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鬼小说”的创作实绩

前文述及，明代“鬼小说”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作品数量多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它能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丰富，有资可循。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麻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鬼小说”数量众多，一时无法穷尽。第二是“鬼小说”作品的流布问题。为了便于说明明代“鬼小说”的创作情况，本书依据的“鬼小说”概念并结合学术界对文言小说集的分类研究成果，从两个方面对明代“鬼小说”的创作实绩进行总体说明。需要说明的是，本节对“鬼小说”作者和小说集的介绍，主要依据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朱一云《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小说数目，文中不一一注明。

一 志怪传奇小说集中的“鬼小说”

明代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相较于其他小说集数量并不太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所谓“剪灯系列”小说。“剪灯系列”中第一部重要的作品是《剪灯新话》，作者瞿佑，字宗吉，号存宅，原籍南京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后移家钱塘（今杭州）。瞿佑少有文名，曾得到当时文坛名宿杨维桢、凌云翰等前辈的赏识，著有《集览镌误》《乐全集》《香台集》《归田诗话》等。

《剪灯新话》，《百川书志》辑录为小史类著作，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一篇，今传明代成化刻本、清乾隆刻本、同治刻本均为两卷，已非全帙。书前作者自序作于洪武十一年（1378），末序作于洪武三十年（1397），由此可推书成后二十年才梓行于世。瞿佑生逢乱世，由元入明的经历使他对社会战乱、黑暗现实感触颇深，所述故事于神怪、荒诞之中时有不满情怀流露，对奸臣、为富不仁者多有讽刺和抨击。书中所述爱情故事又描写细腻，笔墨洁净，富有文采，寄寓了作者的同情或欣赏之情。其艺术成就虽不如唐人传奇，但诗文相间、骈散并陈的写法，对明代文言小说影响深远，之后形成的“剪灯”系列小说基本都沿用此种手法，形成了“诗文小说”的格局。

接踵《剪灯新话》的是《剪灯余话》，作者李昌祺，本名祯，字昌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入翰林院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官至河南布政使，为官肃整，颇有政声。《剪灯余话》是受到《剪灯新话》影响的模仿之作，共五卷二十二篇，依据作者自序，此书写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前后。书中所写灵怪、幽冥诸篇，能借古人之口议论时事，具有“寓言”性质，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书中爱情故事成就也较高，作者赞赏男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行为，肯定了人性，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诗词的加入使得小说格调高雅，不过有些篇目过多地抄入连篇累牍的集句、引诗，割裂故事情节，反生枯燥之感。

此外还有《效颦集》，作者赵弼，字辅之，号雪航，重庆南平（今巴县）人，永乐初任翰林院儒学教谕，宣德初年前后任汉阳县教谕。作者后序说他是模仿洪迈和瞿佑之作，以东施自况，故名“效颦”，全书三卷二十五篇。书中卷上基本记录历史志士和明初奇士言行，大体为纪实之文；后两卷多记幽冥鬼神、阴德报应之事，作者把历史人物置于仙界、阴间，对他们生前行为进行评定。虽然削弱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但议论之中却寄寓了作者心忧天下、伸张正义的襟怀。整部作品文笔滞重，不求变化，与瞿佑文采华艳的小说风格有云泥之别，倒是与洪迈极为相似。

表一 明初期志怪传奇小说集收录“鬼小说”一览表

明代中期有“苏州作家群”的作品，主要有：《志怪录》，作者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1429）举人，后屡试不第。曾官兴宁知县、应天府通判等。祝允明为人放荡不羁，诗文多奇气，尤以书法见长，有文集《怀星堂集》等。《志怪录》，五卷，书中记录大多为“怪诞不经之事”，但很少说教，主要是把现实中某些事物加以幻化再现，以作谈资。除去为数不多的几篇，全书语言朴实有余，少文采，情节简练，缺乏细节描写，但毕竟作者能文，这些作品语言流畅，是明代中期“鬼小说”典型代表。

《西樵野记》，作者侯甸，生平不详，根据作者嘉靖庚子（1540）自跋，知其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号西樵山人，为祝允明、都穆门人，大约生活在嘉靖年前后。《西樵野记》现存明抄本，十卷，书中所记故事多为怪诞之谈，与祝允明《志怪录》风格大体相似，且内容多有重复，笔力较祝允明为下。

《庚巳编》，作者陆粲，字子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官工科给事中。陆粲少有文名，《庚巳编》全书十卷，或记神仙鬼怪，或记民间故事，或记偶然事件，大多带有奇幻色彩。写作目的不外乎神道设教、劝善惩恶，文字简洁，行文流畅，不乏描写优美的篇章，例如《洞箫记》一篇，文辞靡丽、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爱情以及财富的向往。

