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澳门港政治经济地位的演变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对中葡关系的最大影响在于，此次战争所造成的英国割占香港的结局刺激了葡萄牙政府，导致了葡萄牙对华政策的改变。

一 葡萄牙对澳门的武力扩占与管治

1.葡萄牙要求改变澳门政治地位的对华政策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改变了对华政策，确立了改变澳门的独立政治地位，获取葡萄牙对澳门的管理权的政治目标。

《南京条约》签订后仅一个月，澳葡法官巴斯托斯（Rodrigues de Bastos）即向葡萄牙海事海外部部长呈禀，建议“彻底铲除澳门在中华帝国秩序内的传统地位”。1843年3月31日，海事海外部部长向澳门总督下达部令，命令他尽量争取获得巴斯托斯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各项“特许权”，主要内容包括四条①将领土出让至前山，或至少扩至莲花茎的尽头。②随着地界的扩展，在中国官吏撤退后，上述地区，连同澳门，将被视为完全的葡萄牙领土，如同荷兰人在爪哇、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那样，对那里的华人居民进行管辖。由居民中的长者推举出（的）保甲长隶属于议事亭理事官。遇有重大案件时，则有理事官备文，将犯人（未归化葡籍者）交送中国官吏。③如同英国人做到的那样，与中国官员文书中采取完全平等的格式，停止使用“申请”这样“不光彩”的格式。④澳门港同享香港将取得的一切优惠。“一般来讲，葡萄牙作为与中国友谊最长，始终不渝的朋友应为最惠国”。该部令的主要内容，在此后的部令中得到重申和强调[25]。

由此可见，对澳门进行武力扩占以使之摆脱中国政府的管理，将澳门地区纳入葡萄牙的直接管理之下，已经成为葡萄牙对华政策的既定目标。1846年1月，海事海外部向拟任澳督亚马留（J.M.Ferreira do Amaral）下达部令，要求他努力实现将澳门变成“一块完全从新改建的居留地”这一“严重、困难”的使命[26]。由此，亚马留便成为第一个为实现葡萄牙对华新政策而采取武力行动的澳门总督。

2.澳葡当局对澳门半岛和离岛的武力扩占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活动区域历来限于17世纪20年代修筑起来的围墙以内。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澳葡当局向中国提出占领关闸至围墙地带，遭中国政府严词拒绝。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澳门总督亚马留以治理城市为名，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此强行修筑公路。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亚马留又擅自从澳门界墙的水坑尾门起，向北开辟经龙田村背后直出马交石、黑沙环而到达关闸的马路。由于马路经过的地区有不少中国村民的祖坟，亚马留便宣布村民必须赶迁祖坟，从者给银一两四钱，不从者夷平坟墓，将骸骨扔进大海。这样，龙田村的田园土地惨遭蹂躏，东望洋山麓的许多中国村民的祖坟多被毁坏。亚马留还宣布，自三巴门至关闸之间的所有中国村民凡拥有土地者必须向澳葡当局交纳地租，而以往他们都是向位于望厦村内的香山县丞衙门交税的。这样就把葡萄牙人的管理范围扩大到关闸以南、澳门界墙以北的地区。此外，他还在澳门推行街道命名，编写门牌。

此外，亚马留还在氹仔岛三年前（1844年）建立的简陋据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座牢固的要塞，并升起了葡萄牙国旗。

3.澳葡当局逐步实现对澳门的管治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9月，亚马留宣布停泊在澳门的中国商船必须每月向澳葡当局缴纳一元税款。此项扩张举动激起了中国商民的反抗。1846年10月8日上午，当中国商船拒绝纳税时，亚马留出动军队镇压，激起1500余人向亚马留住处发动攻击，亚马留下令炮轰商船，将20艘帆船击沉，打死打伤大批船员。亚马留的暴行令中国商民悲愤不已。他们相继举行罢市抗议，停止向葡萄牙人供应食物。亚马留又宣称，各店铺若24小时内不恢复营业，将用大炮轰平市场区。结果，罢市未能坚持下去。当香山知县来澳门交涉时，亚马留既不用传统仪式接待，更不许官员的武装随从入澳，还在谈判中蛮不讲理地宣称，葡萄牙具有管辖在澳门的中国居民的充分权力，清政府无权过问他对居民采取的任何措施，他没有必要与中国官员磋商。亚马留的行为没有遭遇中国官员的有效抵制。

