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问题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和文化视角，重点关注的是翻译的功能，比如交际功能或文化功能，而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么是重视语言内部的转换过程，要么侧重对外部社会文化制约因素的描写。诚然，这两方面的研究关注的也是翻译过程的不同层面，对翻译研究而言都不可或缺。但同时，这两方面的研究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需要有一个“桥接”^[7]的视角，将二者连接起来，对翻译过程进行综合考察。众所周知，“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意识、有感知、处于自由意志而行动的人”（Steve，2010：10）。因此，与关注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文化因素的研究视角不同，翻译的社会学视角，重点从译者的视角切入，通过对作为 “社会行为人”的译者和其他参与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实现翻译过程研究的“内”“外”桥接。就目前翻译社会学所涉猎的研究范围而言，彻斯特曼（2006）划分了三个方面，分别是翻译作为产品的社会学，译者的社会学和翻译过程的社会学。而沃夫（2007）也做了类似的分类，他将三个领域分别命名为：行为人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和文化产品的社会学，第一个领域关注翻译生成中活跃的行为人，后一个重点是翻译过程，最后一个考察社会身份构建。由此可见，业界对翻译社会学的基本学科构架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而在彻斯特曼看来，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给予的关注最少”（Chesterman，2006：12）。为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具体关注下面几个问题：

1.在理论借鉴和批评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语言学路径、文化研究路径、认知语用途径等对于翻译过程的界定以及研究，将“社会”与“文化”因素进行适当地区分，明确各自的应用界限和相互联系，通过概念桥接，对社会学视域下将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翻译过程（侧重译者行为）进行清晰的界定和描述，明确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对象。然后，对翻译过程的社会性进行具体的探讨和概括，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从翻译过程、参与者以及译作的传播、接受等方面，挖掘翻译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为进一步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抉择机制奠定基础。

2.充分借鉴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从译者行为的社会性视角入手，尝试构建起翻译过程中社会因素、译者因素等和其他参与因素以及参与者的互动关系，挖掘翻译过程中诸要素的互动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在社会关系网络牵制的翻译场域内，翻译规范、译者惯习互动模式中的译者抉择过程。采取自上而下建构与自下而上分析验证的双向互动视角，从场域间的权力制约关系到特定场域的运作规则，从外在的翻译规范到内在的译者惯习，从译作选择到翻译策略，从翻译方法到语言表达等，形成一个整体的、互动协调的翻译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对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的互动模式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翻译个案研究，关注在翻译规范多元性与历时嬗变性的多种情况下，译者如何根据自己惯习，采取相应的翻译应对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翻译规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从而进一步对该模式进行验证、做出修正，以增强其解释力。此部分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之一，其案例分析主要是从译者抉择的角度出发，对各种社会因素与译者翻译诱因、翻译动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与语言等方面互动抉择的过程进行分析，以透析规范与惯习之间的互动过程和模式。

3.借用此前所构建的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翻译过程抉择模式，尝试对典型的翻译个案——严复、林纾以及鲁迅的翻译过程进行描写性分析，揭示译者行为与翻译规范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本研究从译者惯习视角出发，从共时（严复与林纾）与历时（鲁迅前期翻译与后期翻译）角度，试图深入了解每个译者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所进行的抉择和考量，考察每个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依据惯习，来处理“个体”与“群体”、规范与惯习之间所面临的各种具体抉择。同时，通过对严复、林纾以及鲁迅的翻译过程明晰具体的描写和分析，尝试更好地彰显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所蕴含的各种社会因素在译者抉择过程中如何具体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翻译社会学研究囊括了至少三个领域，也涉及了很多因素，在我们研究视野之内，不可能对所有因素进行一一分析和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立足翻译过程，将身为“社会个体”的译者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重点观察在翻译场域中，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互相作用对翻译过程中译者抉择的影响，以此来对社会视域下的翻译过程进行描写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