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义决狱”：法律解释灵魂的确立

前已述及，陈宠在其上疏中已总结到，法律解释“应合乎经义”，这等于为汉代的法律解释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法律解释应以儒家经义为旨归。这一论断等于为我国古代的法律解释赋予了灵魂，其作用与影响甚至超过了方法论本身，不可小视。在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在秦代，法律及其解释方法已开始萌芽，已基本具备法律解释的所有要素（或者说，躯壳已成形），只有到了汉代，法律解释的灵魂才得以确立，这与陈顾远先生的这一说法大致相契：“中国法系之体躯，法家所创造也；中国法系之声明，儒家所赋予也。”[9] 当然，与具体方法的探索相比，法律解释灵魂的获得更重要，因此，汉代的经学方法对我国古代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将具体解析。

秦末汉初，法家与儒家一直在争夺法律领域的主导权。例如，在反映秦末汉初法律解释状况的《法律答问》中，虽然主要内容是法家的，但也有一些反映儒家法律观的内容，例如，在解释“公室告”与“非公室告”时，明显带有保护尊亲属的倾向；在对“亲属相盗”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相奸”等问题进行解释时，则带有较强的儒家特征。[10]

到汉武帝时，情势有了较大改变，儒家开始取得法律领域的主导权，标志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皇帝所采纳。为突出儒家经义的治世价值，董仲舒尝试着从儒家经典《春秋》中发掘出一些经义要旨，作为断案的依据，这就是著名的“春秋决狱”。史载董仲舒创作的“春秋决狱”案例共有232事。当然，这些案例今天大多已失传，流传下来的、据信为董仲舒所作的案例不过5—6例。以下，我们将具体考察董仲舒是如何将儒家经义引入法律领域的。

案例1.亲亲相隐不为罪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 《诗》云： ‘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昭不当坐。”（《通典》六十九东晋成帝成和五年散骑侍郎乔贺妻于氏上表引）

此案涉及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若近亲属间相互隐匿，是否构成犯罪？第二，养子与养父之间是否构成法律上的近亲属关系？前一个问题是法律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在当时，董仲舒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由秦代流传下来、汉初尚在应用的法律，即亲属之间不仅不能相互隐匿，而且应相互举报，否则，要受到“连坐”的惩罚。这是一个带有法家意味的法律，该如何对待？儒家学者董仲舒认为，在本案中，根本不能按照法家常用的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行事，因为如果那样，就会产生不恰当的法律后果。为此，董仲舒从儒家经典里寻找灵感，终于找到了可资利用的法律渊源，即用“春秋大义”，论证“父子相与为隐”是正当的，进而否定了本应得到适用的法律。在此处，董仲舒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且先进的法理念，即不人道的法律不是法律，应被否定；同时，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义理解释，即按照儒家倡导的义理解释法律。董仲舒还引用了一个儒家典故，证明如此的法律事实：甲与乙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存在收养关系，因此，两者之间已形成了法律上的父子关系，这也使得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得到了应用。

案例2.义绝之子不为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通典》六十九东晋成帝成和五年散骑侍郎乔贺妻于氏上表引）

本案的关键在于：甲与乙之间的父子关系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这种关系仍存在，甲的殴父罪就成立，就应受到惩罚。董仲舒又从《春秋》的典故里找到了依据：若父亲未尽到养育子女的义务，父子之间就恩断义绝，故而父子关系不成立。董仲舒认为，在这一案例中，关键是确定法律事实，法律规定倒还在其次。

案例3.虽废君命，但情有可原

君猎得麂，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麂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徙之可也。”（《白帖》二十六引）

在这一例子中，董仲舒对君王与大臣的做法都持贬抑的态度。董仲舒认为，大夫首先有过错，因为他负有对君王的不恰当行为进谏的义务，但他未尽这一义务，故应受惩罚，他根本不应像本案那样得到升迁。其次，大夫为麂鹿母子情深所感，放了麂子，虽违君命但情有可原。因之，按照“原心定罪”的原则，可对大夫从轻发落。

案例4.弩不得弦不可谓弩

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当何罪？论曰：“兵所居，比司马，阑人者髡，重武备、责精兵也。”弩蘖机郭，弦轴异处，盗之不至，盗武库兵陈。论曰：“大车无辊，小车无轨，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曰：“虽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矢射不中，与无矢同，不入与无镞同。律曰：‘此边鄙兵所臧直百钱者，当坐弃市’”。（《白帖》九十一引）

此案涉及两个罪名之间的区别问题：武库卒甲到底该判处一般盗窃罪，还是应判“盗武库兵”这一重罪呢？董仲舒发现，若按照法家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理念，甲盗武库兵的罪名就当成立。但董仲舒从儒家“仁爱”精神出发认为，不能如此严格地解释法律，他引用《论语》中的话，作为类比，得出结论说：“盗武库兵”这一罪名不成立。从这一例子中，我们能看出法家司法观与儒家司法观之间的差异。

案例5.误伤己父不为殴父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御览》六百四十引）

在本案中，董仲舒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定罪原则——“原心定罪”，这一原则为后世的儒家所遵从，对中国传统司法有很大影响。

案例6.为尊者所嫁，非私为人妻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御览》六百四十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依据汉律，若夫死未葬，妻子不能嫁人，否则触犯了“私为人妻罪”，要受到“弃市”的严厉处罚。若从通常意义看，这一规定还是有一定合理性，但若机械地适用法律，就会产生问题。例如，在这一例子中，由于丈夫在海上死亡，尸体无法找到，因此无法安葬。这是否意味着，此案中的女子一辈子不能改嫁呢？此案难倒了寻常法吏，但董仲舒举重若轻，他认为，在本案中，关键要看如何解释“私为人妻罪”中的“私”字。董仲舒引用春秋大义论证说，凡死了丈夫的妇女改嫁都是正当的；并且，只要该妇女“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长辈意见”，就不能算“私”为人妻。该案中，这个妇女显然不是私自与人为婚，因此，没有触犯“私为人妻罪”。如果以今视古，我们发现，董仲舒非常重视人性关怀。

在上述例子中，董仲舒通过具体案例的方式，向我们例示了儒家经义进入法律的具体路径：（1）对于那些不符合儒家经义的法律规定，应当进行符合儒家经义的改造，将经义的精神“注入”相关条文之中，或以儒家经义否决、替代原先的条文或规定；（2）对于那些法律规定虽符合儒家教义、但具体事实却难以纳入其范围的情形，应引用儒家的典故加以比附，使之能为法律规定所涵摄。

在以上这些案例中，我们还发现，在很多情形下，虽然董仲舒对法律的解释大大地突破了某一法律概念的范围，但其解释比法家的机械解释更合理。实际上，董仲舒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很先进的司法理念，向我们揭示了儒家司法观与法家司法观的差异。

自董仲舒始，儒家的影响开始超越法家，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儒家学者的努力。据龙大轩考察，作为一门学术方法，“引经注律”方法在汉宣帝时逐渐成为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但只有到了东汉后期（后九朝，即公元2世纪左右），以经学方法研究法律的做法才达至极盛，其时出现了众多儒家学者运用经学方法注解法律的情形，有一定影响的律家共九家，亦即许慎、马融、郑玄、何休、吴雄、钟皓、服虔、文颖、应劭。[11] 因此，到这一时期，“注律应合经义”的原则才真正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