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城市空间正义是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成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空间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空间正义问题也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是新型城镇化必须要面对的重点问题，空间正义原则的提出正是为了保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空间资源分配、空间生产等方面的公平、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一）理论背景：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形成了空间转向，空间成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也就是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空间的作用开始被重视，开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都有一种“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空间往往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以往的研究中时间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而空间被当成是一种刻板的、僵死的东西。近年来空间转向已经成为多个学科间的共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对于当代社会空间难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
空间占据优势理论主体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理论运动合流而成的，列斐伏尔、哈维、苏贾以及福柯等人的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形成空间转向的重要推动力。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维度，但是在以往的学术研究当中空间往往是被当成一种静止的场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容器而其主动意义被忽视。“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1]其实最先明确提出空间转向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论证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W.苏贾，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中提出了空间转向这一概念。1989年爱德华·W.苏贾在该书中指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列斐伏尔、福柯以及卡斯特等学者的研究就开启了社会科学研究空间的转向，空间转向具有深厚的法国传统哲学的背景。列斐伏尔、福柯以及卡斯特等人都是法国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对社会空间的社会特性被忽视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社会空间并不是人们眼中的被动的、刻板的、僵死的社会容器，其应当具有极大的主动意义，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些法国思想家的研究同时对英美国家学术界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化与城市化被紧密结合起来，一些美国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城市化与资本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大卫·哈维就是代表人物，其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以及《资本的城市化》中详细分析了资本对于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更是提出了空间正义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开启于法国，发展于美国，苏贾的空间三维辩证法将空间、时间以及社会等概念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了社会研究最为基本的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苏贾在《后大都市》一书中进一步深入探索城市与空间问题，更多注重于后现代大都市未来发展问题的解决。20世纪末21世纪初空间转向的范围逐步扩大，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已经成为多个学科间的共识，成为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和话语，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具体说来，就是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空间已经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存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所在，空间问题也逐渐和人类的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空间生产、占有以及消费过程中的正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城市社会空间正义、城乡空间正义等问题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重点议题被提上议程。
空间转向是从法国左派开始的，具有深厚的法国哲学背景，与此同时空间转向的形成和发展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特别是与现代城市空间问题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先谈法国哲学与空间转向问题。二者之所以关系密切，是因为法国传统哲学对于空间的研究就比较多，从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开始就有很多关于空间、城市等内容的描述和论述，但是只有到了列斐伏尔以及福柯等人才正式开始探讨空间与时间、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与福柯一直致力于给空间和地理赋权和平衡，福柯指出时间和历史对于空间和空间性的解释是有限的，而空间和空间性对于时间和历史的解释已经逐步深入到了社会科学当中。福柯眼中的空间与权力、知识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福柯没有尝试着去建立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空间观，但是福柯的空间观念体现在权力、知识以及领土等因素的交织当中。福柯将空间结构与建筑结合起来对制度进行描述分析，以此来分析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在福柯看来空间就是权力发生的场域。列斐伏尔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他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就是在现代认识社会的过程中除了以往考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维度之外，外加了空间性这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历史和社会可以用来解读空间，与此同时空间也可以被用来解读历史和社会。空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第一，空间有一种生产力的作用；第二，空间是一种可以被消费的商品；第三，空间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第四，空间可以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形式；第五，空间可以起巩固生产力与财产关系的基础作用；最后，空间具有某种肯定性的潜能。”[2]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眼中的空间是日常生活的起点，人类的社会生活都是围绕着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的，而空间则是与生产密不可分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生产”[（Social）space is a（social）product]，空间是社会生产过程，其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或者再生产者，空间同资本一样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列斐伏尔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向，开启了社会、历史和空间研究的新纪元。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包含了三个空间：物质空间[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精神空间[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社会空间[再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这三种空间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空间、表达的空间以及表达性空间。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再现性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这三种空间集中反映了社会、历史以及空间三者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苏贾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他继承了老师列斐伏尔的观点，并将后者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进一步发展和理解成为“第三空间”。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认为它是作为经验或感知的空间的第一空间和作为表征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空间的第二空间的本体论前提，可视为政治斗争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的战场，人们就在此地做出决断和选择”[3]。