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代“鬼小说”概说
第一节 明代“鬼小说”的历史流变
“鬼小说”的发展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有关“鬼”的文字记载。但这些记载并不是“鬼小说”，它只是包含孕育了“鬼小说”的一些因素。这些记载所蕴含的奇幻因素，所寄寓的情感对后代“鬼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可以说“鬼小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形态。据此，明代及以前“鬼小说”的历史流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先秦时期）、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变期（唐宋时期）、定型期（明代）。
一 萌芽期
“鬼小说”的出现要晚于传统的诗歌、散文，但是它的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得益于先秦时期发达的鬼神观念和成熟的子、史著作书写。在商代浓重的“巫官文化”中，国家一些重大事件都要经过巫的占卜以得到“鬼神”的启示和护佑。《礼记·表记》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因此现存最早有关“鬼”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商代向“鬼”问卜的甲骨文字。在这种与“鬼”交流的模式中，古人会把一些自然界中的离奇现象看作是“鬼”带来的某种征兆，这从后代的卜筮之书中可见一斑。《周易·睽卦》云：“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壶。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1]按照字面意思来看，这则爻辞讲的是：一个人在外打猎，看见路上有猪，又见到装着鬼的一辆车也在路上行走，这个人先举起了弓箭，后来又放下。继续向前走，碰到了大雨，结果是很吉利的。虽然爻辞意思古奥，但把“鬼”同猪、大雨一起看作是“吉利”的预兆倒是可以肯定的。
随着周代“礼乐文明”理性思维的兴起，商代祭祀“鬼神”、祈求得到启示的思维不再具有观念上的统治地位，但它依旧保留下来并沉淀到人们的心中，那些求神问卜的文字记载也逐渐演化为先秦时期子、史著作中的“鬼”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理性思维让“鬼”身上的神性逐渐消退，“鬼”并不代天言事，而是作为人类灵魂的一种延续形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关系。记录“鬼”故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得启示，而是为了对现实社会产生能动的作用。例如《墨子》中叙述的杜伯鬼魂复仇的故事，就是为了说明墨子“明鬼”的主张，是为统治阶层提供一种治理国家手段；而《左传》中记载的“鬼”报故事也都寄寓了作者对暴行或善行的褒贬态度。此时的“鬼小说”都带有“意在言外”的特征，它们只是作者表达观点的手段和工具，并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的小说文体而进行的主动创作。但毕竟此时的“鬼”故事结构完整，对人物形象、语言也都有初步刻画和描写。故而，论及“鬼小说”的产生，先秦时期的这些“鬼故事”始终无法忽略。
二 发展期
魏晋南北朝是“鬼小说”的发展期，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鬼小说”乘着这股志怪之风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佛教浸润下“鬼小说”的形态得到了极大地扩充，后代“鬼小说”的基本形态都是此时确立起来的，一些重要的情节、题材包括艺术手法也都在此时出现。
这一时期现存较早的一篇“鬼小说”是《蒋济亡儿》（现本《搜神记》收录），旧题为曹丕《列异传》所录。整篇作品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叙事历历可观，人物形象也很鲜明，是“鬼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作品。在干宝的《搜神记》中收录了很多篇“鬼小说”，现本《搜神记》卷十五至卷十七所收基本都是“鬼小说”，有五十多篇。这些作品形态各异，题材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了宗教情感、道德伦理、善恶观念、鬼神崇拜等各式印记，是当时人们心理活动的反映，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投影。而干宝创作此书的目的却是“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可知此时期的“鬼小说”创作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反映出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崇信鬼神的浓厚氛围。即使不信“鬼神”的人，受到这股时尚驱使，也难免技痒而为之一试，陶潜《搜神后记》大概就属这种情况。可见佛教在“鬼小说”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鬼小说”中很多艺术构思都是受到佛教思维、观念地刺激而产生的，由此“鬼小说”的形态基本确立，这也为唐宋时期“鬼小说”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转变期
唐代因为传奇小说的“备受瞩目”理所应当地成为“鬼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时的“鬼小说”从“粗陈梗概”发展为“始有意为小说”，正所谓：“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其进化过程是明显的。但如果我们能从更为广阔的时间背景中去观察唐代“鬼小说”的创作，就会发现唐代与宋代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是“鬼小说”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变期。
