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布衣”概念的界定

“布衣”，并不是一个生僻的词语。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其内涵、外延均有所不同。

一 古代“布衣”的含义

古代文献中的“布衣”，语境不同，其含义也就不同。通过梳理可知，“布衣”至少有以下九种内涵。

（一）“布衣”的原始义：用粗布制成的衣服

古代的纺织品中，有一类是用麻、苎、葛、棉等材料织成的，这些材料比起轻柔的丝帛来说，无疑要粗糙得多，古人就把以麻、苎、葛、棉等材料织成的衣服称为“布衣”。春秋时卫国人甯戚曾经高歌，其歌词为：“出东门兮厉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阑。粗布衣兮缊缕，时不遇兮尧舜主。牛兮努力食细草，大臣在尔侧，吾当与汝适楚国！”[1]歌词中提到的“粗布衣”就是用麻、苎、葛、棉等材料织成的布而制成的衣服，这种服装价格低廉，手感粗糙，是穷人穿的衣服，富贵之人是不会穿的。甯戚是卫国人，打算前往齐国拜见齐桓公，但是因家中贫困，竟然拿不出路费，最后只得替商人赶车，通过出卖劳动的方式才到达齐国，由此可见其经济的窘迫，歌词中的“粗布衣”当为甯戚所穿的服装。当然，甯戚的“粗布衣”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此处我们无从得知，而东汉桓宽则说得很清楚：“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2]“粗布衣”也就是用麻、苎等材料织成的布，再用这种布制成服装，材质很粗糙，穿在身上并不舒服，但好在价格低廉，所以平民百姓以穿这种粗布衣为主，直到耄耋之年经济改观了，才能穿上用丝绸制成的精细的服装。这就是“布衣”的本意，后来文献中屡有使用，如汉代卜式，“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3]。汉武帝强行任命卜式为中郎将，但卜式不欲做官，汉武帝只得转而任命卜式为“羊官”，卜式这才欣欣然答应，穿上粗布衣去养羊。此处用的就是“布衣”的本意。这种含义，一直沿袭下来，学者谢应芳潜心性理之学，颇有声望，“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4]。谢应芳的布衣穿着，在那群巍冠博带的官员中显得是那样的特立独行。

（二）“布衣”的引申义：平民，是一种社会身份

古代中国是个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这种区分直观地体现在衣着上，贵族、官僚的服装与平民、劳动者的服装有着严格的区分，“布衣”为平民百姓所穿的衣物，因此，遵循类推思维方式的惯性，古人很自然地将“布衣”由粗糙的衣物而衍生为一种社会身份，借指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指代平民，“布衣”就由服装本义而演变成为“身份”的象征。《吕氏春秋》说：“人主之行，与布衣异。”[5]《战国策》载：“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6]《史记·李斯列传》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7]这三处“布衣”分别与“人主”“卿相人臣”“秦王”相对立，很明显是一种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布衣”是平民、劳动者的服装，所以，“布衣”又用来借指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即平民。宋代谢翱在国家危难之时，投笔而起，“余以布衣从戎”[8]，此处“布衣”，指的就是谢翱平民的身份。谢翱，“字皋羽，福州长溪人，后徙溥城。……翱世其家学，试进士不第，倜傥有大节。大兵入临安，宋相文天祥至闽，开府延平，檄州郡为勤王之师。翱素赢于财，散家赀，募乡兵数百人赴难，遂参天祥军事”[9]。文天祥起兵抗元后，谢翱虽为平民，却挺身而出，散尽家财，招募数百人投效文天祥，加入了抗元的队伍。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诗云：“布衣不换锦宫袍，刺骨清寒气自豪。”[10]同样也有此意。布衣与锦袍，本身是两种不同材质的服装，实质是地位的悬殊。清代朱彝尊记载了元代袁彦章的一段典故：“寺丞（袁珙。——引者注）得相法于别古崖，识文皇于潜邸，遂迁寺秩。然家本士族，其父彦章仕元为翰林国史检阅，世称菊村先生。尝作《布衣歌》云：‘我家颇读书，初非田舍翁。’盖道其实也。”[11]袁彦章在元朝担任翰林国史检阅，他回忆自己的家庭出身时说：“我家颇读书，初非田舍翁。”“田舍翁”是耕田种地的劳动者，这说明“布衣”不是从事体力活动的“农”，而是尚未做官的士人。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布衣”，又可以细分为以下4种。

