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言“鬼小说”的研究现状
“鬼小说”是文言小说中最常见的一个小说类型，对它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兴起。从时间上看，研究中心集中在明代以前，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鬼小说”的研究；从研究视角上看，大都聚焦在情感题材，对这一题材的起因流变、文化内涵的分析揭示颇有真知灼见。不过，很少有研究对“鬼小说”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观照，更少有对其叙事模式、美学特征等进行细致的探索。总体说来，“鬼小说”的研究虽然“热闹”，但研究视野始终狭窄。
一 “鬼小说”的文学史和文献学研究
文学史研究有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侯忠义与刘世林合著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以及苗壮的《笔记小说史》等。受制于文学史体例，这些研究只对明代“鬼小说”进行概括性说明，缺乏细致精审的个案研究。文献学研究有袁行霈与侯忠义合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薛洪勣与王汝梅主编的《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以及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值得一提的是陈国军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这部著作对明代文言小说的整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我们的研究得以展开的文献学基础。
在诸多文学史和文献学的研究中，陈国军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明代志怪传奇的专书。作者以历时演变为线索，辅以文体学、叙事学和主题学的考察，综合地梳理和分析了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总体成就，对重要作品做了非常深入的解读。除此之外，乔光辉的《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对“剪灯”系列小说中有关“鬼”的篇目进行的分析也对“鬼小说”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虽然文学史和文献学的研究可以从最基础的层面勾勒出“鬼小说”的基本面目，但是“鬼小说”始终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鬼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独特特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明代“鬼小说”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依然隐而不彰。
二 “鬼小说”的文化学研究
“鬼”是文化学上的重要内容，“所谓的鬼文化研究，就是对有关鬼的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17]这类研究往往从远古神话开始，探讨鬼神崇拜文化根源、人们对灵魂的观念、对鬼恐惧的心态，以及招魂术、招鬼术的巫术、祭鬼、驱鬼的仪式等文化现象。甚至还对中国特有的城隍、阎王、骷髅、变婆、鬼节等文化现象进行探本溯源式的考证，充实了中国鬼文化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徐龙华《中国鬼文化》以及《中国鬼文化大辞典》。
对古代“鬼文化”的探索为“鬼小说”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一时间，从文化学的视角对“鬼小说”进行观照成为了新学术“增长点”。例如严明的《文言小说人鬼恋故事基本模式的成因探索》，该文认为“男人+女鬼”配对模式源于古老的阴阳观中的阳精崇拜，“其后在传统观念及男性心理的影响下成为了文言小说创作中的某类定式，而这种定式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18]类似的还有洪鹭梅的《人鬼恋故事的文化思考》、杨军《魏晋六朝志怪中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解读》等，这些文章都是通过对人鬼恋题材相关鬼文化的生成机制、环境影响的分析，揭示出了隐藏在人鬼恋故事中的文化内涵。
随着“鬼小说”文化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研究视角进一步分化，显示出细致化的趋势。比如，宗教文化的角度，钟林斌《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一文就是以此为视角考察“鬼小说”的创作，他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思想背景，尤其是佛教思想是志怪小说产生怪诞风格的最重要原因。[19]又如刘勇强的《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则是通过分析因果报应思想在古代小说中的宗教观念、思维方式及与前两者相关的形象构成三个层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该文又指出宗教意识、现实规律和叙述逻辑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以及因果报应思想造成的谐谑化、柔性化风格。[20]还有孙芳芳的《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人鬼恋小说的影响》，该文也是从道教思想层面对人鬼恋小说的生成、特征进行探索，说明道家思想之于人鬼恋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吴光正的专著《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则系统地以宗教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出现的高僧与美女、因果报应、下凡历劫、悟道成仙、成仙考验、济世降妖、承祧继产、人妖之恋、人鬼之恋、猿猴抢婚、感生与异貌共十一个宗教故事类型。并且“试图追溯其原型，梳理其发展演变，并在文化学、叙事学层面加以细致考察”。[21]从中发现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宗教故事中的表现。[22]
