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

人类社会历史规律，或者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就体现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与把握上，没有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思维变革，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把握人类文明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 人类历史把握与理解上的深刻革命：对人类历史赋予实践的把握与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表明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与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唯物主义哲学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与把握，即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与把握，既不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与把握，也不是从精神或人的主观的角度去理解与把握，而是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赋予了一种感性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与把握，并把感性世界本身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即“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1]不像唯心主义那样把它看作人的意识活动、精神活动，或某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神、上帝或绝对精神的产物。故而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感性世界既不是某种先于人而存在的世界，也不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世界，而是人的实践活动作用过以及正在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人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感性世界并不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并且会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它并不是始终不变的东西，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对于人而言，感性世界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人们也正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人的任何关系以及感性世界的理解，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科学而正确的理解与认识。正是因为把感性世界当作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来理解，所以要科学地把握与理解人类历史，也同样要赋予实践的把握与理解。而在这以前，人类历史不是被看作人的思想活动的历史，就是被看作某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或神的产物，或者被赋予某种直观的理解，把人类的历史活动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物质运动过程。

二 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

历史的前提问题，是理解社会历史的核心问题，对于历史的前提的不同理解，在人类思想史上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可以这样说，不同的历史前提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与历史观上的革命，同样也表现在对历史前提问题的理解上。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历史前提的说法大概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历史的前提理解为人。最早把历史的前提归结于人应该是修昔底德，之后的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但他们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第二种观点就是神学历史观。在神学历史观看来，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神或者上帝。例如，在基督教的创世说中，上帝创造了万物，同时也创造了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创造的。对于人类历史而言，亚当与夏娃哪天走出伊甸园，人类的历史就从哪一天开始。因此，在基督教的历史观中，历史的前提不是人，而是上帝。

第三种观点就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历史的前提既不是人，也不是神或上帝，而是绝对精神。“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它的理想的实现。”^[3]历史是按照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而辩证发展的，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的意识”的进展或发展。

在对于历史前提的把握上，修昔底德的思想在历史观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修昔底德的历史观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既不是盲目的命运，也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是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或说天性）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在修昔底德看来，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情绪与情欲，它是不受社会制约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人而言，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来创造人类历史的，即人是按照自己的情绪与情欲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与当时的神学历史观相比，虽然肯定了历史是人自己所创造的，但是把历史按照人的情绪与情欲来创造的观点，必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受到理性主义者的质疑。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人的情绪与情欲是不稳定的，是不可靠的，把历史理解为是人按照自己的情绪与情欲所创造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能否定修昔底德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修昔底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肯认人的历史是人自己所创造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虽然修昔底德肯认了历史是人自己所创造的，但修昔底德的历史仍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为他把历史看作人按照自己的情绪与情欲来创造的，而不是人通过自身的物质实践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由此可见，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与神学历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产生与形成，既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的历史观的批判之上，也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扬弃之上的。费尔巴哈的历史观的伟大之处，就是通过对宗教历史观的批判，把历史的前提重新确立在人身上。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的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4]费尔巴哈正是通过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把神圣家族归结于世俗家庭，从而在历史观实现了重大的变革。但费尔巴哈并没有进一步对产生异化的世俗基础与世俗家庭进行批判与分析，而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要揭露宗教的本质，揭露神圣家族的秘密，还应对产生天国世界的世俗基础以及产生神圣家族的世俗家庭本身，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5]当然，费尔巴哈的功劳仍是巨大的，他的贡献就在于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人看作历史的前提。但令人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把人看作现实的人，并没有把人的本质看作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费尔巴哈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在费尔巴哈的思维理路中，人并不是一种历史的人，而是自然的人，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7]

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这个“人的本质”在他的人学思想中，则是理解为人的“类”，并且这个“类”并不是由人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的自然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类本质，而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自然本质（或人的自然的神性），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8]那这个由“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指的又是什么呢？在费尔巴哈看来，“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9]因此，“在人里面而又超乎个别的人之上的属神的三位一体，就是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10]由此可知，费尔巴哈所谓的“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其实就是“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当费尔巴哈把人的里面的“类”，即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他的人就不再是现实的、感性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即被抽象掉了人的现实性和生命肉体的人的理性、爱和意志。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11]因此，费尔巴哈虽然把历史的前提重新置于人身上，但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没有现实性和生命肉体的理性、爱和意志，因此，他的历史观，在本质上必然是唯心的，如果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那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则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唯心主义。也正是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类”，归结为没有现实性的人的理性、爱和意志，并把人的本质看作人的神性，即人所具有的自然的神性，并以此来理解与把握人和人的历史，那他的历史观注定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2]