1.出身寒微之人，与“贵族”相对

这种含义是前述“布衣”社会身份、平民含义的引申。吕不韦指出：“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仇以求存。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12]人主即君王，君王与布衣分处社会的两极，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处于最下层，地位的高下不言自明。“万乘之主不好仁义，则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焉。”[13]齐桓公贵为君主，为了吸引人才，纡尊降贵，屡次去拜访“布衣之士”，从而成功地网罗了大批人才。而此处，“君主”与“布衣”对举，“布衣”地位之寒微低下可见。范缜《与王仆射书》说：“唐尧非不隆也，门有谤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悬谏鼓；周公之才也，乐闻讥谏。故明君贤宰，不惮愕愕之言，布衣穷贱之人，咸得献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亡，得而勿失，功传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14]“明君贤宰”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布衣贫贱”则任其驱遣，后者的地位自然不能与前者相比。“布衣”与“贫贱”连用，说明布衣低下的社会地位。“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逄、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15]

这里“布衣”与“贫贱”连用，道出了“布衣”被人轻视的现实，身为“布衣”，哪怕才华横溢，也难以得到君王的信任重用，只能悄无声息地自生自灭。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布衣”的地位是很低的。

此外，司马迁视孔子为布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6]孔子一生中做过高昭子家臣、中都宰、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并行摄相事，也算是个高官了，可司马迁还是称其为“布衣”，当是就孔子的出身而言，“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17]。这也说明“布衣”的低下寒微。后来，宋武帝刘裕、齐武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都曾经自称“布衣”。宋武帝刘裕出身寒微，其父为郡功曹，“功曹”是汉代官名，汉代郡守有功曹史，主管本郡的人事事务，也可以参与一郡的政务，辅佐郡守，地位不高。刘裕由司马起家，“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18]，所以他自称布衣：“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19]这里的“布衣”，指刘裕发迹之前的寒微出身而言。汉代的开国之君刘邦也是如此，“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20]。在刘邦发迹之前，做过泗水亭长，亭长是战国时期设立的基层小吏，“秦汉时亭长的本职是掌治安，逐捕盗贼，《后汉书·百官志》说：‘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补注引《汉官仪》说：‘尉、游徼、亭长皆习备五兵。五兵：石弩、戟、盾、刀剑、甲铠。……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可见亭长之本职在于禁盗贼，与尉及游徼同”[21]。“亭长”只是起协助作用，不参与政治事务，算不得官员，所以刘邦说自己是“布衣”。齐武帝萧赜也不例外。“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22]东汉光武刘秀由布衣奋起，也就是说刘秀出身寒微，由社会地位低下的寒微之士成为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也是由布衣登上九五之尊宝座的人，“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23]。这种含义后来也被沿用下来，“世情浮宦拙，吾道布衣尊。尽日雠书卷，藜床坐觉温”[24]。这里诗人将“仕宦”与“布衣”对举，很明显，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明代赵时春官居兵部武库司、翰林院编修兼司经校书时，曾经两次被贬为平民，他写诗自我解嘲：“去岁布衣充侍从，今春侍臣作布衣。”[25]赵时春因为触怒了皇帝，被贬为平民，这也说明仕宦与布衣是一种身份的对立。

当然，历史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布衣”凭借一己之才进入国家的权力机构，手握重柄。战国时期，国力的强盛兴衰与人才的多寡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各国都注意招揽人才，在这种礼贤下士的风气下，许多知识分子凭借一己之才获得国君的赏识，“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汉代的“布衣卿相”情况有所相似，明代亦然，洪武间“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26]。

