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自1918年5月15日标志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狂人日记》发表以来，这一问题就伴随至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折射了现代文学及其作为一个学科的艰难发展之路。随着多元研究视角的引入，研究者走出了以往狭义的文学解释框架，开始愈来愈多从非“文学”领域入手解读“现代”文学。此类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现代文学称其为“现代”，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表达方式的兴替，它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环境、文学观念、消费理念，乃至生产方式、物质载体等在内的综合系统工程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文学”是被“制造”出来的。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文学”内在的规定性，而是将它放置于更有效的问题域讨论，以此揭示“文学”更为复杂的深层内涵。本书所录各文即是从某些我力所能及的角度所做的尝试性解答。

同时，我希望借由这本个人第一本学术著作，对硕士导师教授表示特别的谢意。2003年我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入曹老师门下。川师两年，没有一点计划与方向，终于在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会上，原先已遵照指示修改三次并通过的报告，却突然被曹老师当着诸多老师及一干同学的面彻底否定，并连带严厉斥责我荒废学业，这通责骂长达半个多小时，当时的我完全蒙了，情形十分严重，当场就有老师几欲落泪，会后更有同学说曹老师是事前“埋雷”。数周后，万生师发来电邮，建议以“中国新诗派”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对于这样的安排，我当时根本说不上喜欢与否，满脑子想着怎样能够顺利毕业。剩下的一年时间，我托人在北京复印了所需全套期刊，一点一点地啃材料。在写作中，我偶然发现了《大公报·星期文艺》于“中国新诗派”的地位与价值无人论及，后来就更一头扎入《大公报》，从此学术研究才成为自己内心的选择。如果说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新诗派”诗学》还略有所见的话，那就是借由《大公报·星期文艺》的挖掘，对学界已成定论的“中国新诗派”提出了挑战。硕士毕业后将相关思考予以系统阐述，分别发表了《历史与想象：关于“九叶诗派”的思考》《呈现与建构：关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两篇文章。抚今追昔，曹老师的责骂与命题作文，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希望寥寥数语，能略微告慰万生师的在天之灵。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我在新诗研究所工作多年，即使在诗歌研究上“寸功未立”，所里仍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对此心存感激。现在敝帚自珍，有机会将相关的论文辑集出版，就视作对自己的一个激励吧！是以为序。

邱雪松

201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