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解
1.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是文中所提出的影响后世的重要观点，曹丕以班固与傅毅的例子说明了文人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在他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文人往往“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到自己的全是优点，而对他人却只能看到缺点，并且以自己的长处比较他人的短处，自然是别人都不如自己。他还总结了出现如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即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将其观点化为三个原因，即：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曹丕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并以“建安七子”为例加以说明。
2.审己以度人
曹丕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即“审己以度人”。曹丕对当时社会上“文人相轻”的现象很不满，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他说是因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由此，他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即要摆脱相互轻视，要客观地、全面地去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并以同样的态度去评价他人及其作品。这是继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后对文学批评原则的又一次突破。[1]审己度人，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成语，意在评价他人之前应该先审查自己。
3.四科八体
曹丕《典论·论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包括：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这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
4.文以气为主
在曹丕之前，人们谈论“气”多用来说明事物的构成及人的性情，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管仲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内业》）王充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又说：“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论衡·气寿》）而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曹丕所说的“气”也含有“人之禀气”的“气”那种含义，但曹丕不是讨论一般人的“气”，而是讨论文学家的“气”及其与其创作的关系问题。“文以气为主”是强调了作家的气质和才性对文学作品的支配作用。他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气”，即“引气不齐”，而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创作风格也不一样，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会有不一样的特点。这样他就得出了“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结论，不同作家的气质、才性都既有所长，又有所短，不可能尽善尽美，表现在作品中也是如此。他以建安时期文坛七位著名作家为例来说明：“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
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高气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典论·论文》）在《与吴质书》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借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曹丕所举的例子从另一方面强调了文学风格的不同，而这风格的多样化乃来源于作家“秉气”的不同。这影响到了的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曾有“才有庸俊，气有刚柔”的说法。[2]
5.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的价值及其作用作了说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里所说的“文章”主要指诗赋、散文等，就是文学作品。强调诗文等艺术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乃儒家美学的一贯传统，但像曹丕这样把它提到“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还前所未有。传统儒家对文学社会作用的看法多限于助人伦、美教化等道德层次，如“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等，有的甚至视文学为道德的附庸，甚至以道德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唯一标准。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这“不朽”之三件事中，“立言”处于第三位，而曹丕却把它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将属于立言一类的文学看成是建功立业（犹《左传》“立功”）的—个部分或要素。这说明曹丕较前人抬高了文学的价值。此外，曹丕还指出：“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世。”说明文学之所以成为“不朽之盛事”，能关系到“经国之大业”，大概不是靠了道德的提助，而是由自身的价值所决定的。这说明曹丕一方面看到了文学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看到了这一价值的获得是文学自身的功能，并非是道德、经学的附庸。这一看法与当时的文学实践是吻合的。[3]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的这一观点，是汉代以后重新审视大学艺术功用的划时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