2.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与仕宦相对

在“布衣”一词的运用中，由出身的卑微，含义又进一步缩小，专指没有进入仕途、没有获得官职的读书人。他们是掌握了知识文化的平民，与上述“布衣”不同，他们不参加、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而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文化立足于社会。司马迁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27]。很明显，此处“布衣”与“百姓”不是同样身份的人，含义是有区别的。在这里，“百姓”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布衣”是介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中间阶层。前文中已经提到，古代社会，不同地位、身份的人衣着是不一样的，文人在进入仕途后，服装就由“白衣”“青衣”换成了“锦衣”，鲤鱼跃龙门，服装上立即与平民区分开来。所以唐刘长卿有诗云：“却讶绣衣人，仍交布衣士。”（《李侍御河北使回至东京相访》）这里很明显，“布衣”与“绣衣”既是服装的差异，更是身份的差别。高适诗云“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咏史》），是诗人的愤激之言，本来具有“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才能，却沉居下僚，满腹才华无从施展，难怪诗人要愤愤不平了。陆游《书叹》诗云：“夜深青灯耿窗扉，老翁稚子穷相依。韲盐不给脱粟饭，布褐仅有悬鹑衣。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可怜落笔渐健快，其奈瘦面无光辉。布衣儒生例骨立，纨裤市儿皆瓠肥。”陆游曾经多次应考，都以失败而告终，“布衣儒生”，很明显是指读书人没有得到官职，进入仕途。

3.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与进士、举人等相对）

“布衣”指没有获得科举功名，这种含义的出现，是在科举取士之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布衣”之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布衣也借指科举考试中的失利者，名落孙山之人。杜甫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自称布衣，因为他没能考中科举。罗隐诗云：“村橘苍黄覆钓矶，早年生计近年违。老知风月终堪恨，贫觉家山不易归。别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叶向人飞。买臣严助精灵在，应笑无成一布衣！”（《东归途中作》）这里借功成名就的朱买臣、严助他们的嘲笑，表达自己功名无成的惭愧。此时的布衣，当指在科举考试中落榜，名落孙山。薛据说：“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惹洛阳尘。”[28]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首诗是薛据落第之后所写，此处的“布衣”指没有获得功名。岑参亦云：“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戏题关门》）诗人赴试，铩羽而归，失意惆怅溢于言表。这里的“布衣”，明显指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

4.通过了科举但还没有被授予官职之人

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获取功名之后，还不能直接授予官职，许棠说：“丹霄空把桂枝归，白首依前着布衣。”（《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其八）一个“空”字，道出了自己内心的失落。“蟾宫折桂”是大部分文人的愿望，可是，好不容易如愿以偿，结果却是“白首依前着布衣”，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及第，却没有授予官位踏入仕途，他的身份并未改变。明朝也是如此，建立之初，朱元璋试图做出改革，通过科举考试、荐举贤才、学校培养等多种途径来解决选官取士的问题，但还有不少人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仍为布衣[29]。清代《都门竹枝词·候选》云：“老叟皤皤发似银，龙钟带病少精神。贵班请问居何职？四十年前老举人。”[30]僧多粥少，即使中举之后也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这就是摆在文人面前的残酷现实，无怪乎赵翼感叹道：“长安索米怅何依，年少江南一布衣。”《七十自述》此处“布衣”也是指自己年岁已长，却功名无成，确切地说，是还没有获得官职。

5.获得了仕宦身份，但尚未正式登上仕途

“布衣”也指还没有登上仕途之前的状态。吕不韦《吕氏春秋》云：“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31]“布衣人臣”品行高洁，行为合乎规矩，足以为天下人所景仰。这里布衣与人臣相提并论，同样肩负着为百姓示范的使命，很明显，布衣是没有官职的人，但又不同于没有受到教育的劳动者，是布衣之士。

另外，“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32]惠施为战国时宋人，以博学善辩著称，魏惠王要把王位让给他，惠子拒不接受。魏惠王聘他为相，是在惠子拒绝魏惠王传位给他之后的事。惠子此时尚未获得官职，所以自称布衣。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33]此处的布衣就不指平民，谢安出身世家大族，其门第极其显赫，此处以“布衣”称谢安，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仕途，没有获得官职而已。

