[79]

美国电台主持人和记者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认为，“‘政治正确’ 就是政治清洗，消除人们持有的那些与你不同的看法和见解”[8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其著作《时光啮痕：文学评论集》（Time Bites：Views and Reviews）中对“政治正确”评论如下：“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精神暴政就是 ‘政治正确’，其影响范围超越源头，像一种无形的毒气，影响立竿见影，而且很快就随处可见，显示着普遍的不宽容。”[81]

“政治正确”代表了多样性、群体权利，这些都是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因此“政治正确”引发的争论使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众矢之的。如，施密特认为“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警察”，是让人们去遵从狂热的多元文化主义推动和倡导的思想、称呼和行为。他提出“‘政治正确’ 的推动者有两个目标：（1）强加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即相对化所有知识与真理的标准（除了自己的）；（2）解体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倡导 ‘政治正确’ 的人不接受中立态度，一个人不是支持他们，就是反对他们”。如“你不支持同性恋权利你就是反对同性恋，你不为女性主义的事业奋斗你就是沙文主义者”[82]。

“政治正确”对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大量族裔研究、同性恋研究项目。但是通过使用语言代码（Speech Codes）压制争论其实是侵犯了自由言论的权利，进一步恶化了种族关系，使彼此为敌。这也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Rasmussen Reports）2011年在全国进行电话调研，结果显示，7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治正确”是当今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只有16%的人感觉这不是一个问题。[83] 此外，该民调机构的另一份全国调研显示，54%的成年人认为教科书更关注以“政治正确”的方式呈现信息，22%的人认为大多数教科书都更关注提供信息的准确性。[84] 可见，“政治正确”继续影响着美国社会。

“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的存在也是美国社会尚未解决种族问题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看，“政治正确”似乎已经成为评判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为少数族裔、群体赢得认可的指向标，只要社会还在使用“政治正确”判断人们的言行举止，多元文化主义就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罗伯特·休斯所言，多元文化主义是“对 ‘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和 ‘爱国正确’（patriotically correct）这两种P.C.的无果对抗进行的痴迷研究”。[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