1846年10月21日，亚马留进一步宣布，澳门的中国居民应该向澳葡当局缴纳捐税，并将中国商铺编立字号，向业主勒收房税、地税，向中国工人勒索人头税。广东官员虽然一再交涉，但最终不得不让步，到1847年9月，在澳门城内的所有中国商民都须向澳葡当局纳税。

与此同时，亚马留进一步扩大对澳门华人的管辖，其中包括规定任何中国人准备在澳门兴建砖屋或草棚均须事先向澳葡当局申请。中国官员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连抗议也没有提出。在此期间，亚马留甚至开始对当局居民实行司法管辖，对于拒缴税款的中国居民，不仅派兵“拘拿”，还使用刑罚。对所谓犯法的中国下层居民，亚马留处以数百鞭打。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葡人的司法管辖权。

二 澳门自由港地位的确立

葡萄牙在逐步实现对澳门的管理过程中，还试图将其变成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以此来吸引进港船只，活跃澳门的贸易，提升澳门港口的国际地位。

1.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英国割占香港后立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实行“自由港政策”。作为对港英当局此项政策的回应，葡萄牙女王于1845年11月20日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各国商船自由进入澳门贸易：

第一条：澳门这个城市的各港口，包括以内河（Rio）命名的内港及包括氹仔（Taipa）和沙沥（Rada）在内的外港区域（os externos），向所有国家宣布为自由港，允许他们在那里消耗、存放及再出口各种货物和经营任何性质的贸易。

第二条：本法令在澳门城市公布30天以后，进口到上述口岸的所有物品及货物，不论是什么国家的，完全免征进口税。[27]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设在澳门的粤海关分部仍然存在，行使着管理澳门进出口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官方擅自宣布的“自由港”令仅是一纸空文，并未得到实施。澳门仍然是处在中国海关管理下的港口。所以，“将澳门港向所有的国家船只及其贸易开放”构成了亚马留使命的重要内容。

2.自由港地位的确立

亚马留总督到任后，作为其扩占目标的一部分，着手摆脱中国海关的管理，实现澳门自由港的地位。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亚马留派兵拘捕了南环码头的中国海关税口官员，将他们驱逐出澳门，并宣布没收南环关口房屋并公开拍卖。两广总督徐广缙去函质问时，亚马留竟宣称，葡女王已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澳门不需要任何人来澳门进行稽查走私活动，公然藐视中国政府的正当抗议，结果，中国官府对此没有反应，亚马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

对于葡萄牙王室宣布的澳门自由港政策，当时曾有人提出异议。国会议员马亚（José António Maia）[28]于1846年5月提出一份《关于澳门自由港的备忘录》，并于1849年加以补充。他认为，自由港理论不适合澳门；在澳门目前的形势下，施行自由港政策将带来诸多不便，并对支持论者的主要理据一一进行了反驳。他总结道：

澳门成为自由港可能增加外国人的贸易（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外国人可能会来此定居；房屋的价格会上涨。一些商行可能会从外国公司代理处那里获取更大收益……然而，澳门将因此而丧失45000元的海关收入；失去来自里斯本的补贴；最后，失去澳门的航运业及其从业人员。[29]

然而，自由港政策构成了葡萄牙在澳门推行武力扩张和殖民管治进程的一部分，服务于夺取澳门管治权的最高政治目标，所以，葡萄牙政府非但没有取消此项政令，反而着令亚马留加以实施，将澳门变成一个摆脱中国政府控制、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自由港。

