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舆论与网络舆论

据史料记载，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意指下层百姓的议论。在西周，统治阶级就对舆论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在西方，公共舆论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1762年，法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公共舆论”概念，并对其重要性进行了经典表述：“它（舆论）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2]可见中西方都认识到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滋生土壤还是使得中西方在舆论的理解、发展及研究上存在着一些差异。

一 中西舆论的界定与演变

（一）中国“舆论”概念的界定：对立性——公共性

如上文所述，“舆论”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来源于古代“舆人之论”“舆人之诵”，泛指下层普通百姓们的议论、意见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舆人”居于社会底层，身份低贱。在汉代历史文献中，“舆人”已成为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代名词，与“庶人”“刍荛”等词同义，泛指地位低下的下层劳动人民，具有极强的“民间”色彩，因此舆论往往与“民心”“民意”同义。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中，这种指代和含义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舆论的内容多局限于时政性批评，而且总是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文献中的记载也多是舆论重要性的表述。

晚清现代报业开创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重大变革为舆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留学、流亡生涯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内忧外患的爱国激情促使他们在办报过程中对报刊舆论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中国后来的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的第一篇专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提出了舆论的定义：“舆论者，寻常人所见也。”他这里所指的寻常人是指平民大众。在《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中，梁启超又提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舆论。”“夫舆论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必赖多人；而多人又非威劫势胁以结集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此，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这些观点指出了舆论是多数人自发表达的意见、态度和信念，强调了舆论的公众性和自发性。“这种舆论的观念与西方现代的舆论观已经非常接近，与现代的舆论定义基本相合”。[3]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者意识到了舆论在推动革命运动、取得最终胜利上的重要性，指出“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章士钊：《〈国民日报〉发刊词》）。

无产阶级也意识到舆论的社会价值，提出“人民舆论”的概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认为是“唤醒民众、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同时高度重视舆论引导的作用“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并实行在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的民主与阶级敌人“舆论一律”的专制。可见在革命动乱时期，舆论均表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特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关于舆论的系统研究才正式展开。此时，西方舆论的概念也传入中国，研究者从不同立场和侧重点出发，针对舆论的要素、形成、作用、表现等特征进行概括，形成了舆论的多种界定。为比较清晰地考察舆论界定的变化及其发展轨迹，本文将有代表性的定义罗列如下：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发展产生影响。[4]（孟小平，1988）

舆论是公众的自我声明，是具有统一和非统一的双重性和一定时空形态的公意。[5]（杨张乔，1988）

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6]（刘建明，1988）

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意识趋向。[7]（李广智，1989）

舆论是把少数人除外的社会多数人的意见。[8]（张友渔，1989）

舆论，是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有影响力的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9]（马乾乐等，1991）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上有争议的问题大体相同的言论。[10]（林枫，1992）

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接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大体相近的看法。[11]（甘惜分，1992）

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群众或一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12]（余家宏、宁树藩，1992）

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所做的公开评价。[13]（项德生，1992）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14]（喻国明，1993）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所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5]（陈力丹，1999）

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待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16]（胡钰，2001）

舆论是一种表层意识，它是外在的、表面的、具有漂浮在社会空间的特征。[17]（刘建明，2002）

从以上这些定义中可以发现，舆论主体从“舆人”扩大到“社会群体”“公众”“集团”“社会大多数人”，舆论客体也从政治议题扩展到社会各种现象、社会问题、特定事件、有争议的事件、关心的人物等公共事务上。等级身份、阶级意识及革命斗争性等特点已经在舆论的界定中弱化甚至消失，隐去了民间与官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性、冲突性，“公共性”的特征得以突出。

（二）西方舆论概念的界定：公共性——特定集体、个体化研究

在西方，舆论称为Public Opinion，译为公共舆论（也称公众舆论），起源于西方思想家的政治观点及理论。早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哲学家们就认为只有采取公民共同决断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政治的清明。[18]之后公共舆论与自由政治哲学特别是民主理论的结合更为密切。1744年卢梭首次使用“公共舆论”概念，将“公共”和“舆论”合成一个词，指称能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又独立于政府领域之外的集体意见，经过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之后才出现。1780年，法国许多作家开始大量使用公共舆论来探讨政治现象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19]因此作家经常光临的咖啡馆和沙龙也就成为公共舆论的最早来源。最初这些聚会场所讨论的多以文学与艺术为主，形成的是一个文学的公共领域，之后这个文学的公共领域逐渐获得了一种政治力量。在地位稳固后，资产阶级开始通过这种力量来表达对专制政府的批评，文学公共领域逐渐转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公共舆论也随之活跃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权威形式，资产阶级凭借其挑战专制统治。

