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布衣与寒士、隐士等概念的辨析

“布衣”与寒士、隐士、山人、高士、遗民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差异，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一 布衣与寒士

何谓“寒士”？按照陈玉兰先生的观点，“寒士”指“一为出身寒微的读书人，一为贫穷的读书人”[72]。它与高门大族相对，指出身寒微、社会地位低下的读书人。范弘之，“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却自称“寒士”:“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73]范弘之地位并不低，以“寒士”自称，其自谦的成分更多。不过，在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寒士难以担任高官，这是大家周知的事实，如陶渊明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在那个重视门第的社会里，陶渊明还是因为出身庶族而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74]。当时社会上讲究门第，出身贫寒的读书人被称为寒士。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是这种意义。

布衣与寒士的概念有所交叉。在古代的话语环境中，“布衣”与“寒士”经常被相提并论，王泰“虽为宰辅，食大国之租，服饰肴膳如布衣寒士”[75]。两者并举，但寒士更强调经济与政治上的落魄，即使进入了仕途，但沉居下僚、备受约束、无法施展自己才华者，也被视为寒士。布衣更强调社会地位，主要指没有涉足过官场，与经济的宽裕与否无关。事实上，有些布衣十分富有，如扬州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他们是闻名天下的盐商，财力优渥，不仅自己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且尚有余力，资助了大批贫苦之人：“为粥以食江都之饿人，出粟以振镇江之昏垫，开扬城之沟渠而重膇不病，筑渔亭之孔道而担负称便，葺祠宇以收族，建书院以育才，设义渡以通往来，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绵夏帐，椟死医羸，仁义所施，各当其厄。”[76]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就得到了二马的资助，厉鹗也长期寄食于马家，凭借二马所提供的优越的生活、学术条件而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由此得出，布衣与寒士的分界较为明显。

二 布衣与隐士

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庄子认为：“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隐士，是为了坚持某种信念而拒绝出仕之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77]。有做官之后宦海浮沉，看破世情，而决然隐逸退隐山林者；也有天性淡泊，没有经历官场而终身隐逸者；还有以退为进，以隐逸谋求高名，从而得以步入仕途走终南捷径者。

可见，隐士有做官之后隐逸的，也有没做官就隐逸的。这样，隐士就与布衣形成了一定的交集：从没做过官就隐逸的人，既是隐士，也是布衣；而进入仕途之后再退隐的，是隐士，而不是布衣。这就是说，布衣中有隐士，隐士中也有布衣。虽然如此，布衣与隐士二者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通常说来，隐士是不问世事的，如蒋星煜先生曾经指出，“中国隐士大部分是冷酷而无情的人物，并且由于变态心理而自视超凡不群，结果有意无意地逃避现实……中国隐逸诗人的传统作风是使中国诗歌和现实脱离开来，而走上为诗歌而诗歌的歧路上去”[78]。相形之下，清代布衣虽然离开仕途，但对国计民生依然有着殷殷关注，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们虽然没有做官，但并没有由此淡出社会，他们的用事之心还是非常迫切的。顾炎武就是一个例子。清人入关，顾炎武向南明小朝廷进献《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南明小朝廷出谋划策，革除弊端，后又投笔从戎，加入义军，投身于抗战的最前线。起义失败后，顾炎武决不放弃，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79]。其决心之大、意志之坚定堪称布衣翘楚。

三 布衣与山人

“山人”原本是官名，春秋时期鲁国设置的掌管山林的官员。《左传·昭公四年》:“山人取之，县人传之。”杜注：“山人，虞官。”孔颖达疏：“《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80]后来，山人也被用来借指隐士，指隐居于山中的士人。孔稚珪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北山移文》）王勃诗云：“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赠李十四》四首之一）

到了明代，“山人”由官名而演变成为借助一技之长游走于达官贵人门下谋求生存的文人，即“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干谒权贵，并不断地流动，以获得 ‘幕修’或赠与为最主要目的的一个士人社会群体”[81]。由此可见，山人与布衣存在明显的差异，“山人”具有对权贵的强烈依附性，他们的谋生方式要单一得多，正如下面这首民歌所揭示的那样：

我哩个些人，通假咦弗假，道真咦弗真，做诗咦弗会嘲风弄月，写字咦弗会带草连真。只因为生意淡薄，无奈何进子法门。

做买卖咦吃个本钱缺少，要教书咦吃个学堂难寻，要算命咦弗晓得个五行生克，要行医咦弗明白个六脉浮沉。

天生子软冻冻介一个，担轻弗得步重弗得个肩膊，又生个有劳劳介一张说人话人自害自身个嘴唇，算尽子个三十六策，只得投靠子个有名目个山人。

陪子多少个蹲身小坐，吃了我哩几呵煮酒馄饨，方才通得一个名姓，领我见得个大大人。虽然弗指望扬名四海，且乐得荣耀一身。[82]