皇甫规也是如此。他是甘肃平凉西北人，出身官僚世家。“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本人“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永和六年（141），西羌大举入侵三辅，包围了安定，征西将军马贤击之，不能克，皇甫规虽为布衣，但见马贤不以军为重，知其必败，乃上书言状。不久，其果为羌众所杀。郡将见此，乃命皇甫规为功曹，率军却敌。”[34]皇甫规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己也跻身高位，但是上疏之时他还没有被授予官职，所以是以布衣身份给朝廷上书。

（三）“布衣”的拓展义

除了“布衣”的上述含义外，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布衣”又具备了其他的内涵。

1.代指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

“布衣”是平民所穿的服装，不过，并非达官贵人就不穿它，贵族官员也有穿“布衣”的。《庄子·让王》:“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35]魏牟，战国时人，是中山国的王子，地位不可谓不显赫，他却不慕荣华富贵，行布衣之节。“布衣”，在这里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类似的用法并不鲜见。班固《汉书》记载，汉代王吉、王骏、王崇祖孙三人都位至显宦，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36]；王骏位登御史大夫；王崇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是罢官之后，“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37]。大家很佩服他们的廉洁。此时，“布衣”就不再是身份的象征了，而指代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再如东汉张纲，“少明经学。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举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为侍御史”[38]。他出身高贵，祖先世为达官，父亲张皓五迁尚书仆射，职事八年，出为彭城相，后为司空。张纲出身于累宦之家，家境优越，却生活朴素，不追求奢华，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北宋名臣包拯也是如此。他是宋仁宗天圣间进士，历任天长县令、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三司户部副使等职，据《宋史》记载，“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39]，包拯平步青云后依然生活简朴，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改变他平民时候的生活方式。仕宦人士身穿布衣，谓生活俭朴。

2.“布衣”还是谦称辞

由“布衣”与“贵族”相对的含义延伸出谦词，成为地位高贵之人的自谦。如诸葛亮《前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0]诸葛亮出身琅邪望族，“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41]。诸葛亮自称布衣，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元末明初的徐宗实，明洪武十五年（1382）被授予铜陵（今属安徽）主簿，因忤旨谪为淮阳驿官后，被胡琏聘为老师。过庭训记载了徐宗实的一则逸事：“久之诏为驸马胡观师，教法严明，如在乡塾时。观受教惟谨，既冠入府成礼毕，每当讲授中，使援他府例，设驸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师席于西阶上东向。怃然叹曰：‘师严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岂以我一布衣而诎师道哉！’辄手引驸马位使下，然后为说书，复为书贻之，责以在三大义及富贵骄人之说，观泣下，逊谢执弟子礼愈恭，略绮纨之习，尚儒雅之风。”[42]胡琏设座南面中堂，置师座西阶。徐宗实认为与师道不符，于是亲手将驸马牵到堂下，自己端坐中堂授课。这里徐宗实虽然被罢免了官职，但皇帝降旨，钦点其为驸马老师，给了他无上尊荣，而徐宗实自称“布衣”，这也是一种谦称。

二 学术界对“布衣”的界定

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对“布衣”现象进行了研究，詹福瑞先生指出“布衣”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布衣的本义，原指人的穿着。但是……查阅先秦至唐代文献，布衣之指人的穿着似较少见，更多的是指人的或贫寒或居贱的身份。……汉以后，‘布衣’主要指人的平民身份。……东晋宋之后的南朝时期，由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士族高门与庶族寒门成为社会上两大对立的阶层。此一时期的布衣之士，多指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唐宋时期的 ‘布衣’虽然仍有平民之义，但更侧重于士之未达之时了，在唐诗中，‘布衣’多指此类，且与功名富贵对照。唐宋时期史书中所称之布衣，与唐诗相似，不是指人的贫寒微贱，主要指士未遇非达之时。与汉代相比，身份的意义淡化了，境遇的意义越来越大。在这个时期，布衣已不再单指普通的平民，而习惯于指平民中的士人。”[43]

褚寒社先生把布衣定义为：“低贱的庶民。后来这一词也用来指代 ‘平民知识分子’。”[44]

于春媚先生认为“布衣是一个历史名词，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从单纯的服饰含义（物质范畴）发展到身份含义（政治范畴），再扩展到具有人格含义（精神范畴）。最终，文化意义上的‘布衣’在唐代定格为具有布衣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45]。