19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产阶级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生活进一步促进了公共舆论的发展及研究。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对公共舆论的内涵作了三个层次的探讨，显示了公共舆论的价值与特点：

第一，个人享有的形式上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自己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舆论”；

第二，公众舆论的价值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无论哪个时代公众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第三，在公众舆论中，真理和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以决不能把一切舆论都视为标准的东西。[20]

西方关于舆论概念的论述中，尤以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专栏作家李普曼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在其舆论学经典性著作《公共舆论》（1922年）一书中，李普曼尽管只是对公共舆论进行了描述性的表达，并非严格的学术界定，但却为人们认识“公共舆论”开启了“现实社会与我们的想象”即“拟态环境”这一新的视角：

外部世界的这些特征，我们简略地称作公共事务。这些特征当然与他人的表现有关，只要他人的表现与我们的表现相抵触，就会受到我们的左右或者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21]

对舆论的另一经典性描述者是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Noelle-Neumann）。1984年她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表述了“公共”一词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和“国家事务、公共利益”含义外的第三层含义：“即个人不仅生活在他所思所感的世界中，他的生活也向外界开放，不但对其他人，也对整个集体。对孤立的害怕、对不受尊敬或不得人心的担心、对一致的需求使得个人集中注意力于他所处的环境，导致‘公共性’的意识”[22]。并认为“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公共’概念几乎在20世纪的丰富定义中被遗忘了，这就是人们敏感的社会皮肤，他们的社会本质 [23]”。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埃里埃尔·德·塔尔德在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第一部关于舆论研究的专门著作《社会舆论与公众》中提出，公众在交往中首先运用个人交谈的方式加强思想意识的一致，报纸把这些一致的意志无限扩大化，形成了某种集体精神，即舆论。之后西方学者对于舆论的主要定义如下 [24]：

《美利坚百科全书》中定义：“舆论是公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综合。”

美国学者伦纳德·杜布提出：“舆论是指当人们是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时，对一个问题的看法。”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O.Key认为：“舆论是为民间所持、政府要仔细听从和考虑的意见。”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定义：“舆论是社会上值得注重的相当数量的人对一个特定问题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和信念的汇集。”[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专题报告中认为：“舆论是一种常常难以进行确切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这是同人的社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6]

从以上的概念界定及解释中可以看出，西方理论界对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高度关注其“公共”（public）的特点，始终与自由、民主高度相关联，同时以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实现为前提，有着鲜明的公共领域、公民自由与权利、独立于政治并受法律保护等特征。

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公众”的范畴发生了变化。先是由早期被认为是那些经常光顾咖啡馆和沙龙的知识阶层转为“合法选民”大大拓展了“公众”的规模和多样性。后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民意测验和实证调查研究的发展，公共舆论的实证研究有了相当规模，公共舆论概念的界定尤其是主体范围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最常见的公共舆论概念相当于或多或少是简单聚集的个人意见，或‘民意调查想要测量的意见’。”[27]这个概念与西方20世纪早期流行的概念相比较，反差比较悬殊。其中最大差异点就在于对“公众”的认识上。“早期的分析家更多地把公共舆论看作本质上是集体的、超越个人的现象，认为是‘互相传播、互相影响的集体产物’，用超个人术语来构建公共舆论的倾向是那个时代的特征。”[28]但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者把公共舆论看成是超个人的集体现象转变为更加个体化的观点，把公共舆论看作是某些特定人口中的个人意见的聚集。当前的“公众”研究者更是会根据不同的研究情形把公众等同于不同的集体。这种转变成为西方公共舆论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舆论的研究也逐渐从公共性转向为特定群体、集体、集团甚至是个体的研究。

二 本书对舆论的界定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舆论”概念在中西方学者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所写的公共舆论词条中，戴维森（Davidson，1968）指出，这个词条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凯（Key）在1961年对舆论定义之难的表述最为精辟，他指出，“精确地界定公共舆论与追随圣灵不无相像之处”[29]；甚至“沉默的螺旋”提出者诺依曼指出，“人们得出的舆论概念越来越多，但对所有实际目的毫无用处”[30]。尽管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但舆论在当今社会的运用却越来越广泛，“概念本身被继续使用就足以证明它是富有含义的”[31]，尤其是当今深处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随着近几年来重大突发事件的频发、新媒体的兴起、普通民众参与意识的高涨，使得舆论、网络舆论更是成为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为重要和热门的概念之一。

