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舆论格局的变迁

自古至今，舆论这种社会现象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一方面舆论不断发挥着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生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朝代的更换、制度的变革、技术的进步、民众的觉醒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权者对媒介、言论的控制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舆论在表达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因而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下不同的舆论格局。

当前，随着新闻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升级、成熟和网民数量的迅速增长，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网络进入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但它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规模和强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传播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它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网络游戏、电影、电视、音乐等带来的快乐及网上购物、交易、信息查询等带来的便捷，更重要的是近几年来，诸多社会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都与网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它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领域。网络舆论这种民众自我表达的舆论表达模式，不仅成功干预了现实生活，拓展了公众舆论的空间，而且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新闻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新的舆论格局。

一 舆论格局及相关概念

舆论格局是近几年来兴起的一个热点词汇，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一概念和相关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梳理。

（一）舆论格局界定

格局即“结构和格式”，指事物内在的结构、状态和局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舆论格局是指在舆论的生成、传播过程中各种主要影响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种结构、样式和规模。由于政府、媒体、公众是舆论生成、传播过程中最主要的三方力量，因此，舆论格局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一定时期内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力量构成与关系对比。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传播技术的进步、民众公共事物参与意识的觉醒与提高，网络发展日益成熟。网络舆论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以往政府、传统媒体对舆论一统天下的控制格局，体现了更多的自由、民主、公共色彩，推动了社会舆论格局朝着多元化、融合化方向发展。

（二）媒体格局

所谓“媒体格局”是指媒体间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由于发展上的不平衡，媒体间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一临界点时，各种媒体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就会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媒体结构。[67]媒体格局的变化是技术、市场、制度三股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68]

网络进入中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它带给人们的巨大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传播技术的变革。以互联网的兴起为标志，中国传媒进入到一个媒体更加多元的时代，先是出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争强对立的局面，后发展为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结合、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

媒体是当前信息传播最重要的渠道，也是舆论表达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媒体格局的变化对中国整个舆论格局的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刘云山同志所说“我国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舆论引导格局

引导，带领或带着人向某个目标行动。舆论引导，是指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一般来说，舆论引导是从政府角度出发，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对舆论进行的一种控制和管理。其控制和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对当前社会舆论的评价；二对当前社会舆论及舆论行为的引导；三就某一社会事实制造舆论。因此，舆论引导格局就是指政府在舆论出现后，在应对过程中对媒体的控制力量及结构的组合以及对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模式。它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管理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于民众话语表达与开放的允许程度。在中国，舆论引导作为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动员群众的强有力工具，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舆论引导，简言之“是用观点和事实影响人”，即被引导者能否接受引导者的观点，并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与舆论引导者形成一致。考察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关键是考察舆论主体的观点和意见，能让多少人的思想和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与之产生认同。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又取决于舆论引导主体的传播力、公信力，舆论引导内容的正确性、精准性和舆论引导方法的感染力、表现力，这些合力共同构成了舆论引导力。

二 舆论表达模式的变迁

舆论的产生本身即是一个互动的传播过程：公众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通过公开讨论而形成。舆论本身又是一个反馈系统，是公众对社会各种公共问题，尤其是对政治领域内的各种现象、政策措施效果等的一种意见和态度反馈。因此，在其生成与反馈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开表达（传达）、扩大传播的一个过程。因此，什么样的行为主体与什么样的媒介渠道决定了舆论表达模式及其特点。

（一）谁：是公众还是当权者（媒体）

理论上，毫无疑问，舆论的主体发出者是公众。在中国，舆论最通俗的解释，即老百姓的声音。但古今中外的实际情况却展现出复杂的一面。往往是当权者的声音、大众媒介的声音压过、压制甚至替代了普通民众的声音。而真正民众的声音只能在小范围内小心谨慎的发出，“道路以目”“因言招祸”“文字狱”等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也使很多当事民众往往保持沉默，于是，当局者的声音、当局者所掌控的媒体的声音也就成了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事件发展信息、舆论动态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

（二）媒介：不断寻找发出声音的渠道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始终在寻找着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尤其在出现重大社会变动，涉及天灾人祸、朝政腐败、朝代更替、社会风俗法制改革等重大事件时，中国古代民众总是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意见，同时产生相应的行动表达内心的支持或抗争。

在古代，主要以口头传播、人际传播、简单的媒介传播为主。如歌谣、时谚、绰号、口号、流言；拦轿、击鼓、请愿、示威；利用当局者的下诏求士、百官进谏、集议、吏民上书、采风等措施表达舆论；利用石头、烟火、绘画、书信、揭帖、奏章、文章、辞赋、书信、传抄宣传册子、传单、在墙上写标语等方式进行舆论的表达与传播。