张英先生也认为，布衣是个历史概念。“布衣最初只是平民百姓的代称。春秋战国之交，王室衰微，诸侯强盛，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贵族沦落到下层。他们在沉入社会下层的同时，把原本 ‘学在官府’的周代文化也带到下层人民之中。开门办学，教授门徒，一时成为风气，于是在社会中迅速成长起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满腹知识和历史经验，但社会地位却与平民没有多大差异，因此，人们常常称那些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为 ‘布衣’。……后来，布衣又由平民的代称演化为在野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下来。”[46]

余海珍先生把“布衣”界定为士阶层中终身未曾踏入仕途，没有科名职衔，不曾与政权发生重大关联的在野士人。[47]

杨志平先生把“布衣”定义为三类：“其一，对帝王登基之前的称呼。其二，对权臣显宦等官员进身之前的称呼。其三，泛指普通的大众。概而言之，‘布衣’是一个二元对立社会中的等级概念，一般与跻身官方而地位特殊者相对，大致与平民内涵一致，实则其内部也有多重等级地位之别。”[48]

田晓春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盛世”布衣诗群文化性格论》则把“布衣”界定为“身卑名微的寒畯之士”，具体而言，是科名在举人以下，职衔在七品以下的文人。[49]

三 本书对“布衣”的界定

“布衣”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仅它的内涵在不断变化，诗人一生中身份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布衣”是所有诗人人生的起点。参照目前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以及古代“布衣”的多种内涵，结合清代诗人的实际，我们将“布衣”界定为：没有获得官职的读书人。文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总括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平民终身。虽然经过寒窗苦读，却终身没有获得任何功名，或者有功名傍身，却没有获得任何官职。其二，步入仕途，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要么春风得意，志得意满，要么沉居下僚，郁郁不得志。其三，挂冠而去，从官场中抽身，回归平民身份。这三种情形只是大概而言，具体到某一位诗人，又会有细微的差别。有鉴于此，本书对“布衣”的界定采取宽泛的概念，衡量一个诗人是否为“布衣”，用“盖棺定论”的方式，根据诗人生命的终点来判断：如果诗人平步青云直至年老致仕，那这位文人就不能称为布衣了。布衣是他发迹之前的身份，但是当他做官之后，“布衣”身份被“仕宦”所取代，他就不再是布衣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诗人中途辞官不做，对这些诗人身份的判断，主要依据其做官时间的长短以及仕途对其影响的大小来衡量。

此处以清代岭南人张锦芳、冯敏昌为例。两人皆辞官不做，但张锦芳可以视为布衣，而冯敏昌则不能，原因很简单，张锦芳34岁才举孝廉，44岁始中进士，散馆后被授予编修之职，不久即请假辞归，在任时间不足一年，他踏入官场时间短，受官场的影响有限。而冯敏昌则不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冯敏昌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冯敏昌被钦点武英殿分校官，乾隆四十九年（1784），冯敏昌被皇帝钦点为会试同考官，乾隆五十年（1785），冯敏昌改授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改授刑部河南司主事，之后辞官。可见，张锦芳做官的时间很短，官场对他的影响几乎为零；而冯敏昌任职时间长达十六年，在官场上浸淫多年，即便其辞官之后，人们对冯敏昌依然也以仕宦文人看待。所以前者可以视为布衣，后者只能以仕宦视之。

另外，本书的“布衣”不涉及诗人的出身，不论其出身如何高贵，只要本人没有进入仕途，就以布衣视之。本书对“布衣”的定义，是以诗人最终是否进入仕途、是否在仕途上走完人生历程作为“布衣”的标准。之所以这样界定，基于以下原因。