苏贾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强调空间思维的重要性，而空间转向未来的发展就是空间正义问题将受到更多人的重视。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法国传统哲学对于空间转向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列斐伏尔、福柯、哈维以及苏贾等人的研究反映、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并将空间不断推向各个学科，他们的研究深受法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而这些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问题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空间出现的诸多困境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就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城市危机的出现是促使空间转向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发明显，它是经济活动、社会文化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的中心，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够带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城市化同样会带来城市危机。城市危机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卡斯特认为城市危机主要是一种城市结构危机，而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城市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的危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伴随而来的就是城市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消费人群的增加以及消耗资源总量的增加。城市消费的扩大其中必然要包含资源的分配问题，资源分配过程、分配结果的公平与否直接决定城市的发展平稳与否。城市消费主要是集体性的，公共交通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都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消费的，而是城市集体消费的。一旦城市公共资源分配出现严重不公势必导致城市居民心理的不平衡加剧，对城市、社会产生负面情绪，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城市社会秩序发生变动，影响城市的稳定发展。除了城市公共资源空间分配的问题之外，城市发展方向问题同样是导致城市发展出现危机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和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城市秩序发生重构过程，导致城市居民生活效率的下降，阻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危机的出现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就促使了空间转向的发生。城市危机的出现是城市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同样是影响空间转向的重要力量。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大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问题逐渐被忽视；与此相反，空间问题成为极为重要的存在：“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自身的，由于电讯和媒介的形成，空间问题成为重要的，这些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范式性的因素，在精神、社会和文化学科的研究中，是一个共同的话语。”[4]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媒体日益发达，人们交往的空间意识也相对增强。虽然说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人们交流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失，这其实是空间的一种转换，转换为其他形式的空间或者是时间。其实空间对于人们理解事物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就如事件在哪个区域发生是理解其为何会发生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使得空间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类发展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区域内部的问题，更是全球范围内的事情，例如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可能在某一部分区域较为突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全球的眼光和角度出发。
以往研究中空间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自然空间进行的，而对于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关注相对较少。重视空间问题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对空间对人类生活重要性的研究，认为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以往康德等人都认为空间不是对象，而是一种对象的条件，将空间看成是一种容器或者仅仅是一种事件发生的场域、场所。莱布尼茨、笛卡尔等人也将空间看作是绝对虚无，是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存在。空间生产其实就是自然“人化”的过程，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现有的空间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其具体表现为城市的急剧扩张以及社会的都市化。资本追求的是剩余价值，空间中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空间也就成为一种商品，空间的生产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卡斯特尔认为空间是由社会诸多因素构成的。卡斯特尔在其著作《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提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存在的空间是一种历史性的集合，这种集合受到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多种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空间的界定就是由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决定的。人们对于空间特征的理解需要从空间结构特征出发，分析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法律空间以及意识形态空间，并将一系列的空间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空间结构特征，进而了解空间特征。总而言之，在卡斯特尔看来空间是多种因素集合而成的系统。哈维则进一步认为空间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大卫·哈维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其学科立足点是人文地理学，但其学术视野及思想内涵则贯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哈维将空间分为绝对时空、相对时空以及莱布尼茨的空间。哈维认为空间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同时也是关系性的，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的行为。哈维研究的空间与地理的问题包含的范围极为广泛，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的作用以及支配问题、时空压缩问题等，但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更多关注的是空间与资本积累的关系的研究。哈维研究了中国城市化之后提出中国城市化对世界资本有着支持和支撑的作用。然而中国城市化是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始终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城市化过程中富人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则是不断拉大，导致了诸多不利后果。苏贾是空间转向的有力倡导者，从时代精神到空间精神集中说明了空间性对于时代理解的重要性。苏贾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认为空间、历史以及社会是理解人类的三个最基本的维度，但与此同时苏贾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创造了空间。在苏贾看来空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过程，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是社会创造的空间。他特别重视对空间正义问题以及空间资本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都离不开资本的作用，特别是离不开空间作为资本增值手段而发挥的作用。然而由于空间被资本化，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出现诸多的不正义现象，这也成为现代城市化必须解决的难题。
