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严格地说，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文字并非围绕某一学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研究，只是围绕着一个较大的研究目标或者对象所进行的多角度的探索，且大多具有试探性，因而曾打算取名为“探研”。然而，反复审视书稿，并与数位师友交流之后，得到的意见是这个名称过于笼统，没有体现出自己研究的重点和特点。他们认为，这篇书稿几个章节的内容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即陶器产地、陶器技术和文化交流。其中，第一个是我踏入科技考古和二里头文化研究领域之初的缘由，符合我作为科学技术史专业科技考古方向研究生的本意；第二个是我沿着研究生期间方向自主从事研究的重要着力点；而第三个则是我从一开始踏入考古行列直到现在都十分关注的侧面。所以，我欣然接受大家的建议，最终使用“陶器·技术·文化交流”这一更有针对性因而更能体现出我个人用功方向的书名。

这篇文字是在博士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若干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充实而形成的，而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可以下列文章为代表。

第一篇，对二里头遗址陶器产地的初步研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前沿的工作。对一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样品（均为二里头文化代表性器物，包括盛贮器、食器、酒水器等，分属一至四期），运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AES方法测定其主量、次量和微量元素，然后运用SPS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样品的元素含量数据作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另外，选择出土于两个发掘区的6个样品作XRD岩相分析。化学成分和岩相结构两项分析均得到了很有意义的结果。样品的化学成分及岩相特征，与样品的时代关系不甚明确，也与样品所属的器类无关。然而，无论化学成分还是岩相结构均显示，陶器原料组成大致按空间位置聚类，出自同一发掘如第Ⅲ、Ⅴ两区的样品，分别聚集为一类，仅有少量混杂。由此推测，二里头遗址应有两个或多个聚居区域，各区域内都有自己的制陶作坊。不同区域内的制陶作坊，各自皆有较为稳定的矿料来源，所生产的陶器也主要供给本区域内的居民。与此同时，不同区域之间应该还有少量的陶器交流。样品的分布模式和文化分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期，尽管制陶原料的来源仍在同一范围内，但具体的选土地点或地层深浅多少有所改变。二里头遗址各个区域的陶窑都能烧造各种器型的陶器，尚未达到按产品类别组织生产的专业分工阶段。依据成分分析数据而形成的陶器产地研究，前期工作是导师团队其他成员完成的，我参与了后期的结果分析。我的主要贡献是对这批陶器样品从器类器形方面进行观察，并与制陶原料理化分析结果进行综合比对，探寻其间规律，以及为原料分析结果探寻深层的社会人文背景。这项研究结果的主要成果以《二里头遗址陶器产地的初步研究》为名发表于《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4期。

第二篇，对二里头遗址（文化）晚期的外来陶器因素的分析，是综合分析了学界各种说法基础上的再思考。二里头遗址晚期（主要是第四期）发现的外来陶器因素，从来源上看，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东方地区的岳石文化，二是北边的（先）商文化。两群外来的陶器因素种类多样、形成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高度相似，反映出其强势侵入的色彩，对二里头本地文化传统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取而代之的态势。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广泛而主动吸取外来文化中的高层次素材以壮大自己的情形相比，晚期阶段二里头文化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可能与夏商之际的政治变革有关。这一研究原本是为了在上一研究案例基础上，继续运用考古和科技相结合的方法路径，对陶器产地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做个准备，以便提出一下步采集分析样品的计划和拟解决问题的设想。但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后续的测试分析工作就搁置下来了。所以，这一阶段性工作仍然可以说是考古学的传统套路。这部分内容以《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为名发表于《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

第三篇，对众说纷纭的夏商分界问题的思考，是以多学科考古理念对既有资料信息和观点的重新整合结果。综合考察和分析二里头遗址晚期（主要是第四期）在遗迹和遗物面貌上的变化、二里头文化晚期大范围遗址数量对比反映的文化变迁，以及科技测年的结果，对学术界普遍关注且讨论热烈的夏商分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运用新的资料及视角支持了夏商王朝分界点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的观点。这一研究的内容经节选后，以《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再探》为题，发表于《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与这一部分内容有关但在本书中只是稍加提及的青铜器部分，经过扩展之后，以青铜器原料特征（主要是铅同位素比值特征）考察为依据，再次对夏商分界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一文。这是对同一批考古资料运用科技方法提取的信息所作的不同解读，是力图将科学技术手段与考古学方法（背景）加以整合的又一个尝试。有学者根据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一致而四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与二里冈期相同，推断二里头文化四期（夏代晚期）青铜器矿料来源发生了变化，即由二、三期时青铜矿料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至四期时转到山东半岛一带。但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对山东半岛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政治经济实力是否足以获得东夷地区的铜资源，很难得到考古学背景的支持。遵循考古学界的常规思维，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与二、三期不同却与二里冈期的相近，反映了其青铜矿料来源变化的原因，恐怕不是夏代晚期原有铜矿资源的枯竭，而很可能与夏商之际的政权更替有关系。该文发表于《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真正接触到二里头文化的考古资料，有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经历，对考古学与科学技术方法相结合也有了更深切的思考和更广阔的关注。

