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的主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他们的很多关于文明的认识与理解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思想来源主要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关于文明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卢梭的文明思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明理论，如傅立叶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理论；摩尔根的关于文明社会的思想，等等。
一 卢梭的悲观主义文明论
美国学者阿瑟·赫尔曼认为：“卢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和文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预言家。”[35]阿瑟·赫尔曼对卢梭的这个评论符合历史事实与卢梭对人类文明的把握与理解的精神实质。在对文明的认识与理解上，卢梭确实是一个文明悲观主义者，与其前辈们乐观与积极看待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辈们在对文明的理解上似乎只看到了文明的积极作用，而卢梭则是从文明的消极影响来认识与把握文明，从而得出文明社会必然走向失败的悲观思想。正如英国学者约翰·伯瑞所认为的那样，卢梭“在人性方面，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在文明方面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36]
探索文明问题，必然会涉及文明的起源或者诞生的问题，卢梭自然也不例外。在文明的起源与诞生问题上，卢梭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一个观点是文明社会的诞生与私有制的产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37]另一个观点就是冶金与农耕使人走向了文明。卢梭认为是冶金与农耕这两种技术的发明，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它使得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他说：“使人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黄金与白银，但在哲人看来却是铁与小麦。”[38]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是人类的开化状态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卢梭并不这么认为，他重新界定了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并把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加以认识。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相对于人类的原始状态而言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时期，甚至认为“根据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就能轻易写出人类的疾病史”。[39]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中是几乎不存在的，正是文明的进步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40]在卢梭看来，文明不仅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还引发人类的道德堕落，文明好似让人变得文雅与有教养，而事实上文雅与教养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的虚伪与道德的败坏。“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41]对于卢梭来说，文明社会的进步最为糟糕的事情并不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引发社会道德的堕落，而是限制了人的自由，使人处于被奴役状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开首句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42]正是因为文明社会，才使得人的自由得以限制，使得人的权利得以丧失。在卢梭的思维理路中，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43]而文明社会的发展不但没有使人的自由得到有效保障，反而使人的自由得到损害，因此，在卢梭看来，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不幸的开始。
卢梭是从文明的消极影响来认识与解读文明的，他认为文明是人类的祸患之源，正是因为文明，才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更为重要的是它限制了人的自由，使人处于被奴役状态。而卢梭对文明的消极解读，以及预言文明社会必然会走向失败的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客观辩证地看待文明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意义。过去人们对关于文明的理解基本上是持乐观主义态度，把文明看作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开化的标志，而卢梭则是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正是文明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人的自由的被限制。因此这必然会使人们对关于文明的以往看法与观念产生怀疑。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理解与认识，既认识到了文明的积极方面，也认识到了文明的消极方面，既注意到了文明的“利”，也注意到了文明的“弊”。在关于文明的一些具体思想上，卢梭关于文明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关于文明与私有制的关系，他们在认识上也是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再如卢梭认为是文明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思想，也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吸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44]
二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
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过的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而每一个时期，他又根据人的年龄特征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幼年时代，第二，青年时代，第三，壮年时代，第四，老年时代。称为老年时代的第四阶段有时倒是一种有益的进步”。[45]从傅立叶的文明批判来看，他所批判的文明对象是资本主义文明，因此，他的文明社会指的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视野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的物质财富虽然很丰富，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幸福，因为“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46]为什么会这样呢？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的财富，但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者而言，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幸福，反而是在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产生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47]傅立叶认为在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没有沿着良性循环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它并没有为人们带来公正、诚实与幸福，而是带来了“软弱无力、不公正、欺诈、纠纷和两面性”。[48]因此，在文明社会时期（资本主义文明时期），不是善占据统治地位，而是“恶从来都占据着统治地位”。[49]傅立叶认为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商业精神使文明制度下的人变得比他们开初更加卑鄙、更加虚伪了”。[50]在傅立叶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业精神的胜利，资本的统治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加强，而商业精神的胜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本统治力量的扩大与加强，必然会导致“文明制度只知道按照资本即投资的多寡来平分”。[51]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于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下的人，“本着他们的代议制，总是按照金钱的痕迹来评功论赏”。[52]正是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工业主义乃是一切罪恶——弄虚作假、垄断、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重利盘剥等等的渊薮”。[53]可见，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54]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富人来说是善的，而对于幸福被剥夺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又是恶的。他说：“文明制度是善吗？是的，它对富人们是善的。它是恶的吗？是的，对眼看到幸福被剥夺的极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恶的。”[55]傅立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制度是处于衰落的时期，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从一种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只有在文明制度的存在为时不久，而且借助于它自己创造的科学与艺术，很快的进入作为第六阶段的保障制度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制度在它所处的星球上才是善的”。[56]可见，傅立叶只是对资本主义下的文明进行批判，而对于文明本身而言，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恶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不是在改进文明制度，而是在毁灭文明制度。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才使得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陷入了恶性循环，使得绝大多数人成为赤贫者。