总的来看，空间转向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学术派别之间都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对于空间的重视已经成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学术派别之间的共识，这是由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所决定的。空间转向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从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到大卫·哈维、苏贾，对于空间转向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城市的生产以及人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城市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城市化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城市化带来了人类的聚集、资源的聚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的聚集。人口的急剧膨胀、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消耗、公共交通的拥堵等问题不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除了物质层面的问题之外城市化还可能带来区域特色文化的消解危机，导致城市特色的丧失，出现“千城一面”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集中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正义的缺失，人们的空间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实。空间转向意味着空间不再是缺位的存在，不再是仅仅作为场所而存在，不再是被看成是一种静止的、刻板的、僵死的存在，而是人类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考察人类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基本维度。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空间的作用，要注重保护人们的空间权益，以空间正义为基本原则推动现代城市化的发展。
（二）现实背景：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现阶段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投资全球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球性的生产体系、投资体系、金融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使得全球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的发展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全球集体进步的同时，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的情形日益严重，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地球各区域之间要打破壁垒，加强合作，而城市也就成为生产要素以及商品的集散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网络节点的角色，发挥着经济中枢的关键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与其他区域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信息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受到来自于其他区域的竞争压力，尤其是落后区域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人才、资金还是其他方面的竞争当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其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面对激烈的竞争，加快城市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之一。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加快对外开放的诚实度，寻找有利的发展契机，保留地域发展的特色和活力，降低发展风险，更好地融入全球城市的网络当中是当今中国城镇化战略选择当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信息社会的演进过程中，知识经济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助推力。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需求的扩张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竞争中的核心要素。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独特的生产要素，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强大助推力。在信息化的强大动力之下，城镇正从工业制造中心、商务贸易中心向信息流动中心、信息管理中心以及信息服务中心转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未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不仅仅是其生产能力等方面，更多的是其对于人才、资金的吸引力。信息网络化和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更加使得空间距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逐步减低。工业化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资源密集型，已经不需要完全依靠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企业在城市地域的高度集中为前提条件，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以分散的更多的中小城镇的形成和增长的形式表现出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创新成为重要的推动手段，而文化也就成为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每一个区域都具备自身独有的文化资源，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在保持自身独有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城市，成为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保持独有的文化特色是新型城镇推进过程中的重点，加快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样是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城镇化脚步的难点。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城市，资源的消耗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生态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的状况也是越来越严重。就城市自身而言，环境的承载能力总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承担人类最大程度上的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现代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开始逐步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居住地生态环境的质量，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优美、舒适、有益身心健康的环境当中。“回归自然”已经逐步成为人强烈的呼声，经过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自然以及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人类并非是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应当是平等的存在，人类的发展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够与自然界一起创造既符合人类主观意志又不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活环境。生态文明思想也就逐渐兴起并不断壮大，生态化的发展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城市化的发展势必要依靠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这也是必然的要求和趋势。
生态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类发展观念的转变，从以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转变为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综合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再到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些都在一定的时期内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指导人类的不断进步。20世纪末，以“发展”为核心、以“协调”为目标、以“分配”为关键、以“限制”为手段的可持续发展观对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们控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关注城镇经济活动的技术可行性与生态理性的有机结合，重视建筑行业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科学制定和全面实施城镇化推进战略和规划体系，充分发挥大城市在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当中示范带头作用，对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国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观念对于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脚步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这是后代人应有的权利，不容侵害。