费尔巴哈虽然通过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在理论上确立了历史的前提，不是神或上帝，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人本身。但由于他把人的类——理性、爱与意志——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然的神性，因而他的人必然是抽象的“人”，他的历史观也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视域中，感性世界并不是由抽象的人所创造的，而同样是由感性的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因此，对于“全部人类历史的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这些有生命的个人，就是现实的个人。因此，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这些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指的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4]把历史的前提理解为现实的个人，就必然意味着历史是现实的个人所创造的，即人们在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着自身的历史。因而人类历史既不是神所创造的，也不是某种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变革的历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或说现代唯物主义，就是“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5]

三 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

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现实的人看作历史的前提，必然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既然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这也就在理论上告诉我们，不是人的意识活动在先，而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先，从而也就否定了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直接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活动，看作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等于表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而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6]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理解与把握人的意识、观念、精神。而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或者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因此，黑格尔的历史观中的历史并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的外化、异化，推动历史发展的并不是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看作绝对精神异化与对象化的结果。但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开始于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历史不仅开始于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而且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还是人自身诞生的标志。人们正是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活动，才“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8]

对于人的物质生活与人的意识而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生活，而是人们的生活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意识是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并不是人们的意识活动，而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历史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对历史的把握与理解，应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开始，而不是从人的意识、观念、精神开始，更不是从独立于人之为的神、上帝或者绝对精神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中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和语言，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物质交往的方式，人们在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并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如国家、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活动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物质交往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

因此，马克思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开始，来理解生产关系，又从生产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理解国家。而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20]“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21]因此，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是客观精神的外化、异化。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并由之而产生的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22]而国家就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3]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4]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5]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观的重大意义在于，人类第一次直接地表明了人类历史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人既是自身历史的剧作者，也是自身历史的剧中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革命的实践。“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6]

四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的唯物主义转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形成，就像他们的哲学思想一样，经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早年本身也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因此，他们早期对文明的认识与看法必然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只是到了后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深深地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并加入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去。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的形成，则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生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事实上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了新唯物主义的转向，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转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形成也同样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明观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的重要内容，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的诞生，才铸就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文明观。

（一）唯心主义文明观的表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中，对于文明的理解与把握是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他们对文明的认识与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一样，是基于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恩格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把文明看作文化的形式，如在《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写于1840年12月）中认为法国人“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掌握文明”。^[27]而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也同样是如此。他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谈道：“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28]马克思这个关于哲学是文明的灵魂的观点，显然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说哲学是文明的灵魂等于说思想、理论是文明的灵魂，等于说文明的本质是思想、理论。因此，文明世界就变成了哲学的世界。哲学是文明的灵魂，就意味着文明的发展，实质是哲学发展的结果。而哲学是系统化、逻辑化的人的思想与理论，因此文明的灵魂就变成了人的思想、理论了，是人的思想、理论支配了文明的发展，人类的文明史就变成了哲学的发展史，变成了人类的思想史。显然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一种发挥，这种思想从新唯物主义的角度讲，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按照这样观点，人类的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哲学史，推动文明发展的，支配文明发展的，不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是人的精神生产活动，支配文明的是人的精神、人的思想。

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29]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也具有唯心主义的嫌疑。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讲，同样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黑格尔把人类从事科学、艺术、哲学等劳动，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而轻视人的物质劳动，其认为只有科学、艺术、哲学等人的精神劳动，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不是人的物质劳动。因此按照这样的一种思想逻辑，文明中间的一切精致的东西，只能是科学、美术等人的精神劳动的产物，而不是那些代表着文明时代特征的火器等复杂的物质生产工具。因此，无论是对早期的马克思而言，还是对早期的恩格斯而言，他们对文明的认识与把握都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明观。这种唯心主义文明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文明观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但随着费尔巴哈等对黑格尔的批判，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决裂，他们的思想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也带来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史理解的深刻革命。

（二）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心主义文明观，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占据很长的时间，他们对文明的理解，随着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再把文明看作文化的形式，而是看作实践的事情。在1844年，他们对文明的认识与理解已开始发生了改变，即从唯心主义文明观向唯物主义文明观转向。这个转向，可以从恩格斯关于文明的一个假设性论断中得到证明。恩格斯在1844年创作的《英国状况》一文中说：“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30]这句话恩格斯虽然用的是假设的语气，但这句话也足以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认识与把握，已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即对文明的认识与把握，不再是赋予唯心主义的理解，而是赋予实践的把握。这种对对象、现实、感性要赋予实践的理解的观点，在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为旗帜鲜明的表述出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1]同样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主体的能动性，但其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其同样也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同样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把握与认识对象、现实、感性。马克思对对象、现实、感性要赋予实践的理解的思想，告诉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与认识也应赋予实践的理解与把握。

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之中，把哲学看作文明的灵魂，而哲学作为人类的思想的精髓，其“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2]因此，作为哲学本身而言，对它的理解也同样只能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加以阐释，一种哲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与证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3]而事实上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我们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与考察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文明的本质。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形成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文明观也就得以诞生。因此，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34]，而不再是恩格斯以前所认为的文明的精致品——科学、美术等了。当然，科学与美术必然是文明的产物，但只是精神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已，哲学也同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