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如前所述“鬼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了“鬼小说”的文言小说将会在小说舞台上逊色许多。纵观“鬼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它的演进之迹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明代小说家所处的时代位置，使他们对“鬼小说”的发展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他们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也并非盲目的“继承”，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前代“鬼小说”进行总结之后的主动选择。在“鬼小说”中，明代小说家寄寓了对社会、人生以及道德、功名等多方面的思考，同时又以离奇幻化的描写带给人们极大的审美感受。因此，明代“鬼小说”的创作并没有走向萎缩，根据陈大康先生统计：“明代文言小说计有694种，为历朝最多者，其数量较多的各朝依序排列如下：清594种，宋361种，唐184种。”[28]在将近七百种文言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鬼小说”。面对如此庞大的存在，学术界竟然长期采取忽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限制。
众所周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格局。鲁迅对明代小说的介绍“重白话，轻文言”的倾向也对后代小说研究影响深远。他对明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之定性为唐人传奇与清代《聊斋志异》两大文言小说高峰的过度和中介。[29]之后的文言小说研究，在看待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时大多持类似的观点，甚至连“重白话、轻文言”的态度也继承下来，可谓严守秬镬而不越鲁迅藩篱。[30]
一部好的小说，很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旧”的，只有那百分之一的“新”体现出了作品的创造与价值。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明代“鬼小说”的认识恰恰就只看到了“旧”而忽视了“新”，认为那百分之一实在微不足道。而在面对“旧”的问题时，往往只看到作品是对旧样式的重复，没有人试图去理解这些“旧”的存在价值。造成的后果便是对明代“鬼小说”创新的忽视，以及对明代“鬼小说”延续“旧模式”的不理解。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目前明代“鬼小说”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如小说史那样的介绍和评判，而是对小说作品的理解和说明。
所以本书一方面要梳理“鬼小说”的发展脉络，结合明代“鬼小说”的创作实际，综合考察“鬼小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故事类型，摸清它们的流变过程。这样不仅可以弄清楚明代“鬼小说”特征的生成机制，也可以加深对明代文言小说发展背景的认识。另外，对明代“鬼小说”审美目的、艺术特征以及文化内涵进行体统的分析，对“鬼小说”中寄寓的士人情感、心理，以及“鬼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做出合理的把握与理解。
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并不是要书写一部专门的“鬼小说”发展流变史，而是把“鬼小说”视为一个具有整体审美特征的小说类型。作为小说类型，“类型批评尽管以组织结构而非时间顺序为分类原则，注重共时性研究，可实际上却恰恰最需要历史感。这种强调联系、强调比较、强调整体的研究方法，似乎更适合于文学史而不是文学批评。而现代类型学者特别注重类型的延续与变迁，借此窥探一时代文学的发展趋向，更需要历史眼光”。[31]所以，本书以明代为基点对“鬼小说”追本溯源，具体考察“鬼小说”的故事类型、审美作用、艺术特征以及文化品格，透视“鬼小说”的主题意蕴，勾勒出明代“鬼小说”的整体特征。同时，借鉴中西方文艺理论、叙事学、类型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明代“鬼小说”进行综合解读。
具体来讲，本书将依照以下步骤对明代“鬼小说”展开研究：首先，对明代“鬼小说”进行基础性的外部考察，就明代“鬼小说”在整个文言“鬼小说”史上的地位进行定位，指出明代是文言“鬼小说”的“定型期”。其次，就明代小说中的“鬼小说”篇目进行文献学的考察，并就明代“鬼小说”的创作意图及社会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从教化、娱乐、博物、宣泄四个方面对明代“鬼小说”的创作观念进行总体说明。再次，从“故事类型”“艺术特征”“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对明代“鬼小说”进行解读。最后，本书认为明代“鬼小说”具有强烈的借鬼神以干预现实的激情，在创作上以张扬儒家审美理想为最终旨归，虽然由于过分重视教化而在艺术创新上有所局限，但是它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无法抹杀的。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7页。
[3] 桓谭《新论》已佚，此处引文见《文选》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桓谭《新论》。详见萧统编：《文选》卷31，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3页。
[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卷29丙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6] 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凡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7] 黄霖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凡例》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9] [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0] 详见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10页。
[1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卷29丙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
[13]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1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24页。
[15]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16]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17] 徐龙华：《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8] 严明：《文言小说人鬼恋故事基本模式的成因探索》，《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19] 详见钟林斌《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
[20] 详见刘勇强《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21]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2] 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人类心理结构的永恒性；二、宗教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三、叙事结构的固定性；四、创作主体的参与性。详见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第15—18页。
[23] 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原型’。”以上详见荣格《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学和文学》，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24] 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引自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此段话亦见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和文学》，冯川、苏克译，第84页。译文略有不同，不一一指出。
[25] 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和文学》，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26] 段庸生：《古小说中的“溺鬼待替”母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27] 魏崇新、陈毓飞：《中国古代小说的色诱母题》，《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28]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29] 鲁迅只在论述《聊斋志异》时评价明代志怪：“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并说“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认为明代文言小说“抄袭成风”，虽盛行天下，但体例驳杂，成就不高，处在一个向清代文言小说勃兴的过渡阶段。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46—147页。
[30] 齐裕焜先生认为“明中叶以来，志怪小说继承六朝以来志怪小说的传统与创作手法，以写鬼神、怪异为主，但篇幅简短，描写粗略，虽亦不乏佳作，但既不如它之前的《夷坚志》，也不如它之后的《阅微草堂笔记》。明代志怪小说承上启下，是个过渡性的阶段，为清代志怪小说的繁荣作了准备”，所以“总体来说成就不高”。侯忠义、刘世林两先生也认为：“明代志怪小说，数量不少，成就不高。它既无唐宋时期《夷坚志》那样的典型作品，也无清代《阅微草堂笔记》那样的代表小说，并且达不到同时代传奇小说的水平。至于与明代的白话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无法争胜。”以上详见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31] 陈平原：《小说类型研究概论》，《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