1.清廷对诸生的约束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诗人通过科举考试后，并不能直接做官，进入仕途。清代的科举考试沿袭明制，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三级，乡试中举后才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举人以下有五贡（副贡、优贡、拔贡、岁贡、恩贡），另有监生、禀生、增生及生员（通称秀才或诸生），他们构成了庞大的“仕宦后备军”，但是，真正能够由此进入仕途的却不多，“举人的铨选，其职高者为知县，其低者为地方官学学官，能跻身于宦海者，占举人总额的比例不多。有的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仍为布衣”[50]。因此，不能说读书人中举之后就摆脱了布衣身份。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考过童生之后，依然被岳父胡屠父呼来骂去，要去参加乡试都拿不出盘缠，可以看出，范进的地位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儒林外史》虽然是小说，但也逼真、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童生考取生员后，成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徭役；如果犯法，官府的惩处也比对普通百姓要慎重得多，“廪、贡、文武生、监之犯法者，按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如有斥革，于牌示时鸣炮一响，令众咸知。旧制抚恤诸生，例免差徭；诸生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官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51]。但是，清廷对诸生也有着极为严格的约束，“教官主考校，有月课、季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凡月课、季考之翌日，并讲《大清律例》刑名、钱谷之要者若干条。月集诸生于明伦堂，诵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诸生环听。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加以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52]。成为诸生之后，要按时参加月课、季考，并且每年都有名目繁密琐碎的考核，“岁考生员有六等黜陟法，并有青衣、发社两名目，为考劣等者降级之处分”[53]。如不避庙讳、抄袭雷同、诗出韵、平仄失调等，分别处以罚停乡试一、二、三科、廪生停饩一年之类，重者并发学戒饬，学政罚俸议处[54]。这些严苛的规定，如同一道道枷锁捆绑在诸生身上。不仅如此，清廷不允许诸生参与、过问国家政治。顺治九年（1652）颁行的《训士卧碑文》共八条，其中，第三条：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比加以福。第四条：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第五条：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情。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第七条：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55]。这上述种种的规定，都防患于未然，将诸生从社会政治生活中完全隔离出来，政治上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非但没有发言权，就连知情权也没有，他们不能参与国家的任何事务。因此，各类生员只是通向仕途之路的数目庞大的后备军，他们中有人成功了，摆脱了布衣身份，成为仕宦中的一员，而僧多粥少，绝大多数人还是属于平民百姓，其身份地位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

2.清代职官的实际

按照清代官制，县的佐贰官有县丞1人，主簿无定员正九品，典史1人，各县均设有儒学，一般都有教谕1人，训导1人，掌管本县生员学习事务。主簿、典史、教谕、训导都是协助县官处理具体事务，并不掌握实权。这都是未入流的官职，协助县令办事，不能视为身份的改变。所以，在清人眼中，五贡、诸生即为布衣，如清人章鹤龄写有一组《读布衣诸老诗各书一绝》的论诗绝句，诗一共20首，分论泰州吴嘉纪，丹徒冷士嵋、章性良、鲍皋、王豫，南海陈恭尹[56]，丹阳潘高，高邮李必恒，钱塘沈用济，山阴童钰，怀宁鲁瑸，武进黄景仁，桐城刘大櫆，江宁陈毅、蔡元春，滁州张葆光，怀宁潘瑛，青阳陈蔚，贵池王梦龄、姚翔，一共20人。其中，童钰、鲁瑸、陈毅、蔡元春、陈蔚、王梦龄仕履情况不详外，其余14人中，完全没有科名头衔的2人：吴嘉纪、陈恭尹。吴嘉纪，“字宾贤，泰州人。布衣。家安丰盐场之东淘。地滨海，无交游。自名所居曰陋轩。贫甚，虽丰岁常乏食。独喜吟诗，晨夕啸咏自适，不交当世。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祯所知。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300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57]。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父邦彦，明末殉国难，赠尚书。恭尹少孤，能为诗，习闻忠孝大节。弃家出游，赋姑苏怀古诸篇，倾动一时。留闽、浙者七年。一日，父友遇诸涂，责之曰：‘子不归葬，奈何徒欲一死塞责耶！’恭尹泣谢之，乃归。既葬父增城，遂渡铜鼓洋访故人于海外。久之归，主何衡家。与陶窳、梁无技及衡弟绛相砥砺，世称‘北田五子’。已，复游赣州，转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黄河，徘徊大行之下。于是南归，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58]。吴嘉纪与陈恭尹都是终生没有应试、没有科名头衔的“纯粹布衣”。

