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岂之

我国有编著学术史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近现代有些著名史学家就写有学术史专著。在此之前，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实际上也是学术史方面的著作和资料汇编。

在当代学者中，关于什么是学术史以及如何写学术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他们各有所见，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在前人的启示下，我想简要地谈谈自己对于学术史的看法。

学术史不同于政治史、法律史等，也不同于思想史。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的素材，但这二者也不能等同，因为思想史更加偏重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演变和发展的研究。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著作是学术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什么影响）。举例来说，比如说要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需要花费精力去搜集并分析近代各个方面的史学著作（含论文），并力求对它们作出尽量公正客观的评价。很明显，如果离开了对于史学成果的具体分析，那就写不出史学学术史。

还要指出，史学学术史也不同于史学史，后者主要研究史观史书体例以及史学功能等属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历史；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方面并不限于史学本身，而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估量，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等。

史学学术史除去必须对史学成果进行分析评估以外，它还包含其他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渗透于各种史学成果之中的理论基础。其中不仅有史观，还有史学哲学、史学方法等丰富内容。关于“历史哲学”一词（或称史学哲学），在国内并未普遍采用，但在国外，从19世纪起，“历史哲学”颇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虽然在国外学术界也有异议。不过，我想：这个词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比“史观”的范围更广，包含的内容更多，更加具有抽象理论思维的深厚内容。它和“史学思想”有相同的内容，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因为它偏重于史学中哲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史学和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等，带有宇宙观性质。但是它并非哲学教程或哲学讲义，而是史学成果中最深层次的、理论性很强的抽象思维。在史学学术史的研究中，提炼出“历史哲学”，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但是在操作方面是相当困难的，用“沙里淘金”来作比喻，也许比较恰当。

依据上述想法，我所设想的史学学术史大体上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史学成果，其二则是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这两方面实际上不能分割，而应融合为一个整体。

为了使上述想法在书稿中得到体现，拟从四个方面去展开论述。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阐述近代史学哲学与古代史学哲学的异同，说明新史学哲学理论的初步建树，并分析新史学哲学的不同体系。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拟说明近代史学方法与古代史学方法的异同，并阐述近代史学方法的几种体系。第三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拟分别说明近代对于清以前中国史的研究、近代关于清史的研究、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关于本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及其特色等。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广义的历史学应包含考古学。考古学的成果为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见证，考古学的成果丰富了史学研究。如果不注重考古学的发现，不研究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不将考古的实物资料与历史的文献资料相结合，要在史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和创造性进展，那是很难的。同样，如果不注意史学理论，不研究史学成果，要在考古学上取得卓越成就，可能很难达到目的。从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来看，考古学的成果是不宜排除在外的。因此在书稿中用相当的篇幅去阐述近代考古学取得的成果，看来是有必要的。

史学学术史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一般地说，它和政治以及政治史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学术史上有多种情况，比如，有些史学成果和一定的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有些成果和政治的联系较少，甚至有些和政治并无直接联系。对于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针对这些情况，我设想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似乎不必在每一成果的分析上都和政治挂起钩来，但是需要从学术史的总体上阐明一定的政治和史学学术的联系，在具体的解剖和分析上又必须实事求是。要将这两方面的分析说明做得恰如其分，是颇不容易的。这部书稿究竟做到了几分，我不敢说，这要请读者朋友加以批评指正。

这里我还想谈谈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六七年以前，我拟请几位朋友一起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开始工作不久，我就发现以我们的微薄力量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勉为其难地写出一部“概论”性的东西，缺少具体内容，从概念到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于是决定缩短战线，先试着写一部近代史学学术史，取得一点经验，然后如有可能再扩展至其他方面。

这部书稿从起稿到定稿用了五年时间。在起稿过程中，方光华博士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我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全书的结构和体例，他很赞成，在写作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贯彻。本书第一、第二编由方光华同志执笔写成，第三编大部分也是由方光华同志所写，其中关于历史地理学术研究（第三编第六章）由李健超同志执笔。第四编由王宇信研究员撰述。我请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执笔写了第三编中的一章，即第六章，近代地理学术史研究概论。我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研究员执笔起草了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我感谢他们的密切合作。

书稿写成以后，1994年夏季我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俊义副总编联系，可否请他们先看看书稿。在一个酷热的上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文林社长兼总编和俊义到我在清华大学西北区的宿舍，来取书稿。我简要地将书稿的内容告诉他们。他们和我的交谈增加了我对书稿的信心。文林、俊义同志将书稿带去交老编辑范明礼同志审定。明礼看得仔细，边看边对书稿作了编辑的技术处理，同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1995年初春，俊义和明礼将稿子带回我的宿舍，我们当面交换了意见。于是从1995年3月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的修改补充工作。

几十万字书稿的修改工作，因为有了明礼所提的具体意见，进行起来并不感到十分困难。其中最需要我们反复思考的是，如何准确地评价中国近代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为此，写了改，改了再写，反复多次，才大体上定了下来。修改工作进行了近半年，这部书稿于1995年7月再次送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对书稿的修改过程中，我为了集中时间思考问题，基本上排除了一些社会活动。科学研究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和可以连贯使用的时间，如果是一曝十寒，外务太多，会使逻辑的理论思维受到影响。

我衷心地希望同行的专家们和对史学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对这本学术史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除去史学以外，关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需要学术界的合作，使之逐步完成。

1995年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