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管理学“人性假设”实践困境批判

第一节 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实践困境

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怀着关注人性、人的自我理解的雄心”，从探索管理中的人的特殊性、寻找所谓永恒的人性开始，但由于它们漠视人的主体创造性，否认人本质发展变化的事实，看不到人不同于物的价值所在，最终却走向了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抽象的片面的理解，并由此陷入了各种“假设”相互否定所形成的无法停止的不断改头换面的“魔咒”之中。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现象，还仅仅是理论方面的问题而已。深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的实质和更为严重的现实后果是，这些“假设”在管理实践中，非但没有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创造主体，使人的尊严受到真正尊重，使人的潜能和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与体现，使人自身得到全面地发展，反而却造成了现实的人的工具化、人的悲惨境遇的无休止地延续和人本质的一再被扭曲。我们把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所导致的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由理论抽象到现实扭曲的事实，称之为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的实践困境。

人类管理的历史，特别是从泰勒开始的所谓现代管理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陷入这种困境，又在试图超越这种困境的矛盾运动中演化到今天的。管理学中第一个“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按照泰勒的说法，管理中的人只不过是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因此，只要能够简单地满足人的物质利益，就可以使其潜能充分地释放出来，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最大化。[1]然而，管理实践的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所描述的自私自利的所谓人性，与活生生的富有情感的作为整体参与到管理活动中来的现实的人相去甚远。把人所具有的经济特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以单纯的经济原则来对待管理中的人，非但不能够充分释放人的潜能，一劳永逸地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与效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严重地扭曲人性，不断地造就唯利是图的“经济魔鬼”。著名的霍桑试验，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使得梅奥另外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人”假设。梅奥认为，人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动物。即使社会组织没有意识到这种群体性情感，人们也会在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中培育和维系这种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隐藏在社会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重视在“非正式组织”基础上所形成的工作“士气”的决定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效率和实现管理效益最大化。[2]然而，当“社会人假设”把人的“社会依赖性放在人的本质属性的首位，甚至几乎排除了人的其他特性”[3]的时候，它却与“经济人”假设一样陷入了片面性。尽管它比“经济人”假设更多地看到了人的心理、情感等属性，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建立在人们心理情感基础上的诸如安全感、归宿感等狭隘的人群心理关系，绝对化为人的永恒不变的全部本性，以单纯的情感原则来对待管理中的人，非但与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非正式组织，而是正式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理性逻辑，而不是感性因素等现实不相符，反而使得它和“经济人”假设一起组成了管理中的所谓X理论。这种理论把人描述为天生就是被动的、懒惰的、必须加以管制的，等等。因此，这种企图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观努力所获得的直接实践后果就是，管理活动中客观上的人的失落。因为，它把人变成了一种处在强行管制和严格监督下运行的“活的机器”或机器系统的附属物、附件。

“社会人”假设与“经济人”假设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开创了管理学中“行为科学”的研究热潮罢了。由此开始的“行为科学”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为代表，发展了管理学中所谓的Y理论。与X理论不同，Y理论强调人的勤奋和责任心，等等。但由于它把人的这些品质看作是人性中的既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所以它照旧没有跳出抽象人性论的传统。例如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假设，虽然“似乎比‘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更加关注人，强调人的自我实现。”但是，它“把自我实现看作是一个自然进行的过程并将其内涵绝对化、既定化，没有看到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本身也是在不断提升的。”[4]它不懂得人的需求的不同层次在现实中相互交融的动态复杂性及其辩证统一关系，反倒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为自我实现只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目标。其实自我实现乃是人所共有的普遍追求，只不过其具体内涵会有所不同罢了。所以，这种理论所造成的实践后果就是，比之此前那些“人性假设”单纯地造就某一种片面发展的人有所不同，它分层次同时造就多种等级的畸形的人。人的本质的被扭曲和管理中的人的悲惨命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严重了。其他的和后来不断出现的“理性人”“决策人”[5]以及“复杂人”“权变人”“文化人”等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虽然强调的方面各有侧重，理论上各有所长，并且互相对立、相互否定，乃至于形成表面上一片繁荣的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6]但是，由于它们都以“实体人性论”为哲学基础，都奉行抽象性片面性的思维逻辑，都恪守重物轻人的基本理念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唯一价值目标，这使得时至今日，管理中的人本质的被扭曲还在延续，人在管理中的悲惨境遇还在继续。即使Z理论力求超越人本善恶的思维方式，从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利益角度构建管理模式，也仍然未能真正超越这种境况。[7]

总之，“自从‘管理’与‘科学理性’相遇以来，整个20世纪人类管理的命运似已成定局，即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前提下，寻求管理活动中的共性与规律，使其日趋规范化与科学化就成了统御一切的所谓‘模式管理不变的追求’”“在模式管理中，理性主义方法论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规律’无疑在管理中占据了核心与主宰的地位，然而，‘人的存在’则处于从属与被动的地位。”这种“盲目推崇理性主义方法论的模式管理，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割裂了管理与人内在同一的关系，也导致了人在管理中主体地位的丧失。”“使管理变成了约束人、支配人的一种强制力量”[8]。这种所谓的现代管理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贱买贵卖’这样一句老话讲得复杂一些罢了。”[9]由它所导致的“单纯的物质追求让人堕落，让人变成无情无义的‘狼’”[10]。“它们给最大多数人造成了最大的伤害。”[11]因此，“我们不得不驱逐”这种“经济魔鬼，哪怕不得不放弃其他一切。大众无法忍受一个被魔鬼的力量支配的世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