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一 研究重点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逻辑关系论证。从马克思使用价值理念的角度分析，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自然富源虽没有人类的生产加工过程，仍然具有使用价值，故而是一种“生态产品”。生态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文件中被定义为自然系统中生产出的具有生态功能的自然要素，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指出公共产品的本质在于其公益性，生态产品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习近平同志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是对环境要素及由要素构成的生态功能的损害，其外延与内涵是和代表生态环境要素综合体的“生态公共产品”相契合的。
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导下，区分生态环境损害与传统环境损害相关概念之间的差异，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对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梳理，反思其不足之处，明确了传统环境侵权体系难以全面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从体现生态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鉴定评估；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具有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过程中不同主体权利配置的具体内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在于赋予特定主体代表生态公共利益进行索赔的权利，并将此作为逻辑起点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制度框架。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导下，国家负有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职能以及主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公法义务，是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生态公共产品供给还包括国家对生态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模式的统筹规划，让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到生态公共利益的具体维护过程中并逐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意识，力求满足社会成员对良好生态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 研究难点
将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应用到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制度的构建中是难点之一。因此，首先需要厘清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的精神内核和具体阐释，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到其与生态环境损害制度构建的理论契合点，而马克思的论著中并没有出现生态公共产品的字样，相关论述分布在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经典原著中，要全面阅读并准确总结归纳马克思生态公共产品有关论述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研读能力。
难点之二在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视域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理论基础的发掘问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涵括了界定损害赔偿范围、明确责任人与权利人、资金管理、鉴定评估、公众参与、诉讼规则等多方面问题，对上述问题的论述难以面面俱到。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是核心问题，唯有解决理论基础，其他问题的解决才能顺理成章。学界目前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大多倾向于“权利论”，并集中在“环境权论”与“自然资源所有权论”。通过对两种典型的“权利化”路径的探讨及批判，笔者认为鉴于生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本质，生态利益难以私权利化，传统私权理论难以构成支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根基。供给生态公共产品必然要保持其以完好的状态呈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 研究创新点
把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深度结合。学界普遍赞同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把生态公共产品思想具体化到生态保护制度构建的研究较少，本书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思想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主体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公共产品思想应用到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同时也在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制度构建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公共产品思想。
马克思主义法学视野下对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制度理论基础的论述具有原始创新意义。学界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构建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理论基础的奠定以及生态环境赔偿权利主体的配置问题，学界并未深入进行研究。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公共产品思想的理论中找到了支持和孕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私法领域通行的法则是“有权利必有救济”，故而学者往往将生态利益予以“权利化”，并将此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本书从生态利益的整体性和公益性出发，通过对两种典型的“权利化”路径进行探讨，认为生态利益难以私权化。公共产品理论与生态环境损害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认为生态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进行供给，国家是生态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力量，生态利益应该由国家作为整体进行确认和保护，供给生态产品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强调合作是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组织形式，生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和利益整体性决定唯有合作才能突破生态公共产品协同治理的困境。
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导下，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主体配置与权利运行实践有一定的创新性。学界当前对生态环境损害权利主体的配置研究并不多见，对不同主体权利运行的流程与细节也没有深入研究。本书从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公共产品供给应该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多元化合作模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在于赋予特定主体代表生态公共利益进行索赔的权利，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制度框架。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负有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职能以及主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公法义务，是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是“社会性”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同发展。为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广泛社会主体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态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并在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中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对生态环境损害权利主体的配置和不同主体权利运行的流程与细节的研究有利于加强生态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增进和维护生态环境共同利益，同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实施提供对应的程序法律规范，增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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