2004年秋—2006年秋冬，我有几个季度在河南登封南洼遗址进行发掘，使我对二里头文化遗存（主要是陶器）特征的感性认识大大增强了。由于我作为博士研究生的方向是科技考古，自然而然就更加关注陶器的制作工艺与产地等问题。登封南洼发现的白陶遗存是该聚落遗址的一大亮点，双重环壕、众多的陶窑与白陶遗存一道，构成了其与二里头文化其他遗址相比最为独特之处。这里发现的白陶遗存具有多方面特征，一是白陶器器物种类异常丰富，器形和装饰风格多样；二是白陶出土单位广布，墓葬、灰坑、文化层等均有发现；三是多座同期陶窑相对集中分布，其中一座火膛内残留灰白色土堆积，疑似与白陶相关；四是遗址边缘和附近河流的上游还发现疑似制造白陶的灰白色黏土。据这些现象，我初步推断南洼聚落很可能是一处白陶产地，其产品主要用于输出，并写成“Nanwa Site and the Provenance of the White Pottery of Erlitou Culture” 论文提纲，在“第35届国际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2005年，北京）上张布。随后，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中心及考古专业的同事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同行们在从事他们的研究时也涉及到二里头文化陶器或南洼遗址的资料。我们以合作的方式，分别对多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灰陶、白陶及土样进行了测试分析，深化了二里头文化陶器产地探索。

2007年到2009年，在整理南洼遗址发掘资料的同时，我承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之“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1500年经济技术与文明演进”的子项目任务之一，对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大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即是多学科结合，我负责的小课题自不例外。在我带领和指导下，研究生们协助我做了大量的观察、记录及拍照工作，从陶质、成型方法、修整方法、装饰工艺、烧成气氛等方面做了分析，写出了较为周详的研究报告，得到项目主持人的肯定和鼓励。对南洼遗址陶器的观察是从陶胎质（即制陶原料）开始的。由于陶器材质与器物的功能关系密切，而同类的器物其材质也不完全一致，或因空间或因时间上的差别而异。这到底反映了时代差别、器类功能差别、还是社会分工？于是，我选择了由早到晚三个阶段各2—4个出土陶器较多的单位，从中选取系列样品，进行吸水率与孔隙率的测试分析，并测算不同器类的夹沙比例与羼沙粒度，试图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过测试发现，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吸水率与孔隙率从早到晚呈递减趋势，这表明陶胎的质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的。这个结果有点意外，似乎与一般认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早期的较精致繁盛、晚期趋于粗劣的现象矛盾。但细想后终于明白了，其间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协调一致的。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探索成文后，曾于2010年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宣读，得到陈铁梅先生的赞许。

以登封南洼资料为依据，对二里头文化制陶工艺的研究工作做得比较系统，是我从事后续制陶工艺研究的基础，也是本书将制陶工艺研究列为主要内容的主要缘由。制陶原料的考察则是制陶工艺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因此，对陶器原料进行深入的探索，是将科技方法与考古学背景相结合的最佳切入点，前人已做过大量工作，但仍有海量的工作亟待展开，具有极广阔的前景。鉴于南洼遗址发掘所得的一手资料和解读资料的责任，这自然成了我那一时期的最上心的事情之一。研究生贾耀祺有很好的理化知识背景，因而承担了大量的模拟实验与分析测试工作，对陶器原料选择、成型工艺及多项物理属性的研究均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

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存，是解开历史上夏商文化与夏商王朝更替等重大历史谜团的关键遗址之一。对出土数量最多的陶器进行分析，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工作之一。承蒙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惠允，我带领研究生对该遗址二里头时期陶器制作工艺进行了一番考察。以此为据，向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申请“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研究”课题，获得资助，完成了研究报告。从工艺技术的角度看，望京楼遗址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陶器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其质地。这里几乎见不到其他遗址常见的细泥陶器，也很少见到真正的泥质陶，观察到的器物多多少少都含有沙粒。通过对遗址环境的考察分析，我们推测这是陶土资源特征所导致的。这一研究工作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我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反思陶器工艺技术与文化性质之间的关联性。