因此，结合当前舆论发展的情况与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在学习吸取以上学者对舆论概念精辟论述的基础上，仍尝试对舆论概念提出界定。在李普曼对舆论的描述中，“外部世界”“脑海中的图像”“相抵触”是三个最为关键的词组，舆论的产生与这三个方面密不可分。因此，舆论就是在“现实社会与我们的想象”“相抵触”的过程中产生，它是公众针对某一议题（主要是公共事务），在拟态环境（主要指大众传媒所塑造）、现实环境（主要指个人亲身经历）、主观现实（公众意识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趋于一致的、公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在这一界定中，笔者意在强调以下几点：

1.舆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拟态环境、现实环境、主观现实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综合过程。因此对于任何形态下的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大众媒体、现实问题及公众脑海中的“图像”三者之间的联系。在研究舆论的控制、引导、管理等问题时，更不能忽略拟态环境、现实环境对公众“主观现实”的影响，网络舆论的研究亦然。

2.舆论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是社会自在的精神状态 [32]，是公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33]有学者将舆论分为“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喻国明，1993：278）。在本文笔者只重点研究“显舆论”的形态，即指在一定范围内相当数量的公众以各种公开的形式表达的对舆论客体的态度与意见，它或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或者是由情绪型潜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转化而来。[34]

三 网络舆论及其界定

早在2000年，针对网民在互联网上所发表的言论，大众媒介和国内学术期刊上相继出现“在线舆论”“因特网舆论”“网上舆论”“网络舆论”等称谓。直到2003年以“孙志刚案”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凸显了网络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网民的声音开始被现实世界所关注、为政府所重视。“在多事之秋的2003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威力。网络民意的热情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媒体及有关部门的关注，从而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35]“互联网在‘孙志刚案’及其他热点事件中所扮演的民意表达平台的角色，令一种新的舆论形式——网络舆论成为正式的社会现象，并进入公众话语。”[36]“网络舆论”这一称谓也随之成为一个固定概念被广泛使用。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伴随新的传播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网络舆论发展到今天已成强势，有力地干预了现实世界，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网络舆论认识的时间有限，而其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甚至比“舆论”还要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网络舆论，学术界至今仍无一个公认的界定。笔者结合已有研究和网络舆论发展现状尝试进行界定。

（一）以往网络舆论的界定

在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中，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界定，如“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7]；“网络舆论指网民之论，即网民在互联网上针对某一事件、公共事务发表的具有一致性的态度、意见”[38]；“网络舆论，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广义的网络舆论包含了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其中既有经过精心选择的经由传统新闻媒体表达的新闻舆论，也有未经任何过滤的公众舆论；既有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故意制造的舆论‘气球’，也有来自草根阶层的真实民意。狭义的网络舆论特指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39]；“网络舆论，是指公众通过信息网络（有线和无线），针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发表的意见”[40]等。这些界定往往将“公众”“网民”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邹军博士的论述同时还意识到了现实舆论中的“公众”与网络舆论中的“网民”的差异，指出了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舆论中 “公众”与“网民”的混淆与等同现象，并对网民的复杂性（如受雇于某利益集团的“枪手”、同一人不同网络身份的“马甲”、伪装成网民民间身份的官方群体等等）进行了分析。

（二）本书对网络舆论的界定

笔者同意邹军博士“公众”与“网民”不能混同的观点，同时也赞同其认为“认识网络舆论的关键是网络舆论主体”[41]的看法。但其在界定中依然将网民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笔者认为网络舆论的主体虽然肯定是网民，但并不一定所有的网民都是网络舆论的主体。网络的世界如同现实世界的虚拟版，充满着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如其所言，既有受雇于经济集团的网络推手，又有受命于政治集团的红客、网络评论员，这些非“民间身份”的网民大量存在于网络中；即使是普通的民间身份的网民中，仍旧有大量“看帖不回帖”的“潜水者”，他们或是对话题不感兴趣，或是只是浏览却并不参与讨论发言。而且按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半年内用过互联网的人”的网民定义来看，大量的媒体专职人员、政府官员都在网民范畴之内。将所有这些网民统归为网络舆论的主体似乎不太合适，而主体界定不严谨也会为网络舆论的研究带来弊端。

鉴于此，笔者将网络舆论的主体界定为“网络公众”。这一概念既突出了公众与舆论之间的学术对应性，又符合了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网民必是通过网络发言的特点。尽管学术界偶有网络公众这一词语出现，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一个主体概念进行强调与深化。因此，笔者认为，网络舆论即网络公众针对现实社会或网络中出现的某个议题所表达、传播的社会舆论。这一舆论形式除与现实舆论相同的具体议题、自身建构、外部建构三个作用因素外，还受网络情境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