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器结合

《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梁漱溟思想既有形上的本体论等，又有形下的社会治理理论等，是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结合。此处借用道器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尽符合其原意。

本体“其难言也”：有事实本体，有价值本体；有元本体，有类本体（如自然本体、人本体、文化本体等）。梁漱溟的哲学体系虽不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宏大周延，但也内容丰富。其形上本体有生命本体论，已如上述。有人本体论，主要表现在他的“哲学人学”中。“哲学人学”与西方“哲学人类学”相通，指对人的本体论建构。梁漱溟的“哲学人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从生命宇宙观出发，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优越地位，用理智、理性、创造等界定人的本性，建构了一个以创造性为轴心、以价值理性为归宿的“哲学人学”系统。1975年，梁漱溟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他的“哲学人学”思想。除此之外，梁漱溟还建构了他的文化本体论，与其将生命本体归结到人心的思想相连贯，梁漱溟用“意欲”规定文化本体，认为文化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意欲所向不同。根据意欲所向，梁漱溟划分了世界三种文化类型：以意欲向前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为特征的印度文化。梁漱溟的形上本体含价值本体、元本体、类本体于一身，加之其“三量”论，使其哲学学说具有较为浓郁的思辨色彩。

但是，梁漱溟的形上本体论并非只“极高明”，而且“道中庸”，贯通于接地气的形下学说中。如：梁漱溟根据他的文化本体论，不仅提出了文化类型论，而且对世界未来的文化发展进行了预测，认为希腊文化已经在西方复兴过了，用来解决人类求生存问题的西方文化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继而以解决人的问题见长的中国文化得到复兴，之后是印度文化的复兴。那么，在中国文化即将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现实文化应该何去何从呢？梁漱溟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对西方文化的有条件接受，二是坚决排斥印度文化的态度，三是批判地把中国原来的文化重新拿出来。这显然是很现实的中国文化策略，其间的一些元素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意义。再如，梁漱溟根据他的中西文化观和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其基本理路是：乡村建设源于乡村破坏；乡村破坏的浅层表现是天灾人祸，深层表现是习俗改变；乡村破坏的缘由是外力的冲击。由于不敌西洋文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个大的转变。然而，不但学习不成功，连自己本有的东西也被破坏了，这种破坏的缘由也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不作为：一方面由于中国以农立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拾残局，所以才有了乡村建设的迫切需求。乡村建设的意义一是救济乡村，二是创造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就是认识到乡村建设主要靠自立自强，同时吸取外部资源。乡村组织落实下来就是村学乡学。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典型的形下理论，但它既与形上理论相互关联，又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治理方案。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思想理论是形上与形下亦即道与器的结合，这显然是值得提倡的。我们需要纯思的概念游戏、逻辑思辨，但不能将其束之高阁，供奉在象牙塔中，我们更需要能够贯通并指导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哲学理论，还是冯友兰所推崇的《中庸》里的老话说得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仅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亦即哲学理论构建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