理解“城镇化”的内涵首先要对与之相近的“城市化”的内涵进行梳理。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与城市化理论开始出现在我国的理论界，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一词已经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专门术语。目前城市化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因为其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不同学科对于城市化的界定不尽相同。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就是经济活动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是农业资源非农业化的过程，是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社会学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社会演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在各个方面更加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加强的过程，是传统性逐渐减弱而现代性逐渐加强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空间过程，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发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居住方式改变的一个综合性过程。人口学认为城市化其实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是一种人口地理迁移的过程，是一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农村变为城市的过程。生态学认为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生态位更加优于农村生态位的过程。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于城市化的定义存在着差异性，而“城镇化”的概念也正是由此基础发展而来的。“城镇化”这一概念是我国学者创造的词汇，和“城市化”一样学者对于其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城镇化与城市化同义论：城镇化与城市化其实是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的，两者都是指由社会生产力变革而引起的农村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过程。这其中包括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的改变，体现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域内城市人口和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不断改善，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扩散。城镇化包含城市化论：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的概念应当包含了城市化的内容，城镇化除了城市之外还包含了“镇”，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城镇”和“城市”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还包括了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集聚，因而城镇化的概念应当是包含了城市化的概念。城镇化外延论：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外延，这其实是强调小城镇作为城市的初级形态，作为城市的外延，而并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性”。城镇化与城市化同义论、城镇化包含城市化论、城镇化外延论对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联系和区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其实城镇化与城市化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策略，是城市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强调小城市以及城镇作为城市发展载体的重要性，着重广度的量的外延型增长；在城市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强调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在着重量化增长的同时，强调市和镇的深度的内涵发展，包括了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城镇化等方面。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动力所在，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提升以及经济结构的非农业化，而这其中工业化是最为直接的推动因素，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兴旺则是衡量城镇化程度的重要表现；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所在，主要指由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以及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而导致的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空间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载体，主要指随着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变、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变的过程；生活城镇化是整个城镇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城镇化内涵丰富性的具体体现。其表现为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渗透，影响农村最终达到“人”的城镇化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之路。空间被社会生产关系所支持，同时也被社会生产关系所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当中空间已经被当作生产资料来生产剩余价值，追求空间最大限度的利润成为社会分层的划分依据。城镇化的过程当中由于空间被当作生产资料来生产剩余价值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划分依据由历史和自然差异变为空间差异，城市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同质性的趋势，城市失去了其独有的特色，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而在这个同质化的过程当中部分的精英阶层运用手中的权力占据更多的空间，通过对弱势群体进行剥夺，侵害他们的空间权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就造成了空间剥夺和空间隔离。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社会空间的不正义。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要求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空间权益，不容侵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精英阶层还是弱势群体，其在空间权益方面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够以任何形式侵害他人的空间权益，城市和农村应当实现一体化发展，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应当有同等获得发展机会的权利，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空间上应当遵循公平正义原则。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城乡二元机制下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重要手段，在户籍制度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之下，新型城镇化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城乡和谐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城镇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的保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以往的城市化我们走的是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片面地追求GDP的发展道路，这样直接导致精英阶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得不到保障。弱势群体被“驱逐”到不平等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空间上，并逐步与精英阶层生活的空间出现隔离的状况，进一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除此之外，新型城镇化还是一条生态的和谐发展之路，要求社会、时间、生态与空间的协调统一。城镇化道路中以人为本，保护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是在强调空间塑造的空间性和社会性，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特别强调的是空间的时间性和生态性，这也是空间正义的基本要求。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对于空间资源的分配不仅仅需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也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公平，更加需要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空间正义原则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关系，注重空间资源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分配。城市化并不是要无限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人类也不是自然的主宰，二者应当是和谐共存的。除此之外，当代人的发展也不能够侵害后代人的发展利益，城市化的发展要遵循代际正义的原则，维护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空间正义原则的指导，与此同时空间正义原则也只有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