傅立叶关于文明的思想，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认为，“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57]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对傅立叶对社会历史的看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58]，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傅立叶的思想的评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傅立叶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的思想是十分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了解他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很多思想就来源于傅立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傅立叶的影子，如傅立叶讲道：“文明制度的结构在拥有若干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只能产生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59]而这样的思想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得到反映：“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了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60]再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61]这个观点也同样来自傅立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傅立叶认为：“日新月异的文明制度只知道在美丽的面罩掩盖之下，集结了另外三个社会所汇合的全部肮脏龌龊的东西。”[62]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有不少思想是来自傅立叶，或者受傅立叶思想的启发。但在二者的思想关系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傅立叶关于专偶制家庭与文明诞生的思想。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明的诞生标志时，认为专偶制家庭“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63]在恩格斯看来，专偶制家庭的最后胜利之所以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其原因就在于“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64]而这个思想与傅立叶对专偶制家庭的理解有着直接的思想关系，傅立叶把个体家庭理解为是一种经济单位。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想渊源关系，恩格斯也加以了说明，恩格斯说：“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作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了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65]
三 摩尔根的文明社会思想
在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还未出现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十分了解人类原始社会真实状况。但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以后，立刻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都大量引用或采用了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以及文明社会的思想。恩格斯说：“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述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66]并进一步认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67]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68]
摩尔根把人类史前时期划分为两个时期：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而每一个时代又分为三个阶段，即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把人类成文史以来的时期称为人类的文明时代，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两个阶段。对于摩尔根关于社会历史分期的观点，恩格斯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69]但由于摩尔根在书中着重于人类的史前时期的分析，因此他并没有对人类的文明时代作深入的展开与详细的论述。虽然如此，但其对于文明社会的伊始或诞生的问题，还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求证，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文明伊始的问题，摩尔根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他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70]这种欲望，它“不仅促使了人类克服了阻滞文明发展的种种障碍，并且还使人类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政治社会”。[71]对于这个观点的阐述，摩尔根是基于文明的本义出发的，而“文明”一词的本义指的就是公民的、政治的、国家的社会。而我们也知道，原始社会并不是建立在地域与财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血缘与种群为纽带的关系上。在原始社会，氏族并不是通过地区来区分的，而是通过血缘来区分的，人们也没有财产观念，因为在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原始的公有制，人们并没有财产的观念，只有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才会产生对财产的占有欲望。而人类进入了私有制社会，也就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当人们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他一切欲望之上时，必然会摧毁原始社会公有制，使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即进入人类的文明社会时期。摩尔根的这个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明观影响深远，恩格斯就认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72]
另一个关于文明伊始的标志的观点就是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73]因此摩尔根认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74]摩尔根这个关于文明伊始或说文明诞生的标志的观点，同样也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部分地接受与认可，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75]
摩尔根不仅论述了文明伊始的标志，还分析了家庭、国家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思想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体现。例如，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认为专偶制家族，“完完全全是文明社会的家族，因此，它基本上是近代的产物”。[76]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观点也同样加以了吸收与转化，认为专偶制家庭是文明时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从政治组织的演变与文明社会的产生关系来看，摩尔根认为，“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77]因此，对于政治或国家的产生与文明的诞生而言，“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78]在原始社会中，是没有政治社会或国家的，正如摩尔根所说的，“当我们发现美洲的时候，这里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文明。就‘文明’一词的本义而言，当时最先进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距离文明的开端还隔着整整一个文化期”。[79]对于国家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样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不存在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恩格斯的这个经典表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80]国家相对于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81]“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82]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目录”第1页。
[4]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9]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31页。
[10]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3页。
[2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35] [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张爱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36]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页。
[37]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5页。
[38]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4页。
[39]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4页。
[40]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0页。
[41]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4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
[43]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45]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5页。
[46]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4页。
[47]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7页。
[48] 《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4页。
[49]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0页。
[50]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0页。
[51]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52]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3页。
[53] 《傅立叶选集》第3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7—218页。
[54]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8页。
[55]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2页。
[56]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2—333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59]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62] 《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70]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1]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73]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74]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76]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77]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78]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79] [美]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