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务报》对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
第一，《时务报》虽则是中国近代的时政性报纸，但是它体现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翻译选本的最初独立性。
在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共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以及西学的引进上基本是步日本之后尘的，甚至在相当大的范畴中是落后于日本的。不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不在此列。有多部福尔摩斯作品中国是首译，这意味着侦探小说的译介是中国文人与读者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受到开明日本的影响所作。而见证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最初独立性的刊物，就是《时务报》。
日本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与翻译家江户川乱步在看到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时感叹道：“中国的侦探小说要远比日本落后，这是一般常识。但是最起码福尔摩斯作品的翻译，对方确实先进的，这有些令人意外。”[16]最早的福尔摩斯翻译在日本是1894年1月3日至2月18日连载于《日本人》上的《乞食道乐》（即《歪唇男人》），在中国就是1896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连载于《时务报》上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海军协定》）[17]，其中几个翻译都领先于日本。
第二，《时务报》所刊翻译小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文学相对于时政的次要性。
从栏目来看，《时务报》编译者本意是在这里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奇，以应和主笔的办刊宗旨——“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而不至夜郎自大，眢井以译天地矣”。今天的研究者想当然地把登载在报刊“附编”上的文学作品当作小说，殊不知，当时的译者与读者或许并非如此看待。我们有理由怀疑《时务报》的编译者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翻译当作小说，或者是没有想让读者把它当作小说看。福尔摩斯故事可以是侦探实录，《长生术》从名字来看就是想突出它的奇闻逸事感。有一个证据可以侧面证实《时务报》上最先刊载的福尔摩斯故事至少没有让读者真正意识到它的虚构性。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谈道：
英国呵尔唔斯歇洛克者，近世之侦探名家也。所破各案，往往令人惊骇错愕，目眩心悸。其友滑震，偶记一二事，晨甫脱稿，夕遍欧美，大有洛阳纸贵之概。故其国小说大家，陶高能氏（即柯南·道尔），益复会其说，迭着侦探小说，托为滑震笔记盛传于世。盖非尔，则不能有亲历其境之妙也。[18]
福尔摩斯和华生都是真的，倒是“小说大家陶高能氏”附会其说把它写成了小说，然后假托是滑震的笔记。这样的真假莫辨至少从首译的1896年持续到了1904年将近10年。这也足以证明，《时务报》时期的近代翻译小说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文学的独立性。
第三，《时务报》所刊翻译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的处理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学转型中的阶段性特征。
例如，作为第一篇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翻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中国译者还无法体会第一人称叙事的奇妙和倒叙法的悬疑设置。这篇中译先以顺叙的方法把外交部青年攀息的遭遇叙述出来。他在外交部加班时，国家机密文件神奇丢失，然后他写信给他旧时的同学华生，请他帮忙求助福尔摩斯。而整个故事的叙述也不是如英文原著中事主的第一人称方式，却使用了全知式叙事。“久之，忽忆有歇洛克（名）呵尔唔斯（姓）者，以善缉捕名。”这就是福尔摩斯在中国的露面——作为大侦探他早已声名远播。译者令福尔摩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先有他的身份和名望，而后读者才随同滑震（华生）在实验室见到他这位室友。与中国这种见面略有不同，英语文学中福尔摩斯的亮相是在第一篇故事《血字的研究》里。柯南·道尔对他进行了长篇铺垫，直到很久才点明他的职业。
此外，She英文原著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无论是在1898年的《长生术》还是1901年的《三千年艳尸记》中都做了中国式处理：都加入了叙述者的名字。如“佳”（解佳，即“哈葛德”）或者“何礼曰”。曾氏译本中第一章开头：“二十年前，礼在书院作夜工课。因试期在即，颇有自负之心，发愤为雄，用心良苦。惟所恨者，余相貌为天下之奇丑。”这里的“礼”说的是主人公之一，也就是主要叙述者“何礼”。后文又用了“余”，颇有些中国传统式的夫子自道。用这样的方式调和西方小说中常见的第一人称叙事，倒也是个高明的好方法。至少可以减少中国读者的阅读混淆，分得清“小引”中的“余”说的是作者“解佳”；正文中的“余”指的是叙述者“何礼”。
总之，《时务报》虽然不是文学性的报纸，刊载翻译小说并不多，但是它所体现出的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在翻译影响下转型的阶段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1] 郝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2]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第1册。
[3] 未将刊载在《时务报》第1期上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计算在内，因为它明显不是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但是它的原本不明，很难说是译自一篇侦探小说。
[4] 从1896年到1916年中国文坛被译介数量稳居前两位的外国作家正是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52部，98种译本）、赖德·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31部，34种译本）。而且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个在创刊号刊登了西方文豪的肖像：《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1906年《月月小说》的创刊号上赫然登着的就是哈葛德的头像，下书“英国大小说家哈葛德”。这俨然是把他作为与托尔斯泰等作家齐名的文豪，成为晚清文学启蒙者建设“新小说”的效法对象和西方文学的代表作家。
[5] 《记伛者复仇事》署的是“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作”；《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都署的是“滑震笔记”。
[6] 1897年6月20日《时务报》结束了它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连载。两年后，素隐书屋出版单行本，名为《包探案》（一名《新译包探案》），收录《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以及四篇福尔摩斯故事。1903年文明书局又将其再版。在清末，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没有发行单行本的很多。而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时隔不久发行了单行本，还被其他出版商再版，可见很有市场。
[7] 《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时务报》1896年，第6册。
[8] 《时务报》1897年，第26册，第16页。
[9] 《时务报》后期内部出现了分歧，69期以后改名为《昌言报》。《昌言报》第1期注明“续《时务报》第六十九册”，前后衔接不误。1898年11月19日，《昌言报》第10期刊登了禁报刊之谕后，随之休刊。
[10] 截至1916年，哈葛德的中文译本有 31部，34种译本，第一位是柯南·道尔71部，131种译本。
[11] 相关数据参见 Henry Rider Haggard，King Solomon's MinesIntroduction，Oxford U.P.，1989，Ⅸ.
[12] 周作人曾回忆与鲁迅同读林译哈葛德小说的情景，详见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毕树棠的翻案文章《科南道尔与哈葛德》，载《人世间》创刊号，1939年8月。
[13] 详见郝岚《被道德僭越的爱情——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的接受》，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4] 在英语世界介绍到哈葛德时，最常见的就是说“他是小说《她》和《所罗门王的宝藏》的作者”。据不完全统计，《所罗门的宝藏》现存至少29个英文版本，《她》也有18个版本。两者都至少有8次被搬上银幕。
[15] 林纾：《三千年艳尸记》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20页。
[16] [日]江户川乱步：《海外侦探小说作家与作品》，早川书房1995年版，第211页。
[17] 但据江户川乱步考证，有八部作品都是中国首译的：《荒村轮影》《情天决死》《掌中倩影》《魔足》《红圜会》《病诡》《窃图案》《罪薮》。参见[日]中村忠行《清末侦探小说史稿（三）》，《清末小说研究》1980年12月1日第4号，第153页。而据樽本照雄考证有39篇福尔摩斯的翻译是中国早于日本的。参见[日]樽本照雄《汉译福尔摩斯论集》，汲古书院2006年版，第56页。
[18] 参见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