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新青年”：“五四”前后的郑振铎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他在《敬告青年》中写道：“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1]翌年，《青年杂志》因故改名，他再次在开篇的《新青年》一文中讲道：“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2]考虑到《新青年》早期运营的惨淡，陈独秀反复提及的“新鲜活泼之青年”“新青年”绝不是一个复数。到了1919年1月，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其发刊旨趣书中仍这样写道：“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结合之性质。”^[3]可见，即使到了1919年的北大，“新青年”仍然是少数。

“新青年”何时大量涌现？答案是“五四运动”。郑振铎讲过：

“五四”运动是跟着外交的失败而来的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其实也便是这几年来革新运动所蕴积的火山的一个总爆发。这一块石片抛在静水里，立刻便波及全国。上海先来了一个猛烈的响应，总罢市，罢学，以为北京学生的应援。被认为攻击目标的曹汝霖辈竟被罢免了，各地的学生运动，自此奠定了基础。说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其实也便是文化运动。^[4]

正如郑振铎所言，“五四”及随后的延展，直接决定了仅限于北京大学书斋之间的“革新运动”“总爆发”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五四一代”集体出场。

郑振铎之所以能如此精确地把握二者的逻辑脉络，根源在于他本人就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郑氏1917—1920年言论行迹的嬗变，表征了“新青年”的诞生，同时还可由他的经历探知文化启蒙方案与其他各类思想竞逐，乃至赢取年青一代的缠绕历程，因而其间的复杂之处，颇值深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