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权结合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指原则性和灵活性。经权结合即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梁漱溟一生在理论上有两大原则：孔学和心学。孔学是梁漱溟所一贯坚持的，心学则随着时代情境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坚守信念和与时俱进体现的恰恰是经与权的结合。

学界有人称梁漱溟的学说是“新孔学”，虽不尽周延，但也抓住了梁漱溟学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冯友兰说，梁漱溟“自己认为他……有一个继承孔子的任务，这对他并不是一句空话。……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维护孔家店’。但是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阙那样的办法，他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1]。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梁漱溟就对孔学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其核心就是认为孔子及孔家是主张人们跟着直觉走的。梁漱溟说：“刚之一意……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大约‘刚’就是里面气力极充实的一种活动。”^[2]此处的“刚”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易传》的“天行健”有相通之处，它是一种“活动”，而且“极充实”。说它是“活动”，因为它是“生生”，是“生活”，“孔子的人生哲学出于这种形而上学之初一步，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这种形而上学本来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流畅的去发生。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生’”^[3]。说它“极充实”，并“顺着自然道理”，就是说孔子及孔家让人们按照直觉去生活。梁漱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第一，“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4]。按通俗的话讲，就是“无可无不可”。“认定”就是秉持客观呆定的道理而行，“不认定”就是顺其直觉而行。“认定”往往行不通，“不认定”才能行的通。“事实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爱物’。在我的直觉上对于亲族是情厚些，就厚些；对于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对于生物又差些，就又差些；对于木石更差了，就更差些。”^[5]梁漱溟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孔子及孔家的“差等之爱”是符合“直觉”的。由此引出了第二点，“孔子是不讲理的”^[6]。此理即“理智推理”，因为孔子总任他自己的直觉。事实上孔子是对的，“我们的行为动作，实际上都是直觉支配我们的，理智支配他不动”^[7]。第三，“孔子则简直不通”。^[8]“一般人是求其通的，……然而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9]原因就在于一般人按理智生活，陷入无边的计较，往往行不通，而孔子纯任直觉，往往无所不通。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第一，梁漱溟对孔子的态度一直未变，不论在何种压力之下，他都不改变自己尊孔的初心，此乃不可夺之志，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坚定的原则性。但这并不是说梁漱溟对孔子百分之百肯定，晚年也接受了“一分为二”的观点，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第二，梁漱溟一直坚持直觉说。尽管梁漱溟后来对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谈论儒学有过检讨，甚至认为是“根本地严重错误”^[10]；但如果我们从文本出发，梁漱溟对自己的直觉思想并未放弃。已如上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提出了直觉说。在后来的著作中，梁漱溟提出了一种“双理”（理智和理性）学说，“理智”指知识理性，“理性”指价值理性，在二者的关系上，“理性”为体，“理智”为用。此处的“理性”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直觉息息相通，这表明梁漱溟一直未放弃他的直觉说，体现了其学术思想上另一方面的坚守。第三，梁漱溟所说的直觉究竟是什么？在梁漱溟的哲学话语中，直觉首先是一种认知方式，即与“现量”“比量”并存的“非量”，它所认识的是一种“意味精神”，最大的特征是主观附加，“妙”是直觉添加到声音上的，“美”是直觉添加到绘画上的，“好吃”是直觉添加到食物上的，等等。其次，直觉是一种最高的通达路径。说它“最高”，是指在通达宇宙本体上它是唯一的。因为生命本体是绵延的，呆板的感觉无法把握它；因为生命本体是整体，分析的理性无法把握它。而直觉和生命是一体的，只有它能通达生命本体。再次，直觉是人们行为操作的原动力。因为人们的言行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有没有用，都是跟着随感而应的直觉走。另外，直觉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良能，即人的本能，本能包括生理本能，主要是善的本能。总体而言，梁漱溟所说的直觉意蕴丰富，是伦理学与认识论的一种统一，但主要是伦理学的，是孔孟心性论的现代版。说它是“现代版”，与他对柏格森直觉论的欣赏不无关系，他的整个生命宇宙观和直觉论都透显出柏格森哲学的影子。梁漱溟指出，柏格森认为“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混融为一个”。^[11]梁漱溟虽然对柏格森的方法有所质疑，但对他的学说总体上是推崇的：“他这话是从来没人说过的，迈越古人，独辟蹊径，叫人很难批评。”^[12]事实上，梁漱溟的直觉说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真善一体特色的传承和发扬。冯契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较早阐释了孔子“仁智统一”思想，认为其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伦理学与认识论、善与真的统一，这构成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色。梁漱溟的直觉说虽然受到过柏格森直觉说的影响，但柏格森的直觉说主要是认识论的，而梁漱溟的直觉说既是认识论的，又是伦理学的，主要是伦理学的。这种中西思想结合的直觉说应该是梁漱溟学说作为“新孔学”的理论支撑之一。

在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贺麟的哲学系统称作“新心学”。事实上，梁漱溟的哲学系统应该是更早的“新心学”，并终其一生不断地进行完善。其与贺麟“新心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借鉴的思想资源上，贺麟主要借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现代心理学理论，梁漱溟主要借鉴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梁漱溟的“新心学”分前后两期，前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等为代表，后期以《人心与人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等为代表。梁漱溟前期提出了他“新心学”的基本理路：宇宙的本体是大生命，贯通于无机物、有机物、动物和人类。宇宙生命的本性是创造，不断地翻新，而无机物、有机物、动物由于本能的束缚而失去了创造性。只有人类生命始终具有创造翻新的特性，所以人类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唯一代表。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是一体的。那么，人类生命为什么会有创造性？其根本在于人有心。因此，宇宙本体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人心。梁漱溟后期的心学理论有所变化，主要是借鉴、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的理论观点，对人生、人性、人心等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有另文专论）。梁漱溟心学理论的这种“与时俱进”，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其理论高度，加强了其理论深度，尤其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如劳动创造人，制造工具的重要，人的社会性、自觉性、创造性等对心学的阐释，使其学说更接地气，也更为周延。但是，这不等于说梁漱溟放弃了他心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在谈到他《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的写作时，梁漱溟承认：“感觉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少所发挥引用，而谬托学习之名，却贩卖自己的思想见解。”^[13]虽然言辞过重，但也反映出他对自己思想见解的坚持。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创意于1924年，积累酝酿了30余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总是受到自己的“有色眼镜”限制，难免有“六经注我”之嫌，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用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解读没有多少错误，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观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讲，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是工具性的，最终是要论证他的心学观点，这样做的结果未必都是坏事，因为这为梁漱溟的心学理论增加了自身的特色，可以看作梁漱溟“新心学”的独到之处。

由上可见，梁漱溟的思想是经与权的结合，以经为主。一方面有坚守，另一方面有转化，但坚守居多。梁漱溟的学术人格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宁折不弯，威武不屈，值得钦佩。然而，任何人一生的学术思想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屡屡变迁即是明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思想的变动要变得合情合理，变得让人能够理解，变得更趋近于真善美。所以可以这样说，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错，但坚守明知是错误的观点就是错；认识到了自己观点的局限性，主动向时代、向先人、向他人学习，从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也是应当提倡的，与梁漱溟坚守自己学术观点并无大的矛盾。与此相关，梁漱溟曾给过自己一个评价，叫“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就是“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不是那么样”，“表里如一”就是“我心里有什么说什么，表面跟里头一样，不隐瞒”。^[14]有一副挽联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15]此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