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河水患与土地兼并过程

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首先要考虑社会生态环境对区域社会的影响。翻开归德府各州县的地方志，搜寻关于自然灾害的一节，每一页上都写着“水患”二字。这一独特的生态背景，直接影响归德地区的土地兼并、赋役负担及民间宗族组织等问题，成为制约明初归德社会变迁的基本前提。

归德府地处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最东边，在河南省各府之中，归德府的地势最低。如嘉靖《归德志》载：“吾郡为中原东鄙，西北诸水皆经是而东注焉。”[1]又如光绪《柘城县志》载：“豫省八府，归德处东方，最洼下之地。”[2]因而，一旦黄河泛滥，归德府所属州县很容易遭到水灾，尤其是商丘、夏邑、永城、虞城等几个地势更低的县。

由前文可知，宋元之前，归德并不存在河患问题，自南宋之后，由于财政和军事的原因，黄河被人为改道，占夺了淮河的出海通道，归德境内的河患问题日益严重。如乾隆《归德府志》所记：“自明以来，归德、开封之间，无处不决。”[3]如果说“黄河夺淮”是宋元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明政府的治河政策又加剧了归德的河患。从永乐开始，保护运河、保障漕运畅通成为治理黄河的主要目的和指导原则。如果治理黄河水患与保证运河畅通发生矛盾，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障运河，“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正是这一原则的产物。这种治河方略对黄河的破坏比明初的治黄更为严重，它不顾自然规律，明知黄河在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却逆水之性，堵绝黄河北流，迫使黄河河水全部南流。“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给黄河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尤其是归德、曹县、单县、砀山一带更是糜烂不堪。在这种治河政策下，归德境内的河患愈来愈严重。弘治十三年（1500），黄河在商丘县东北丁家道口上下黄河溢决堤岸十二处，河道淤塞三十余里。[4]嘉靖十六年（1537）夏，黄河又在商丘县李口乡南岸决口，河水泛滥，灌归德府城，至嘉靖十九年（1540）冬城内始干。其后河水漫流，归德府一带灾害连年。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水向北迁徙，归德府的黄河水灾才慢慢减少。如下表所示：

在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地区，往往也是土地兼并较为激烈的地区。在河患频仍的归德地区，由于农民不断迁徙逃亡，土地买卖非常频繁，当地军事权贵和藩王等特权阶层趁机兼并流徙民户的土地，卫所军户和邻县居民也趁河患之际兼并大量民田，致使明代归德府的在册田地大量流失。

首先是军事权贵兼并大量土地。如前所述，归德是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采取了设卫所、迁藩王、调勋戚等一系列措施。明初，中原地区一片荒凉，卫官与勋戚等军功集团凭借各种特权大量兼并土地，成为地方社会最有势力的大地主。军事权贵在地方上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与他们掌握的各种特权密不可分。他们大多倚仗其特权，兼并或靠别人投献，攫取更多的土地。地方志中就有很多有关卫官兼并大量屯田、私自役使“舍余军丁”的史料。嘉靖《归德志》记载：

弘治壬戌（1502），河水决城，文册渰溺，卫官佥派殷实舍余军丁佃纳，名为花户，日久困弊，逋负甚多，告讼繁兴。……国家设军卫而有屯地，此寓兵于农之意，典甚微也。但归德地临大河，沧桑相寻，百七十年来，不知其几鱼鳖矣，疆界沟洫荡然非故。然士卒之祖宗坟墓有恒在，而未尝改易者，此亦足以征其一二矣。今豪右吞渔，奸点诡计，每以世远册费为辞，故田连阡陌之族无升合之榆，而贫无置锥之夫甘包赔之苦，士卒如之何，其不穷且徙而冤以死也。[5]

频繁的河患极易使地界不清，这给屯册的保存和屯田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屯官很难有效巡视，屯田的占有关系非常复杂。再加上不同卫所的屯田往往相互交错，更使屯田管理近于无政府状态，屯军可乘机私相典卖，无所顾忌。明弘治年间，卫官凭借手中职权，趁河患之际，“佥派殷实舍余军丁佃纳，名为花户”。卫官和殷实“舍余军丁”接管了原有屯地，但是没有继承军役，致使大量正军“逋负甚多，告讼繁兴”。还有很多屯田被豪右吞渔，致使贫穷军户“甘包赔之苦”。这一史料描述的虽是明中叶的事情，但是，它既然被记载在地方志之中，就说明在此之前这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与军功集团大肆兼并土地相比，河南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是明代分封宗藩最多的地区之一，明王朝先后在河南分封了周、唐、伊、赵、郑、卫、秀、崇、汝、潞、福十余个王府，约占明王朝分封宗室总数的1/5，时人惊叹：“天下藩封之多，未有如河南者。”[6]强大的河南藩王势力势必会影响归德地区，尤其是在明中叶以后，随着河患问题的严重，河南的藩王通过奏讨、夺买、投献等多种方式大肆兼并归德的滩地和民地。如光绪《鹿邑县志》载：

汝宁府崇王赡田一区，在鹿（邑）境者四百顷……在柘（城）境者三百七十一顷……前明成化二年（1466）间，共圈鹿柘境民地七百七十一顷，为汝宁府崇王赡田。[7]

另外，成化六年（1470），秀王见澍就藩河南汝宁府，曾讨得归德、陈、睢等州，商水、鹿邑等县黄河退滩水淀地。弘治十三年（1500），崇王见泽讨得河南归德州等处黄河退滩地二十余里。弘治十四年（1501），孝宗赐给周府睢州等处地五千二百一十多顷。孝宗曾赐给徽府鹿邑等县地七百五十七顷有奇。正德四年（1509），军人张允因嫉妒河南鹿邑直隶亳州民人垦种河濡地七百五十一顷，亩多税少，便指为荒地，献给了徽府。[8]直至清初，永城县境内仍有废藩福府更名地九顷和汝宁崇府厂地六十九顷。[9]