“鬼小说”所发生的转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首先是在“鬼小说”艺术审美和艺术技巧上的转变。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鬼小说”“粗陈梗概”，它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但“只有骨架而少血肉”却严重限制了“鬼小说”艺术表现力。至唐时，小说“演进之迹甚明”就是针对这一缺陷而做出的转变，所谓“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4]唐代小说家要求“鬼小说”要有一种“及怪及戏”的“味道”。具体来说，“鬼小说”不光是要结构完整，还要有生动的情节，细致的人物性格描写、细节描写、语言描写。正如沈既济在《任氏传》中说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析风态而已”，小说家借助“鬼小说”对人物事件的铺陈寄托情感，表达观念，反映社会人生，从中获得审美的快感。例如，《太平广记》著录的“郑德懋”“裴徽”“李陶”“崔咸”等有关人鬼恋题材的“鬼小说”，对环境、细节、心理、语言的刻画描写极尽能事，由此塑造出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在小说艺术上代表着唐代“鬼小说”的最高成就。
宋代“鬼小说”承袭唐代余续，《五朝小说》中的《宋人百家小说》桃源居士序说宋代“鬼小说”与唐代相比“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余”，要求小说要在朴素中见出丽泽，平淡中见出浓郁，“即用普普通通的平易语言去表现普普通通的朴实情感，不事藻饰，不求工丽，没有奇兀，没有腾挪，没有轰轰烈烈”。[5]例如，《青琐高议》中的《越娘记》《远烟记》，《夷坚志》中的《满少卿》《太原意娘》，《睽车志》中的《李通判女》等“鬼小说”，笔调虽不及唐人宛转浓艳，但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心理描写迂徐有致，极具美感。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唐宋时期“演进之迹甚明”的“鬼小说”题材主要集中于爱情婚恋，而其他题材的创作依然沿袭传统的艺术手法，“鬼小说”尚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全面演进的格局。
其次是在“鬼小说”审美目的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鬼小说”的创作动力大多源自于小说家对佛教的信仰，这时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释氏辅教”的色彩。至唐代段成式虽然提出了“滋味”说，“表明他把小说的审美性当作小说的根本品行，表明他的小说价值观已从功利价值观转向审美价值观”，[6]但是在“鬼小说”的创作实践中还是有很多作品扮演着佛教宣传者的角色。加之儒家道德教化语境不断强化，小说功利价值观始终无法被取代。。
至宋代，因为整体文化内向性的转变，引发了重理性、重现实的思维趋势。同时国家内部党争不断，外部又饱受北方游牧民族欺凌，所以造就了宋代士大夫崇真实，具有忧患意识的理性思维。无形中制约了“鬼小说”虚构幻想的审美特征，功利性的价值观再次被提了出来加以强调，只不过这次更多地体现在儒家思想身上。
翻开宋代小说集，“补史阙”“助名教”的论调成为小说家的“共识”，例如：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序》中认为小说要“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补于世”和足备“史官采摭”，对那些“神怪茫昧，肆为诡诞”的作品大加排斥。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也对那些“神仙方技秘怪之事”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诡诞不经，无补世教”。[7]
于是宋代“鬼小说”又出现了另一种形态：作品不事藻绘，情节简单，语言通俗易懂，故事中寓于儒家教化，甚至为了突出教化目的而不惜破坏完整的叙事结构。例如，《夷坚志》中的《段宰妾》叙述段宰收留贫贱无归之女做妾，后来妾的“前夫”寻妻杀死了段宰。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骗术”，作者非要让“鬼”参与进来充当“前夫”角色。其编造的痕迹明显，目的就是让这个“鬼故事”蕴含对女色欲望的惩戒。这样的例子在宋代“鬼小说”创作中不胜枚举，预示着“鬼小说”的发展趋势。
四 定型期
在经历了自先秦至宋代“鬼小说”的发展过程，“鬼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两种审美各异的创作倾向：一是以唐代“鬼小说”为代表的“审美”派，一是宋代复兴的传统儒家“功利”派。这两种倾向其实就是“鬼小说”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在当时因缺乏宏观感知的必要条件而不被人所认知，但在明代，对前朝“鬼小说”的感知条件已具备，明人是最先可以感知的一个群体。
从明代“鬼小说”创作实践看，明代小说家对前朝小说创作是经过一番探索和选择的。明初“鬼小说”的创作有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两部重要著作，瞿佑由元入明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明初战争的苦难感受深刻，所以在其作品中男女爱情在战乱的背景下发生，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表现出作者对战争、人生、命运的感慨。虽然瞿佑也谈“鬼小说”的教化功能，但在小说艺术技巧上他却步趋唐人，体现出了瞿佑试图融合上述两种倾向并创造出新型美学风格的努力。[8]
作为瞿佑的“追随者”，李昌祺的创作更是对这种努力的认可与延续。不过“鬼小说”却不幸历经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的弹压和禁毁，主要事件有正统七年（1442）的李时勉奏疏，正统十四年（1449）韩雍乡贤之议以及“玉峰公案”。其中有两件事情都针对瞿佑和李昌祺而来，是尽力刈除两书的影响和对类似小说创作的肃整。[9]经历了这样的政治事件，瞿佑和李昌祺在“鬼小说”创作中所进行的有益探索被迫中断，导致后来宣称“模拟”瞿佑创作的《效颦集》《花影集》诸书未能沿着瞿佑、李昌祺二人开创的新型美学风格上继续前行，转而强化传统大谈教化，对小说艺术上的探索徒有其表，明代“鬼小说”的创作由此彻底转向了宋代“功利性”倾向。
当“鬼小说”自弘治年间重新兴起之时，小说家众口一词地强调“重教化”并在创作中力行实践。明代“鬼小说”从层面都确立了以儒家教化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符合儒家教化标准的“鬼小说”正式定型。直到清代《聊斋志异》出现之前，“鬼小说”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这种稳定的形态。从儒家审美理想看明代“鬼小说”无疑达到了一个顶峰，是“鬼小说”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