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格局的演变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外关系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享有决策的自主权。就对外贸易而言，以公行制度将对外贸易纳入广州独口通商体制下，对贸易的各个环节采取有效的控制。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处理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时逐渐丧失主动权，被迫加入世界交往的近代国际体系中去，中西关系的基本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就对外贸易而言，则是政府逐渐对其失去了全面的控制，导致中外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全面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广州一口通商体系的瓦解。

一 广州一口通商体系的解体

1.条约港口体系的逐步建立

广州体制的解体，首先是由于条约港口体系的逐步建立。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上海、宁波、厦门为通商口岸。该条约规定：“凡大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13]由此，广州一口通商体系逐渐被打破，与此相应的公行制度也走向解体，外商获得了在通商口岸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的自由。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又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天津等为通商口岸[14]。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断增批新的口岸，条约港口不断增多，逐渐形成条约港口体系。至1863年，中国的开放口岸已有13处之多[15]。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就通过条约港口进行。中国对外贸易进入条约港口贸易时期。

2.公行制度的废除

随着广州一口通商体系被打破，外商获得了在通商口岸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的自由。《南京条约》明确规定取消公行制度，英商赴各口贸易不必遵照“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之向例，于是，十三行之独揽外国贸易遂告废除。正如马士所言：“西洋商人在条约所准许的自由下前往发展对中国的贸易，在1834年他们已经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所加在英国商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1842年中国垄断的重担也被撤除，他们得到了在五个口岸无限制通商的权利，不再限于广州一地。”[16]作为广州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公行保商制度为领事监督制度所取代，粤海关关税体制为协议关税取代，这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

十三行丧失垄断地位之后并未马上停止其经营活动，而是改称茶行，专营茶丝等大宗生意，及至1856年（咸丰六年）一火，十三行之命运遂告终结[17]。

十三行退出历史舞台，是近代中外贸易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为中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中外贸易的全面开放

1.中外贸易的全面开放

条约港口相继开放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面开放。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全国各地货物必须经过内陆长途运输，汇集到广州出口，外国货物同样必须经过广州一口转销内地，贸易管道单一，贸易区域狭窄。因此，中外贸易局限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必然受到严重制约。

随着五口通商乃至于十口通商的实行，中国门户被打开，对外贸易得到全面开放。条约港口由北而南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多个港口通向外洋的格局。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分别有了与本地更加接近的港口作为出海口，全国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形成了多个中心并存的局面。中国对外贸易同时在多个贸易区域展开，贸易区域得到空前的扩大。五口乃至多口通商后，各生产中心与距离最近、运输最便捷的港口形成贸易链条，货物的地区流向发生改流，港口与腹地的关系进一步重组，贸易管道出现多元化，形成了以就近原则、便捷原则和最大获利原则为基础的多港口-多腹地格局，贸易活动在空前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了全方位的开放。

2.中外贸易总体规模的扩大

广州一口通商体系的瓦解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面开放，还导致了对外贸易总量的急速扩大。随着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区域的扩大和贸易管道的多元化，条约港口的相继开放，增加了贸易通道，加速了地区之间的货物流动，使得进出口贸易的总体规模迅速扩大。以1864年为例，是年进入中国13个开放口岸的商船共计17976艘，登记吨位6635505吨（1863年的相应数字为19433艘和6444700吨）；中国13个开放口岸与外国港口实现贸易值116647936两；这些口岸共征得关税8138102两[18]。从来航商船数量和吨位、实现的贸易价值额以及所征关税来看，较之于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条约港口时代中外贸易的总体规模已有大幅度扩增。

三 中外贸易的地区与产品结构的演变

条约口岸体系的形成、贸易的全面开放、通商口岸布局的改变，还进一步改变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布局与产品结构。

1.进出口贸易地域关系的演变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内地主要出口产品生产区均构成广州港的腹地，形成一口多腹地结构，进出口贸易在地域关系上表现出单一性。五口乃至多口通商后，港口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地生产中心与港口关系重组，货物流向改道，从而引起进出口贸易在地域布局商的重构。一口多腹地结构被打破，逐渐形成多港口多腹地结构。特别突出的是，广州失去了从前的大量腹地；而靠近江浙地区的上海港则异军突起，迅速上升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以中国传统出口大项生丝而论，1843～1853年，广州出口生丝大幅减少，而上海的出口量则急速上升，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生丝出口的中心[19]。又如，在1864年进入中国13个开放口岸的商船总数（17976艘、6635505吨）中，上海港就有5352艘，登记吨位1870909吨，分别占总和的29.7%和28.2%[20]，两个指标都接近总数的1/3。可见，上海已经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21]。可见，条约港口体制下中国对外贸易在地域关系上发生了多元化进程，重心逐渐向江浙流域北移。

2.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变

五口通商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鸦片进口的畸形增长。19世纪初以来，美、英等国即设法以鸦片输华取得白银，以平衡他们的对华贸易，致使鸦片进口迅速增长。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取得合法地位，加之走私猖獗，鸦片入华数量急剧增长。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称：“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22]鸦片入华数量激增，导致更为严重的白银外流，严重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危机。

机成棉布的增加是西方国家输华货物结构的重要变化。在英国输华货物中，棉纺织品的价值由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23]。此外，印度的棉花、东南亚的大米和英国的百货等，也有较大增长。

出口货物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丝绸、茶叶等。茶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货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24]。

3.中外贸易性质的变化

在五口通商时期，中外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在战败的形势下被迫增开口岸，开放对外贸易。“广州体制”被“条约体制”所取代，封建垄断为自由竞争所取代，中国的海外贸易被动地经历了制度的变迁。从此，外商获得了直接接触中国物产地区的许可，逐步深入中国的消费领域。结果是，外资侵入中国经济腹地，在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运行机制等方面，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通商口岸地区出现畸形繁荣，中国对外贸易逐步走上依附于西方资本的道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