有科名头衔的9人：冷士嵋、潘高、李必恒、沈用济、鲍皋、张葆光、姚翔、潘瑛、王豫。冷士嵋，“士嵋字又湄，丹徒人，诸生。居傍大江，其读书之阁曰 ‘江泠’，故以名集。其诗刻意学杜，多为激壮之音”[59]。潘高，“明末清初诗人。字孟升，号鹤江。金坛（今属江苏）人。诸生。少有经世之志，明亡，知无可为，遂自甘寂寞，致力于诗的创作，现存诗千余首”[60]。李必恒，“字北岳，后更字百药。高邮（今属江苏）人。廪生，工诗古文，少以诗文驰名郡邑，然不得志于场屋，多次乡试报罢，发为幽忧之疾，辗转床笫”[61]。沈用济，“清代诗人。字方舟。钱塘（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乾隆初年犹在世。监生，家贫，无子嗣，一生未仕，终老于幕府”[62]。鲍皋，“清代著名诗人。字步江，号海门。丹徒人。国子生。生而颖异，有奇童之目。17岁随父往皖江，过采石，上太白楼，所至发为诗歌辄惊长老。壮游苏杭，其诗有北地、信阳之风，而丰致过之。沈德潜曾称他与余京、张曾为京口三诗人。客淮扬间，邗上诸大贾争延为上客。尹会一任两淮转运使时，以国士器之。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以疾辞不赴。卒年58岁”[63]。张葆光，“清代岁贡。工吟咏，曾往来吴越间，走京师，客宣府，足迹万里，凡所遇皆发之于诗”[64]。姚翔，“字铁舟。清代廪生。所著诗散见县志及近人所刻《兰言集》 《池阳诗选集》中”[65]。潘瑛，“清诗人。字兰如，号十四洞天山人。江苏江都人，侨居怀宁。乾隆贡生。少孤苦，勤于读书，出姚鼐门下。家居课徒养母，笃志经史”[66]。王豫，“1768—1826，字应和，号柳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诸生。一生酷嗜诗，曾来往于杭州、苏州、扬州、泰州间，以选诗、辑诗为事，并受到阮元、王昶等支持，辑有《扬州图经》、《群雅集》四十卷、《二集》十八卷、《江苏诗徵》一百八十三卷，与张学仁合辑《京江耆旧集》十三卷”[67]。

做过下级官吏的有3人：章性良、刘大櫆、黄景仁。章性良，“由诸生援例岁贡，考选教习。以诗、古文词闻名。四方名士如魏冰叔、陈其年、徐亮直等皆与之交厚”[68]。刘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69]。章性良与刘大櫆都做过教谕，也就是县学教官，其职责就是掌教诲所属生员及主持文庙祭祀；黄景仁被授予主簿之职，但未就任，“高宗四十一年东巡，召试二等。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赀之，援例为县丞，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道卒。亮吉持其丧归，年三十五”[70]。“主簿”是汉代以后普遍设置在中央和地方各官署的辅助性官职，其职任为掌管文书簿籍及监守印信，类似于现在的秘书[71]，而章鹤龄将这三位都视为布衣。

可见，古人对于“布衣”的界定是比较宽松的，获得科名头衔而没有进入仕途，或进入仕途但仅为不入流的小官者，同样被视为布衣。这也是我们将获得科名但没有进入仕途或者进入仕途但官职卑微者视为布衣的依据。

综上，我们所说的“布衣”，指没有官职的读书人，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终身没有获得任何功名或者获得功名但没有进入仕途；（2）进入仕途，但官职卑微，不入流者；（3）进入仕途却为期不长、中途辞官的文人。布衣本是平民，读书人虽不能等同于从事体力劳动的、没有受过诗书教育的劳动者，但是在进入国家统治层面以前，他们的处境依然很悲惨，我们从《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的遭遇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在没有进入仕途之前的艰难处境，他们受尽冷眼，内心充满压抑与痛苦。可以说，他们的处境甚至还比不上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事实上旧时代也常以“布衣”称没有官职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