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礼乐胡乐的交融
礼乐虽然创自周代，但是经过历代战乱，真正意义的礼乐早已荡然无存，后世效仿周代创立礼乐制度，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用乐，这为俗乐和胡乐的注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尽管统治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交融，但是音乐是活的，必然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一 交融
唐代的礼乐在初唐表现为雅俗胡三乐并立。[17]开元年间胡乐入雅、胡乐入俗的变化使三乐并立的结构变为胡俗融合背景下的雅俗相对。雅乐不同于礼乐，俗乐也不同于燕乐，雅乐的范围小于礼乐，而俗乐的范围又大于燕乐，如图1-1所示。雅乐为天服务专指祭天（神与祖先）的乐悬；俗乐是为人服务，除了民间俗乐，燕飨化燕乐也涵盖了礼乐中的仪礼化燕乐和鼓吹乐。
（一）胡乐入雅
胡乐入雅是以雅乐缺失为契机的，历代开国雅乐既不能歌颂前代功德又必须重新创作，因此只能对前代音乐改名填词，如汉武帝时期的雅乐由擅长胡乐与俗乐的李延年创作；[18]北朝的郊庙祭祀音乐也因为胡族统治而以北方民族音乐为主；隋代平陈得到的雅乐作为隋代祭礼用乐，《旧唐书》记载：“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19]黄翔鹏指出隋代获得的所谓正声实际上已经受到俗乐和胡乐的影响。[20]《旧唐书·音乐志》评论为：“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而这里的南朝清乐也受到胡乐影响，从它的乐器组合中大量使用的外来乐器（如弦乐器加入有箜篌）可知胡乐在清乐中的影响力。
到了唐代，雅乐不仅继承了隋代音乐传统并且从唐太宗开始进一步俗乐化并融入胡乐元素。首先，唐初，祖孝孙制定雅乐的依据是陈、梁旧乐和周、齐旧乐。《旧唐书·乐志》:“祖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深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21]前者杂用吴、楚之音，后者多涉及胡戎之伎，因此唐代的雅乐从音乐内容上讲已经和胡乐交融在一起，它的曲调和创作材料来源于西域胡乐和俗曲。其次，雅乐中逐渐吸收了《破阵乐》和《庆善乐》构成文、武二舞。677年，太常少卿韦万石奏称：“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七遍，修入雅乐，只有一遍，名曰《九功》。”[22]唐代雅乐中的文、武二舞分别来自西凉乐部的《庆善乐》和杂以龟兹乐的《破阵乐》。《旧唐书》记载：“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这句话是说文、武舞原为燕乐曲，当用于雅乐仪式时，只需要列入雅乐乐器（钟、磬），再更换雅乐服装就可以了。
由此可知，唐代雅乐的用乐非常灵活，雅乐中吸取了大量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元素。
（二）胡乐入俗
鼓吹乐和仪式性的燕乐属于宫廷化俗乐，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它们是通过官方途径注入礼乐的。鼓吹乐在汉武帝时期进入礼乐，燕乐七部伎、九部伎的形成是隋唐在吸收外来胡乐基础上制定的，乐部作为仪式化燕乐一方面大量吸收外来音乐；另一方面被用于宾礼、嘉礼和军礼中。唐朝官方借助仪式化燕乐以达到威慑外来使节的目的。第二，佛教和祆教音乐对俗乐的注入。外来的胡僧将佛曲和其他宗教乐曲带入中土，这些音乐被仪式化燕乐广泛吸收利用。第三，胡乐通过俗乐进入礼乐的重要方式是乐人在阶层间的流动，这种流动丰富了礼乐音乐性同时为俗乐提供了唐代最时尚的乐舞。
胡乐同俗乐一样具有美感，能够引起人的感官兴趣，它们特有的音乐风格符合人追求自由和不受束缚的天性，因为人们对轻松、活泼的事物总是表现出较大的兴趣。
二 “俗曲礼用”[23]与礼乐的下探
礼乐与胡乐的交融既是俗曲礼用也表现为礼乐的下探，而唐代胡乐之所以能进入礼乐系统原因有三点。
第一，恢复礼乐的时候，不得不吸收胡乐，这种吸收既是主动性的也是被动性的。五胡乱华后，礼乐中多有胡乐的成分，《新唐书》记载：“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伎……”[24]王维真说：“贞观时期，西域音乐入主中国历时已久，大唐的雅乐必受燕乐之影响，甚至可能是燕乐式的雅乐了。”[25]这里燕乐式的雅乐与仪式化燕乐意义相同。
第二，唐代统治者音乐思想的变化及对乐更加灵活地控制为胡乐融入雅乐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在礼乐关系中礼占主导，而对待胡乐的融入，统治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任其发展到后来的规范直到禁断，上层建筑的态度是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初唐宫廷对待胡乐是吸收的态度，虽然以礼作乐，但礼对乐表现出足够的宽容，制定《大唐开元礼》的时候，唐朝上下秉承着创新思想，从开元礼对周礼的修改到对待音乐的态度都不断更新，这是盛世时期的基本特征，即礼仪上的重新建构和音乐上的重新吸收整合创作，因此这一时期对待胡乐的态度是合并创新，为胡乐进入礼乐提供了环境。
第三，唐代礼制从贞观礼、显庆礼到开元礼所涵盖的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随着这一转向，雅乐的用乐也不再局限于吉礼用乐，而开始在军礼、宾礼和嘉礼中使用，这是传统祭礼的世俗化表现，这种世俗化趋势为胡乐进入礼乐提供了更多渠道，项阳指出：“嘉礼场合竟然会有一般认为亦礼亦俗的内容。”[26]燕乐九部乐在嘉礼中的表演使胡乐彻底地进入礼乐系统之中。
因此，俗曲礼用为胡乐上升进入礼乐系统提供了途径，同样，由“礼制用轻”导致的礼乐下探也为胡乐打开了融入的可能。
本章小结
因为历朝雅乐缺失，胡乐作为补充，在雅乐中有所浮现，但是胡乐的传入仍然以燕乐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而唐代音乐史的关注也多集中在燕乐研究上，因为胡乐的融入使燕乐更具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1]（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53页。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3]丁福保 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34页。
[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5]（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阳货第十七，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7页。
[6]（清）孙饴让撰：《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三，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99页。
[8]黄翔鹏：《雅乐不是中国音乐传统的主流》,《人民音乐》1982年第12期，第12页。
[9]（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9页。
[10]（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三，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93页。
[11]（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乐志》卷一四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40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礼乐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4—466页。
[1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六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25页。
[14]（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乐志》卷一四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40页。
[15]（唐）萧嵩撰：《大唐开元礼》卷二，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仪卫志》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8页。
[17]［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梁在平、黄志炯译，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页。
[18]黄翔鹏：《雅乐不是中国音乐传统的主流》,《人民音乐》1982年第12期，第11页。
[19]（后晋）刘昫 撰：《旧唐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0页。
[20]黄翔鹏：《雅乐不是中国音乐传统的主流》,《人民音乐》1982年第12期，第12页。
[21]（后晋）刘昫 撰：《旧唐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1页。
[22]（后晋）刘昫 撰：《旧唐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9页。
[23]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页。
[2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仪卫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