《冶城客论》，作者陆采，字子玄，号天池，长洲人。南京国子监就学二十年，屡试不第。陆采有志用世，以天下事为己任，为人豪放，广交天下名士。陆采少有文名，以岳父都穆为师，与兄陆焕、陆粲时人称为“三凤”。著有文集《天池山人小稿》、戏曲《明珠记》、改编《南西厢记》等。《冶城客论》长期只有抄本流行，已有散佚，今仅存一卷九十一篇。陆采尤好当朝故实，多所收集，其中不乏当时鬼怪神奇之事，文辞较佳。一些鬼怪故事描写摇曳有致，在明代说部中属上乘之作。

表二 明中期志怪传奇小说集收录“鬼小说”一览表

“鬼小说”创作进入中晚明时期出现了以下几部重要的作品集。

《耳谈》，作者王同轨，字行父，黄冈（今湖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为嘉靖、万历年人。据李维桢《王行父集序》《耳谈序》以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知其出身小官僚家庭，幼习举业，蹭蹬场屋，仕途不顺，约嘉靖、万历年间以贡生除江宁知县。《耳谈》是作者任江宁知县时与四方学人士夫闲谈议论奇幻鬼怪之事后的记录，书中每条后必记出处，以示征信。全书十五卷，后作者增订重新编辑为《耳谈类增》五十四卷。共分二十三类，所记自正德至万历年间奇幻之事，多为市井传闻，所表现社会空间也以市民阶层为主，故事曲折，离奇异常，一些篇目于人物形象塑造亦鲜明生动。书中重生、冥定、神、鬼、幻柱、冤赏等分类中多录有“鬼小说”。

《湖海搜奇》《挥麈新谭》《白醉琐言》《说圃识余》《漱石闲谈》，此五种均属于《王氏杂记》，作者王兆云，字元桢，麻城（今湖北）人。生卒生平均不详，大约生活在万历年间前后。此五种书内容大多记录社会怪异故事，或反映社会问题，或推销宗教，或仅为猎奇，描写简练，情节简单，为同时期说部中下之作。

《狯园》，作者钱希言，字简栖，江苏常熟人，后迁苏州。生卒年难以确考。钱希言博览群书，与王百谷、汤显祖、屠隆友善，一生不仕，以布衣驰名文坛。《狯园》十六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付刊，分为仙幻、释异、影响、报缘、冥迹、灵祗、淫祀、奇鬼、妖孽、瑰闻，共六百三十二则。此书内容虽然驳杂，但叙事整洁可观，不少故事富有文采，实属明晚期说部中上乘之作。书中报缘、冥迹、奇鬼类中多录有“鬼小说”。

《燕山丛录》，作者徐昌祚，子伯昌，江苏常熟人。生卒生平不详。此书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根据作者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征州县志书，遂采集成书，二十二卷。此书除去奇异鬼神之事，还记有时代掌故，明器事物，末附长安里语，以多失本音本字不足以资考证。因作者只为记录，故书中小说文笔简练，描写简单，情节只存梗概。

《涌幢小品》，作者朱国祯，字文宁，号虬庵居士，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魏忠贤柄权时，朱国祯佐叶向高多有调护，及叶向高罢去，朱国祯为首辅，累加太子太保，为魏党李蕃所劾，遂引疾去。卒于崇祯五年（1632），谥文肃。《涌幢小品》三十二卷，作者深慕洪迈，故是书与《容斋随笔》相类，内容庞杂，融小说故事、历史事件以及考据辩证于一炉。书中所录小说基本反映出明代士人的儒家传统观念，以劝善惩恶为主旨的作品大多内容健康、清新可读，具有教育意义。

《轮回醒世》，也闲居士撰，十八卷，每卷一类，计有廉慈贪酷、嗣息配偶鳏寡孤独、慷慨悭吝、悲欢离合、侠豪卑污、贞淫、贵贱富贫、公平刻剥成败勤惰、救援盗拐、人伦顺逆、嫡妾继庶、施济吞谋、智愚寿夭、忠奸、矜骄奉承、屠杀生全、妖魔、伢行衙役等。每类收录故事不等，总共一百八十三篇。篇目下注明年代，自汉至明，除忠奸部多为历史人物外，绝大部分为明事，计有一百二十三篇，仅万历一朝就达五十三篇之多。其中除妖魔部写怪异外，余下多为现实社会生活题材，如官吏昏聩、贪婪腐朽、豪强横行乡里、草菅人命，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等，全书各篇皆以轮回作结，阎罗王点出两世因果报应，不免千篇一律。不过全书用浅近文言写成，杂以俗语、谚语，文笔生动流畅，有些人物刻画精彩，为明代说部中较出色之作。