文化学的引入带给“鬼小说”研究新的机遇，学者们可以透过文化这面镜子反射出小说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鬼小说”研究真正的开端便是从文化学被引入小说研究这一刻开始的，其理论上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仍然对“鬼小说”研究起着理论指导作用。
三 “鬼小说”的母题研究
如果说文化学研究属于一种从外部观照小说的方法的话，那么小说母题研究则相对内化。所谓小说母题是在荣格原型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荣格在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原型”这一概念，用来指称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23]他认为：“原始意象或是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他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凡是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24]为了证明原型的存在，荣格提出了神话母题的概念，认为神话母题在文学艺术中不断地出现，恰好证明了原型的存在。最终他说：“它（原型）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25]
这种观点引入到“鬼小说”研究领域便出现了大量的母题研究。例如，段庸生在《古小说中的“溺鬼待替”母题》一文就对“讨替鬼”故事进行分析。该文认为“古小说中‘溺鬼待替’母题是有许多‘他故事’的情节元素流入而逐步汇集，诸如，放生的元素、果报的元素、履约的元素等，这些情节元素共同形成‘溺鬼待替’母题后，反过来又影响‘他故事’的叙事”。[26]在魏崇新、陈毓飞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色诱母题》中，文章分析了色诱母题“美女引诱男性”的叙事结构特点，认为母题寓于了“女色害人”的主题思想，同时 “折射出男性对女性持有的双重心态——既梦想占有又心存畏惧，既爱又怕，美女成为男性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芋。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传统社会中男性复杂的性爱心理”。[27]
小说母题研究与文化学研究一样，带给“鬼小说”研究以勃勃生机的活力。学者们通过对母题的分析，透析出蕴含在小说中的心理，进而揭示出这种心理的运行机制以及对小说的影响。小说母体研究基本摆脱了小说形式、小说流变等问题的限制，将古往今来的小说共冶于一炉，对一些以往未曾被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给出了崭新的答案，于“鬼小说”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四 “鬼小说”题材类型研究
相比文化学和原型理论研究，类型学的研究更加综合。类型学研究有意识地把“鬼小说”视为一个“整体”，从叙事学、美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解读、梳理，勾勒流变过程，揭示艺术特征，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例如，唐瑛在《宋代文言小说异类姻缘研究》中对人鬼恋题材的分析，李鹏飞在《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第二章中对唐代遭遇鬼神类型的分析研究，张桂琴在《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研究》中对离魂、艳遇、果报、游冥等情节范型的分析。这些对“鬼小说”的类型研究虽然初具规模，但囿于研究视野，还是未能全面展开。
五 明代“鬼小说”研究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学、宗教学、原型批评、母题研究等理论纷纷进入研究者视野。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特征使学术界对“鬼小说”的研究早已超越了文学、美学、哲学、思想文化领域的范畴，一种更宽广、更深刻的研究视角的确立为“鬼小说”研究注入了活力。相关论文不断涌现，研究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鬼小说”研究中依然存在的不足。从文化学研究来看，它通过各个文化层面的视角去反观“鬼小说”创作，却无法动态地反映出“鬼小说”的整体发展特征，特别是小说创作主体的心理依然是研究的盲区；从原型理论看，它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没有办法聚焦于“鬼小说”。此外，原型理论是一种共时性研究，使得它无法说明“鬼小说”的流变特征；从类型研究来看，虽然视小说为一个整体，但是由于研究尚不深入，对“鬼小说”这一类型还没有专门的论述，而且学者分类的标准也不统一，使得类似《太平广记》分类的弊端依然存在。
综上所述，目前“鬼小说”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把“鬼小说”视为一个整体。使得“鬼小说”研究总是局限在某几个题材中，显得分散且不成系统。而且对“鬼小说”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明代以前或明代以后，对明代“鬼小说”重视不够，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因此，对明代“鬼小说”研究有待我们去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