他们这样的“山人”，不学无术，阿谀奉承，以招摇撞骗谋生。山人与以游幕为生的布衣有所接近，但两者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游幕是凭借自己的技艺获得幕主的聘用，从而谋求自身的生存，这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清代著名幕客汪辉祖就指出，游幕必须要娴熟律令，“幕客佐客，全在明习律例。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要饱读诗书，“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要勤快，“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啻数辈，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乡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迟之午后，必须在城觅寓，不惟费钱，且枉废一日之事。小民以力为养，废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养。其羁管监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要谨慎交游，“广交游，通声气，亦觅馆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滥，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硁硁自守者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己无愧，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为引荐，况交多则费多，力亦恐有不暇给乎”[83]。诸如此类，对文人的要求很高，绝不是仅凭借阿谀奉承就可以应对的。汪辉祖就曾告诫过，不要过多地接受幕主的人情，因为“合则留，不合则去，是处馆要义。然有不能即去者，不仅恋馆之谓也。平日过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时却情不得岁脩，无论多寡，饩稟称事，总是分所应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办非分之事。故主宾虽甚相得，与受必须分明，即探支岁脩，亦宜有节，探支过度，则遇有不合，势不得洁身而去矣”[84]。幕僚对幕主的依附性不强，合则留，不合则另谋高就。此外，布衣的谋生方式除了游幕，还有其他途径。因此，与山人相比较，“布衣”从本质上更具备独立性。

四 布衣与高士

所谓“高士”，乃志行高洁之士，鲁仲连就是一位高士：“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85]“高士”也被用作对隐士的尊称。《易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疏：“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86]西晋皇甫谧所撰《高士传》载晋以前九十六人，清高兆《续高士传》载晋至明一百四十三人，两部《高士传》共有二百三十九人，他们皆是隐士。在某些时候，“高士”也被用作道士的封号，如宋徽宗年间就是如此，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徽宗重和元年”条记载皇帝降下圣旨：

自今学道之士，许人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每岁试经拨放。州县学道之士，初入学为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入辟廱，试中上舍，并依贡士法。三岁大比，许襕鞹就殿试，当别降策问，庶得有道之士以称招延。[87]

明代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二十八年（1395）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88]

总之，高士侧重的是个人品行，并不涉及社会地位，通常来说，一个人有了高雅的节操，自然就有可能被视为高士，如前述鲁仲连，“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89]。其高风亮节历来为人所景仰，如李白就对他崇拜备至：“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而布衣，更侧重于文人的社会地位，与其个人品行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布衣文人因为远离仕途，其扬名后世的手段便是立德立言，更重视道德品行的磨砺，以高雅的品行而名留史册，如李世熊，“山居四十余年，乡人宗之，争趋决事。有为不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90]乡人这种朴实的话语很能反映出李世熊在大家心目中的威信，深得乡人景仰，当地人做了有违道义的事情，都不敢让他知道，大家把李世熊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一面镜子。

五 布衣与遗民

遗民，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遗民”一词最早源自《左传·闵公二年》:“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若是？'”[91]“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遗民存在两层含义，一指亡国之民，二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之人。”[92]遗民以是否出仕新朝为标准，不论此人在前朝是否做过官，只要他没有出仕新朝，就可被视为遗民。他们中既有曾经在前朝为官者，也有前朝没做官者，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布衣。也就是说布衣的界定依据是是否出仕，与改朝换代没有关系。

历史上，遗民大量涌现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宋末元初，一是明末清初，而明末清初的遗民数量之多、文化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大大超出了前代。如明遗民陈弘绪，“以任子荐授晋州牧。时真定属邑多被兵，阁臣刘宇亮出督师，欲移师入晋州。宏绪拒不纳，遂被劾，缇骑逮问。士民哭阙下，颂其保城功，得释，谪湖州经历，署长兴、孝丰二县事，有惠政，寻免归。国变后，屡荐不起，移居章江。辑《宋遗民录》以见志”[93]。再如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祯时，尝避地南都，与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相友善，成庚辰进士。父孔炤以楚抚被逮，以智怀血疏，跪朝门外，叩头号呼，求代父死。帝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并释之，擢检讨。北都陷，父子为贼所掠，濒于死。南都马、阮当国，诬其污伪命，入之六等罪中，举朝大哗，乃已。叹曰：‘是尚可为邪？’褫衣散发，卖药五岭间。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 ‘无可’，最后，自号曰 ‘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俍公。同时有啸峰者，亦皖人，尝官都给事中，与并师俍公，时称为皖江两大师”[94]。陈弘绪、方以智都是明朝的官员，在明亡之后，顶住重重压力为明朝效忠，因此被收录入《遗民录》中。他们的遗民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他们曾经为官的经历，即使在清朝没有做官，我们也依然将其界定为仕宦，不以布衣视之。只有明清两朝皆未出仕的文人，才被本文纳入布衣的范畴。如朱鹤龄，“性好学，遗落世事，晨夕一编，行不识路，途坐不知寒暑。或谓之愚，因以愚庵自号。尝笺注杜子美、李义山诗，故所作韵语，颇出入二家。明亡，屏居著述，与顾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学相勖，始湛思覃力于诸经注疏，及先儒语录。著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读左日钞》、《诗经通义》等书”[95]。朱鹤龄在明朝仅是一介诸生，并没有做官，入清后又埋头著述，不曾出仕，自然符合我们对布衣的界定，是遗民布衣。

由此可见，遗民与布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