表三 明中晚期志怪传奇小说集收录“鬼小说”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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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笔记小说集中的“鬼小说”

从明代收录有“鬼小说”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看，明代“鬼小说”的创作规模巨大。但是这只是较为集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鬼小说”散见于明人的笔记小说集中。这部分作品数量多，内容庞杂。为了完整地说明明代笔记小说集中的“鬼小说”创作情况，本书通过下表做一直观的介绍。

表四 明代笔记小说集收录“鬼小说”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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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鬼小说”创作基本特征及问题

通过上文介绍，明代“鬼小说”的创作格局基本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其一，明代“鬼小说”数量多，分布广泛，但并不集中，特别是明代并没有出现一部有关“鬼”的专门小说集。这是因为明代对“鬼小说”这一小说类型没有清晰的认识，上文已经论及。但明代“鬼小说”创作繁荣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并不会因为作品分散就断定创作进入所谓的低谷，更不会因此而忽视数量如此之大的创作现实。那么对明代“鬼小说”创作繁荣的解释，单用小说观念的发展来回答显然已不够完善。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就必须结合小说以外的文化、社会、思想等问题综合考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考查，对明代“鬼小说”的创作特征才能有更为客观而准确的认知。

其二，从时间上看，明代“鬼小说”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走向真正的繁荣。虽然明初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这样的优秀之作，但是在正统至成化年间，“鬼小说”出现了一个沉寂时期，直到弘治年间才开始复苏并走向繁荣。这个沉寂期刚好把明代“鬼小说”从小说文体上划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所谓的传奇小说为主，无疑第二阶段以志怪小说为主，第二阶段是明代“鬼小说”的主要阶段。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志怪小说为何受到了“鬼小说”作者的青睐？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不如人意，诸如传奇志怪的融合，小说创作上的复古，创作环境的改变等等，都言之有理但又都所言偏颇。本书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回归到小说创作的内在机制中，也就是说创作主体是其发生变化的最终因素。那么影响创作主体发生改变的条件是什么，就成为了本文着重考虑的问题。

其三，明代“鬼小说”的作者身份基本属于士大夫阶层，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大夫的中高阶层。与白话小说的作者相比就显得尤为突出，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白话小说作者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白话小说来源于“话本”以及世代累积型的创作特征使得白话小说的作者带有更多的下层民间色彩，对此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鬼小说”作者身上的民间色彩显然要淡得多。那么我们考察“鬼小说”作者的时候，就得明确他们除去是小说家的身份外还应该是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政府官员。作者双层的身份带给“鬼小说”的影响是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部分，特别是官员的身份对“鬼小说”的创作起到的影响，对此问题的考察将是本书的又一任务。

其四，从作者的籍贯看，多数作者为南方人，这说明明代“鬼小说”的创作从地域看集中在南方，更准确地说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文化发达城市。从明代的文化分布区域看，“鬼小说”作者的区域分布完全符合明代文化分布的整体特征。从南方地理文化的特征来说明“鬼小说”的兴盛显然具有说服力，一般认为“南方则降水丰富，河流纵横，因而衣食不匮。”故南方人有余裕关注审美和情欲。生态上南方潮湿炎热，疾疫多发，且受虫蛇虎豹侵袭，人寿短促，因而生民期望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消弭灾害，故“重巫鬼”，沉迷于冥思玄想，是浪漫主义的温床。^[10]南方地区的文化形态，社会风尚变化，乃至地理气候环境都会间接地影响到小说创作。不过这样的认识也有缺陷，就是太过于笼统，用南方文化这个本身就极为宽泛的概念去考察“鬼小说”的创作地域特征，虽然地域范围可以涵盖但却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细节。这是因为“南方”本来就地域广泛，它所包含的文化形态也绝非用南方二字可言尽。笼统言之尚可，可一旦涉及具体的文化形态时，这样的表述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所以从地域文化考察“鬼小说”的创作不应该使用宏观的视角，代之以一种微观的研究视角成为了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只能对“鬼小说”创作特征有一个大体的认识，这个认识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其中很多细节有待我们去澄清。对这些未尽问题的探索反过来将更新我们的整体认识，“鬼小说”的研究也就在这样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得到一步步的拓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