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西藏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西藏一直就是一个话题。

西藏一直在被言说；西藏，其实一直不知如何去言说。2008年，成为言说热度的一个分水岭，拉萨“3·14”事件之后，西藏一时成了全球性言说的热点，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世界各地的传递活动，更是把热点话题再次升高温度——以“自由”之名而行“独立”之实的“西藏问题”。在汹涌的言说大潮中，在出于各种不同目的言说的大潮中，西藏本身的言说难题却依旧被人忽略或者说受到掩盖。

就个人来说，认识到西藏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认识到西藏话题存在着言说上的复杂性，经历了一个过程。

25年前，独自一人进藏之时，我对西藏的了解几近于零，连现在广为人知的“高原反应”这个词都没听说、不知道。五年基层工作的经历，主要是做行政文字的事情，走遍了那个县域的“七沟八梁”，很多鲜活的见闻，很吸引人。自己试图去了解、去理解、去找自己能够找到的纸面上的东西，去学。也试着写一些与工作没有多大直接联系的文字，当然谈不上“研究”二字。后来到了地区工作，看的地方就更多了。

前后一共8年。这段时光，不经意间见证了西藏从缓慢发展到快速发展的进程。

把“研究”作为职业之后，自己开始也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更深的东西。关于西藏，看到的多了，读到的多了，想了一些，便有了不理解：简单的事理，有时被人弄得复杂不堪；复杂的事情，有时被人简单化地处理；把历史美化，把历史切割，在一些政治性的言说中比比皆是。一个阅读体验，阅读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大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让我对一些问题看清楚了些。

强世功教授“把香港作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来思考，将其看作是理解中国的钥匙”，“从当下的中国或未来的中国看香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2003—2007年，强教授受邀到香港中央联络办公室做研究工作，他对香港问题的思考，即展现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这本书2008年首版于香港。2008年以来，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及其实质指向，都内含于强教授的分析之中，这让人感叹。

事实上，把香港置于一个重要地位的认识，可以认为来自毛泽东。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西柏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与他进行了多次谈话，其中谈到了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对于中国国内区域性的，但是又需要从全局上去认识和看待的问题，毛泽东就谈到这几处。准确地说，是三处，因为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是可以并谈的。

这也是文献记载中，毛泽东首次专门谈到西藏问题。我想，台湾、西藏发生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历史问题，同时也牵涉西方世界对华战略问题，准确地说，也是中美关系问题。要透彻认识西藏，也应该有强教授那样的眼光和见识，也需要做类似的研究。

我想，我可以做一点事情，就如何言说西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这里编入的文字，虽然主要写于“研究”生涯，但是远远谈不上是系统地去言说，更谈不上有多么深入，真正要做这样的研究，它们只能算是“前期准备”；只是因为有了这点认识，借着这个机会，放在一本书里。

也就是说，以“言说西藏的方式”为名，把自己多年来写的一些文字，集合成一本书，本不在自己的计划之中；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围绕这个大题目写文章，还是操笔为文很久以后的事情，是距今还不是太远的认识。

写这些话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015年9月中旬。西藏自治区“五十大庆”活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三十大庆”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五十大庆”活动之前，8月下旬，中央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总结提炼出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完整阐述了党的治藏方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言说西藏，有很多内容值得好好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