对二里头遗址晚期外来文化因素的探讨，促使我进一步关注二里头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关系。此前已有多位研究者指出，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考察，都能发现大量存在于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周边地区所见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礼器代表的精神仪式层面。二里头文化（主要是二里头遗址）中，同样能够见到大量源自周边区域（文化）的文化因素，从早期到晚期连续不断。但是，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阶段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无论是铜器、玉器或陶器，均能被改造成具有中原风格的新面目，或形成新的组合，与其在来源地的作用和性质有所不同。这个现象充分反映出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的特点。二里头晚期的外来文化因素的类别，表现形式及透露出来的信息却不同于早期，呈现的是一个面对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无力抵抗和被动接纳的情形。这个现象同样反映出考古学文化走向衰落之际的特点。同一考古学文化在兴起和衰落阶段的两种不同表现，应该是认识中国最早文明与国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这一领域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生崔宗亮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对二里头文化陶礼器和白陶器工艺观察等内容，都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对文化遗物产地研究的关注和对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视，促使我把眼光放到更大的范围审视二里头文化的出土遗物。中原腹地二里头文化所见的长鼻壶形盉造型别致，风格独特，与本地传统有较大差异，蕴含着不同寻常的文化信息。放眼看去，它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或后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及闽浙地区的同类器物似乎有渊源关系。我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形成框架后，指导考古专业2009届本科生屈涛搜集资料，形成了一篇文章。这是我首次对单一种类的考古遗物加以研究的成果。文章写成后，因自己感觉还不成熟，就一直未发表。此次收入书稿之前，我们读到了《考古》2012年第9期发表的《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盉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发表的《从“象鼻盉”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贡赋模式》和《洛阳考古》2017年第4期发表的《象鼻盉的“贡”与“赐”》等三篇文章。三文与我们讨论的材料对象基本相同，关注的部分学术问题及结论亦或有相近之处。尽管我们现在的认识有一些改变，既不同于自己十年前的思路，也不同于其他学者，但为了忠实展示自己的研究历程，除了对文字和图进行了修改及部分段落的顺序调整外，主要的资料和基本观点仍保持原貌。加入新的资料、进行新的研究心得，我们将另文阐述。

花边口圆腹罐是二里头文化最有特色的陶器类别之一，却非中原地区的土产。众多的研究者均指出它源自中原地区的西北方向，无论所指地域或宽泛或具体，皆不出黄土高原地带，陕甘宁及内蒙古中南部（广义的西北地区）稍早于二里头文化以及与其同时期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都有所发现，器形与花边装饰共性较强的主要是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因此推断，二里头文化花边口圆腹罐的来源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二里头文化的人们并非全盘照搬西北地区的同类器物的作风，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又进行了创新。从这一种器物进行的考察，强化了我们之前的认识，即二里头文化早期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接受和吸收，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这种源自西北地区的特色鲜明的陶器因素传入中原并发扬光大，是黄土高原地带远古文化参与中国文明形成的诸多例证之一。从一种器物的空间移动看文化乃至人群之间的交往融合，也是窥探中国古代文明演进道路轨迹的一道缝隙吧。研究生白梅按照我的思路，搜集资料、分类排比，爬梳整理，取得了重要的认识和收获。

总之，自我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开始的科技与考古相结合，以陶器、产地、工艺为重点，围绕二里头文化所作的初步探索，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志趣和方向。自登封南洼遗址发掘开始，我对二里头文化的后续研究，既充实了我的知识储备，提升了我的认识水平，也大大补充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存在的欠缺，十多年来累积起来的文字体量，也使得这本书勉强得以成形。正如前面所交待的，本书的部分章节是十几年前的文字，部分章节是七八年前写成的，就连最近的部分也都放置了三四年了。当我再次翻检这些陈旧的文字、尝试补入新资料并梳理最新的研究成果时，才发现自己和二里头文化有了相当的疏离！然而，主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本书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为了给自己、给关心我的师友，也给我所服务的机构有个交待，我必须将零散的文字整合成书。在规定的时限内，我尽最大的努力，把各个章节作一次全面整理，补充了部分新资料，吸收了部分新成果，并在责任编辑的帮助下，把所有的文字通改了四遍，把所有的插图和表格通检了三遍，该重新绘制、重新扫描和补充修改的图，都作了处理。遗憾的是，还有些田野考古新资料来不及消化，有些新出研究观点也无法纳入思考。不足和缺憾，在所难免。把自己都还不甚满意的文稿匆匆付梓，实在愧对读者。因此，我恭候读者和师友批评，再进行后续的补正探索^[1]。

朱君孝

2020年1月

[1] 第三章和第二章第二三节、第四章第一节主要成果基于以下研究课题：
1.郑州大学校内培育基金“登封南洼遗址多学科考古研究”；
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子项目“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1500年经济技术与文明演进”课题之一；
3.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二里头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研究”（2008年度）；
4.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院“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制陶工艺研究”。
项目主持人均为朱君孝，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为：张继华（郑州大学），贾宾（郑州大学、海南省博物馆，第三章第一、二、五节共同作者），崔宗亮（郑州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第三章第六节共同作者），贾耀祺（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三章第一节共同作者），吴倩（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研究人员有韩国河、赵维娟（郑州大学），王增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鲁晓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