黄河水患使归德的杂泛差役非常繁苛，由于卫所军户不需要负担这些差役，他们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占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归德地处腹里，屯军数量较多，军屯数额较大，“军民杂处，犬牙交制”[10]，军民纠纷主要体现在“军占民地”方面。明代前期，归德的大量民田落入卫所军户手中。宣统《宁陵县志》有一则史料说明这一问题，摘录如下：

宁陵壤接商（丘）、睢（州），睢（阳）、宣（武）、归（德）三卫之军屯在焉。军市民田而徭赋例以田供，无复有言。惟睢州则掩为屯业，一莫之应。盖党盛而势维，彼固有所恃也。宁陵田额不逾四千顷，而鬻入于军者千有奇。军食千顷之田，而千顷之徭赋，犹科及于民。民应三千之征，而又为军虚供千顷之徭赋，奈之何不日削而贫也。民不胜其楚，诉于官，疏于朝，勘以多官，参以旧籍，事白矣，税定矣，彼亦自以为罪，无异词矣。及移文一征，辄又旅拒自若，如是者数十年来不知几矣。宁陵之民，俯首为军人役，贫而至于流且莩者，又不知几矣！去年癸亥（1563）冬，推府南泉公以核役至县，询知其害，叹曰：有是哉！民之不幸也。[11]

上述 “如是者数十年来不知几矣”，说明这一现象在嘉靖以前早已存在。如光绪《柘城县志》载：“本朝自洪武迄今，黄河南徙者三。小民流移，地多荒旷，故三厂相继坐落；而五卫十州县军民，开垦占种，又十之六七。”[12]可见，自明初以来，军占民地的现象在归德地区非常普遍。

其次，在明中叶前后，整个河南省的土地兼并问题都非常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河南原额田144万顷，至弘治十五年（1502），降至41万顷。[13]在一百多年中，河南省失额田高达103万顷，在全国来说算是非常多的。[14]所以，弘治五年（1492），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徐恪在奏疏中云：

照得河南地方，虽系平原沃野，亦多冈阜沙瘠，不堪耕种。所以民多告瘁，业无常主。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值，典卖与王府人员并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机心巧计，掯立契书，不曰退滩闲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间有过割，亦不依数推收。遗下税粮，仍存本户。虽苟目前一时之安，实贻子孙无穷之害。因循积习，其来久矣。故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尚冀买主悔念，行佣乞怜，直至力尽计穷，迫无所聊，方始挈家逃避。负累里甲，年年包赔。每遇催征，控诉不已。地方民情，莫此为急……此等民害，各处皆有，不独河南。[15]

在归德一带，由于黄河水患频繁，涌现出大量滩地。相较一般田地，滩地耕作条件较好，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滩地更具优势。不过，因受河水泛溢、河道变迁的影响，滩地又具有不稳定性，河之东西无定，地之出没无常，经常引发滩地资源之争。上述藩王丈量的大量土地之中就有很多是河滩地。其实，早在明初，地方豪强和邻县居民就对归德境内的滩地进行争夺。如考城地滨黄河，经常受到水患的侵蚀，其滩地遂引起地方豪黠和开封杞县居民的争夺。根据民国《考城县志》记载：

洪武永乐间，诏河南开垦荒田，永不起科。考境黄河屡迁，豪黠吞并滩地，杞县人因入垦田，得八百余顷。宣德时，朝廷收其地，起科征解。景泰中，刘鹏恐为考之害，奏归之杞。于是种地在考，纳粮于杞，考之空粮为累甚巨。……按旧志载，杞考一地二粮文云：考距杞百余里，中隔州县有二，杞地在考，事属不经，缘考地滨大河，先年多退滩荒土，杞人以境外来垦，亦通例也。后竟诡报新垦之考城地三百余顷注杞图籍，名曰新增地，而考腹里之田土税粮遂驾空而入杞矣。及考履亩均税，前地仍在丈量之内，而粮又再入考矣，此一地二粮所由来也。[16]

如上所述，由于邻县居民对考城滩地的争夺，使之长期为“空粮”所累。户口与土地的分离，必然导致赋役征派的混乱，引发更多的民间诉讼，对归德里甲民户无疑是一种威胁和冲击。明代归德有很多田地的业主居住在邻县，户籍和田地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乾隆《归德府志》引用明代旧府志，对此有如下详细记载：

李嵩旧志：府境田七万七百八十顷三十八亩四分七厘八毫六丝，此初额也。久而为境外侵没者甚多。嘉靖四十三年（1564）冬，知府罗复述职如京，因上疏正之。大略计害之明著者有五：一曰地亏正额，二曰粮多诡隐，三曰差累居民，四曰讼争不息，五曰官守失职。因请将本府所属州县境内被祥、杞、兰阳、陈留、陈州、宣武、项城、通许、睢、陈、彰德等府、州、县、卫所军民人等节年开垦及置买田地，不论年月久近，尽归所属州、县办纳粮差。其原籍境外粮额一一割归于垦地州、县，逐县征解。人丁则令原籍报册，应当民差，庶几丁地各有所归。经界既正……赋役惟均，里甲免偏累之苦，奸民不得以恣其隐射，告争不致于浩烦矣。其时怀庆、卫辉告，欲加赋归德，罗复恳辞申免，九属具蒙其利。[17]

由上可见，明代归德府普遍存在大量田地为外县业主占有的局面，户籍和田地的分离问题愈加严重。这些外县居民在归德开垦，本应在归德交纳赋税，但由于户籍不在归德各州县，他们实际上是不输粮役的，这无疑加重了归德里甲民户的赋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