1849年3月5日（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亚马留悍然发布告示，封闭中国设在澳门的海关。其告示宣称：“澳门已成为自由港，葡萄牙的海关已经关闭，自然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继续在澳门办公。”亚马留下令中国海关自即日起不得向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商船征收关税，几天之后不得再向中国商船征收关税。3月8日，亚马留照会广东总督徐广缙称：“香港既不设关，澳门关口亦当依照裁撤。”3月13日，亚马留不顾中国官府反对，率数十名葡萄牙士兵袭击了海关行台，钉闭了澳门海关的大门，推倒了悬挂在海关前的中国旗帜，驱逐了所有海关官员和丁役，封存了海关行台的大量财产[30]。

从此，葡萄牙当局终于摆脱了中国政府海关的管理，对澳门进行直接管理，澳门的自由港地位也随之确立。

三 新格局对澳门港的可能性影响

在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五口通商以及葡萄牙对澳门地区进行武力扩占和管治的格局下，澳门港口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些变化对近代澳门港的海上贸易产生可能性影响。

1.多口通商格局对澳门港原有地位的影响

多口通商格局对澳门港原有地位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失去了广州的依托，从而失去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特别是19世纪初期几十年，虽然面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但是依托广州的独特地位，澳门港的贸易仍然保持适度的发展规模，并且渐趋活跃。五口通商后，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不再，澳门港失去了以前的依托。与此同时，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在远东地区逐步形成，在澳门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香港这个新的贸易集散中心。多元化的格局使得澳门港失去原有的独特性，而地区贸易关系的重组也为澳门这样的港口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澳门港的贸易活动，将要在一个新条件下运作。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地区贸易结构中，澳门港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地区贸易的重组，既使澳门受到其他港口的竞争，也为它带来新的机遇。

总之，中外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对于澳门港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唯其如此，晚清70余年间，在一些项目（如鸦片进口等）和一些地区（如粤西口岸）的贸易中，澳门港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优势，从而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2.澳门治权变更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中国在澳门半岛派设各级官员管理澳门，特别是在澳门城内设有粤海关分支机构——关部行台，对澳门港进行直接的全面管理。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当局对澳门进行武力扩占，并取代中国官员而对澳门实施管理，将澳门变为自由港。澳门治权的变更，是近代澳门历史的重要变化，也影响了澳门海上贸易的发展。澳葡当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管理澳门港口的章程和条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之前所没有的，也对澳门航运贸易的运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澳门自由港地位的确立，可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振兴澳门商务的效果[31]。再如，澳葡当局的港口收费标准、对商品进出口的禁限规定、进出口商船的检查、港口服务设施的建设等，都成为影响澳门进出口贸易进程的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政府失去了对澳门的管治权，葡萄牙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故，在晚清时期，鸦片进口长时间一直是澳门港最大的进口项目。

3.澳门本地区人口、经济结构变化对澳门贸易的影响

晚清时期，澳门在葡萄牙当局扩占的背景下，其人口规模、经济生活等方面均有新的变化。以人口而论，在葡萄牙当局实现扩占的过程中，澳门地区人口特别是华人迅速增长。1856～1857年，澳门人口方面仅华人人数已经超过50000人[32]。另据澳葡当局有关部门统计，到1867年，仅华人就达78070人（其中陆地居住者56252人，水上人口21818人）[33]。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澳门作为港口城市的消费功能有所增强。适应这一变化，澳门港口的贸易结构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作为一个不产盐米、一切仰给于外供的城市，进口为本地居民消费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成为澳门港口海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功能。所以，主要生活品的进口一直是进口贸易中的大项，且保持进口总量大于出口（含再出口）的格局。

与此同时，澳门本地的加工业开始有所发展，例如咸鱼加工业、爆竹生产业和青洲的水泥生产等，使得澳门港口有了本地产品可供出口。

此外，随着澳门华人群体的壮大，华人参与澳门港口的航运贸易，成为晚清时期澳门贸易发展的新因素，澳门华船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力量。

这些变化都对澳门进出口贸易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