在近现代，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出现掀起了民众表达舆论的激情与狂潮。由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主办的报刊成为民众舆论的重要而有力的载体，也成为与封建阶级、党派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在动乱的战争年代，报纸、广播成为重要的舆论载体。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传统媒体一直实行的是党管理媒体的体制，而媒体作为权力阶层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实质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互联网出现后，“草根媒体”的来临真正实现了民众随时随地在虚拟世界中发表自己的言论。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舆论格局实质是一定时期内，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力量构成与对比。三者力量构成与关系的对比决定了谁的声音发出，谁可以使用、掌握甚至控制媒体，而这直接决定舆论的表达模式，决定和影响了舆论格局的变化与转型。

（三）表达模式：垄断—代言—灌输—自我

通俗地讲，舆论的表达模式即公众通过什么媒介途径表达自己的言论，这一媒介途径是否传播广泛？传播是否顺畅？影响是否广大？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舆论格局的样态。综观中国整个舆论发展史同时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总结以及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等人的“报刊四种理论”，笔者将所出现过的舆论表达模式分为垄断模式、代言模式、灌输模式和自我模式四种。

1.垄断模式

这一模式多出现在实行集权主义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或国家出现紧急状况，如战争等特殊情况中。在这一模式里当权者垄断媒体，对媒体严加管控并实施严格的信息审查制度，人们的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甚至被限制和剥夺，因而这一模式及其所荷载的公众舆论，具有压制性、服从性和“舆论一律”的特点。

在集权主义理论者看来，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战争交战状态），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尽管这一理论本身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被摈弃，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的影响、战争期间的经验、新中国建立的现实所需等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中国新闻体制在初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垄断色彩。

2.代言模式

“代言模式，即通过大众传媒刊播的新闻报道、社论评说等来表达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与愿望。这一模式及其所荷载的公众舆论，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69]近代的上海，民办报刊业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平等与开放的“公共领域”：以报纸为表达媒介、以反映学界现状为开端的新闻报道发展为一股旨在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的强大社会舆论。[70]

从代言模式的特点来看，其强调的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担负起自身的职责与公众给予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等。[71]正是对这种责任的期冀和信任下，公众赋予了报刊代言的权利并通过报刊开展舆论更广更深的传播与表达。因此实质上，“代言模式是一种双向结构的舆论模式，建立在传媒与受众、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但在以政治性报刊作为表达媒介的舆论环境中，这一模式往往又被演化为单向灌输模式”[72]。

3.灌输模式

“灌输模式是指一种由主体外部强行向主体传播信息、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列宁认为，工人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工人运动中只能自发地形成一些工联主义的思想和意识，而不能产生出真正科学的理论，因而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从外面灌输进去。”[73]长期以来，这种灌输模式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的喉舌”定位及过于片面强调传媒尤其是党报的指导功能使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形成了信息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与表达”模式。

灌输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先觉觉后觉”：除了向受众传递各种社会信息之外，还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时政，以期引导受众作出与自己预期相一致的舆论反应。[74]“在灌输模式中，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平等的，但究其实，传媒处于‘移人’‘监督人’，而非‘移于人’‘监督于人’的支配地位，而受众则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成为传媒的宣传、启蒙对象……社会舆论被政治宣传所取代，甚或成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代称。”[75]因此这一模式及其所荷载的公共舆论表现出党派化、工具化、灌输性、单一性、宣教性等特征。这一模式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特点相似，有其特殊的历史形成背景。在施拉姆看来，这一理论是集权主义的变体：大众媒体被作为党和国家的宣传、鼓动、斗争的工具。麦奎尔则认为这种理论下的传媒非常重视文化与资讯，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物，其在社会和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4.自我模式

自我模式即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媒介直接、亲自表达意见，不再授权给传媒人或其他团体、个人。这种表达模式反映的是最原生态、最真实的舆论形态和内容。这一模式其实在舆论形成开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媒介的缺乏或媒介使用权的受限，只能在小范围、同质群体内进行舆论的自我表达。因此，“媒介使用权”及“媒介性质”是公共舆论自我表达模式在社会舆论表达系统中规模大小与强弱的关键因素。

在封建专制时期，公众往往通过歌谣、文章、诗词等方式进行舆论的自我表达。大众传媒的诞生给公众的舆论表达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强大的传播优势。但普通公众的使用权由于受制政治、经济等的因素，实现的范围与广度有限。网络媒体的出现促使了“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普通民众拥有了“自己的媒体”，公众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态度意见、宣泄自己的情感压力。因此，网络舆论的出现与迅速崛起，正是这种舆论自我表达模式的典型体现。

约翰·弥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坚持主张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进而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认为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应控制和压制。提出理性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中，真理总是会得到认可。自由主义坚持个人的重要性以及关于天赋权利的思想，认为宗教、言论和出版自由都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因此，一定程度上舆论表达的自我模式与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有着相当的契合性。

实际上，在现实舆论的传播与表达系统中，舆论的表达模式往往并不是单一存在，它总是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环境变化或多种同时并存，或相互结合存在，形成更多更复杂的表达传播模式，如垄断—灌输模式、代言—灌输模式 代言—自主模式、灌输—自主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结合与变化，形成了舆论格局动态发展的特点，促使舆论格局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调整、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