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君孝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博士生，也是我迄今为止培养的年龄最大的研究生。他为人稳重，学习认真，特别善于思考，经常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深受老师的喜爱、同学的尊重，是老师的朋友，也是研究生的带头大哥。
朱君孝的学术优点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科技考古学方法的建立。他的最初设想经我归纳、完善，业已形成既不同于社会科学，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方法。该方法已在多个场合作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人无完人。朱君孝也有缺点，且是十分明显的缺点，就是做事慢三拍。这一缺点特别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上。那时，我尚无指导考古学背景博士生的经验，先后建议了几个课题让他尝试，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城墙建筑工艺，皆半途而废。
天无绝人之路，他最终将其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基于考古器型和遗迹现象分析，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探讨其与周边遗址间的关系，即主动影响，抑或被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三期之前，皆为二里头文化对外主动影响，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内二里头文化因素为绝对主导，偶见的外来因素或昙花一现，或被改造吸收；其周边地区甚至较为偏远地区皆普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然而自四期始，其文化性质发生了突变，并由主动影响变为被动影响，其表征为二里头遗址内显现商文化等因素。与此同时，其周边地区几乎不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这一结果似乎暗示，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应位于三、四期转变处。科技分析指出，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的出土陶器，虽取样数量有限，仍可隐现其产地的差异。检索前人发表的数据，不难意识到，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同样具有三、四期分界的特征。而令人意外的是，二里头的1959—1978年的发掘报告指出，经鉴定的17件三期出土石斧，9件的材质是蚀变辉绿岩，5件是蚀变安山岩，而四期经鉴定的31件石斧，17件为蚀变安山岩，其余为蚀变辉长岩和蚀变安长岩等，唯不见三期出土最多的蚀变辉绿岩。由此可见，众多证据皆揭示，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之间是一条显著的分界线。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合理的解释为，二里头遗址三至四期，政权发生了变更，即由夏王朝沦为商王朝。
不难认识到，朱君孝的博士学位论文，无论分析思路，抑或研究结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还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不久，我就建议他将其博士学位论文整理润色后出版，然而，本来做事就慢三拍的他成为高校教师后，教学、科研加上行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他似乎无视我的建议，十多年来毫无动静，其实不然，他暗地里争分夺秒，反复思考、不断充实，终于完成书稿，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朱君孝第一时间将出版的喜讯告知我，同时希望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并迅速录下上述文字，聊以为序。原本完成一件事情，作为古稀年龄之人，应有心情轻松之感。然而，这次完稿后，我却丝毫不觉轻松，总觉意犹未尽。思考再三，方意识到是碳十四数据“作祟”。
具体说来，既然朱君孝分析的多重证据皆明示或暗示，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之间有一条显著的分界线，即夏商分界线，那么，这一分界线应该与碳十四测年的结论相一致。
不难认识到，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三组，而与二里头遗址四期相关的仅两组。第一组测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之前，其具体数据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介于1900BC—1500BC之间。郑州商城的两个年代数据分别为1635BC—1425BC与1618BC—1417BC。据此，仇士华先生曾特别指出：二里头四期有可能已进入商代。
第二组数据源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一期为1565BC—1465BC，“工程”结束后，再测的数据为1525BC—1490BC，而二里头遗址四期的碳十四年代为1560BC—1520BC。虽然二里头遗址四期与商代早期基本并存，但考古、历史学界很多人恐怕难以接受二里头四期已被早商政权统治的事实。
显然，考古遗存分析所得的研究结论与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沉思良久，陡然意识到，问题应该源自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碳十四测年方法上。众所周知，碳十四测年方法的问世导致了考古学的革命，它所提供的定量年代信息，似乎比考古地层学反映的定性年代关系更为有效。然而，其引起误差的多种因素常常使人困惑，许多考古学家，包括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先生都曾对一些碳十四数据表示过质疑，而长期以来，始终罕见探讨降低碳十四测年误差的论文，就连我这个外行人都感到必须认真解决的树轮校正误差问题至今仍无人问津，更不要说碳十四从大气扩散至各种交换物质的速率和均匀性问题。基于这一现实，我以为，不宜将碳十四测年数据视为考古年代的圭臬，而应作为证据链的组成之一，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其他诸多证据综合分析，始可望获得相对合理的结论。与此同时，重视碳十四测年的误差分析，尽快考虑适合于我国不同地区的树轮校正问题。无疑，它需要长期的探讨和积累，但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着它的肇始。
综上所述，朱君孝这本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作品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结合探讨考古学及历史学问题的理想例证，其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方法更值得借鉴。不仅如此，由该著作引起的碳十四测年可靠性的反思，或许最值得考古界关注。无论如何，我由衷祝贺这本著作的出版。
王昌燧
2019年11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