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话题中建立中国论述

2013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的审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党的十六大之后，历届历次全国人代会，党的总书记都会到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习近平同志作为新任党的总书记，延续着这一通例。这一举动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对西藏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如果我们把党的十八大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阐述，以及随后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国梦的两次重要阐述联系起来分析，这一举动还表达了另一层姿态意义：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将其看作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2003—2007年受邀到香港中央联络办公室做研究工作，他在对香港问题以及通过香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中，鉴于研究者把香港问题简单化的状况，提出要“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将其看作是理解中国的钥匙”，我这里借用了强教授的观点来认识。强世功感慨地说：“如果说中苏论战中，我们还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那么，这30年来，我们虽然接受了另一套西方话语，但已经丧失了用这套话语进行自我辩护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我们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似乎丧失了进行自我辩护的文明冲突和政治意识。”[1]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变化就是对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改变：空间压缩了时间。这个世界上掌握着最大话语权的西方社会理论，已经成功地把历时性消弭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成功地造就一个“共时性”的“全球化关键性认识”。似乎这个世界没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了，“全世界都是同时代人，都同样的现代，同样的后现代，具备同时代性”（甘阳语）。从冷战结束之际，现在流行的国际话语就在做着这个工作。在那些以“去意识形态化”名义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攻势，在这个世界也在中国，成了吸引人的说法（因为它表面上似乎是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并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国民心态之中。虽然自2008年以来，这个世界出现的，对于中国而言种种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起到过一定程度的消毒作用，但是离扭转话语主导地位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当前的国际主导话语下，国家的整体历史经验被切割了，导致了对于自身历史经验的摒弃；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掩盖历史的具体过程，把历史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多年时间里，我们党不断地提出阶段性目标，比如“翻两番”“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也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目标。在可以“到达”的时间里，提出这样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同时，我们还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具有家国情怀、天下胸怀，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性。这个“家”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家。面对统一与分裂这一纠缠了中国百年的大问题，家国情怀、民族尊严，是强有力的凝合剂和感召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更是天下情怀的展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在社会舆论上，在理论界，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很多，这也是寻找恰当的中国论述的努力。“中国梦”概念的提出和阐发，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层自觉地发展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论述的努力。

习近平同志参加西藏代表团的审议，从姿态意义上，具有在西藏话题上建立中国论述的意义；实质意义上在西藏话题上建立中国论述，体现在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强调的是西藏在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治理次序的思考；其中，更重要的是所蕴含的方法论，从中国看西藏，从当下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看西藏。

在这个时代，与西藏有关的叙事林林总总，似乎谈得越多，越让人看不清楚。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着他人在极长时间内遭遇的困难。这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西藏地区：生态平衡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强世功先生说，改革开放时期在精神层面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当年毛泽东主席这代领导人以坚定的政治自信，大手笔地处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重大问题，而如今，“西藏”竟然成为一个在国际上的问题。西藏的历史地位问题，虽然有过一些纠缠，但是在学理上实际上早就不是一个问题；而在经过许多扑朔迷离的时代风潮后，它竟然在这个时代成了在国际上被不断言说的话题。在西藏，社会稳定问题是有着特殊内涵的，本来我们已经成功地避免了、跨过去了，而现在又不得不再走一遭；谈论“西藏问题”，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清理那些关键性的概念、词语，它们要么被遮蔽，要么被抽象化，也有的被完全改造。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用在国家治理上，强调的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善于分析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任何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的社会体，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问题和冲突，国家治理者如果四面出击，不分问题的轻重缓急，那么可以预见的后果只能是既无法解决矛盾，又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简单地说，就是要具备对复杂系统治理中的问题进行有效排序的能力，同样“一筐子”问题，要解决它们，次序问题十分重要，不同问题解决的力度十分重要。

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看我们把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放在多大的“筐”中，如果只是把西藏视为“筐”，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就难以脱出就事论事；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中国这个“筐”中，这个“筐”中的一切，都是内部之物，它与整体的关系会有位置的不同，特点明显，部分与部分之间相比较的差异性，不是相互之间明确的“他者”界定标识，而是在为这个整体提供历史的多样性，增添文化的丰富性，是这个整体始终保持活力和创新动力的源泉。

我们党提出和谐社会重大理念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概念时，都是在中国这个你我共有的家园里，而且有意识地不设限制的边界，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下情怀。在这个范围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是“之中”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自己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不是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当然，西藏所面对的，有一个流亡分裂主义集团和支持它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些矛盾和冲突确实是“外部”势力挑起的，甚至是策划和实施的，我们一再强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无视外部干扰破坏，它的落脚点在于努力消除外部影响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的、当下的中国来认识西藏，更重要的，从未来的中国认识西藏，转变从西藏看西藏的思维惯性，把西藏视为中国的核心去理解中国。作为方法论，我们其实已经做出过不少理论上的探索，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是毛泽东时代由构想变成现实的伟大成就。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来，西藏地区似乎在这一进程中落后于国家的主体部分若干年（比如说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如此），如果考虑西藏地区长期历史停滞的状况，其跟上的速度是惊人的；何况，这其中还包含了凡俗人等更关注点在形式上的转变，不仅忽略了“未变”之中的“变”的必然性和趋势的增长，更忘记了思想观念上“变”往往滞后于物质层面的“变”，对于后者速度上的追求所造成的断裂，甚至要付出数倍于前者之慢的时间——还不一定能达到相应的效果。

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藏特殊论的强调，在方法论上是一次严重的倒退。把自然存在的特殊性置于普遍性之上，“思考”的结果是，“左”的影响是造成西藏地区社会经济面貌改变不大的原因。对策是“没完没了”的落实政策，英雄史观大行其道，人民史观被置而不论。在一定程度上走到否定人民民主的新西藏的构建史上，即使在出现动荡局面之后，还是把责任推到“左”的咒语上，继续落实特殊人群的政策，在恶性循环之中走入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

中央做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安全涉及国家的发展、稳定、安全的论断，是在认识上把西藏放到更宽阔的视野来对待的重要步骤，而进一步的探索则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观点的提出。从中国思考西藏方法论的建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很多，包括借鉴中华文明中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古代中国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思考重心不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上，总是追求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冲突和规避冒险性发展作为基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仅就其昭示的在西藏话题建构中国话语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当然，建构中国话语还是一项重大的、处于“未完成式”的任务，需要社会各方面为之努力。

2013年

[1]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