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实力因素对干涉的影响

前面提到的分离主义威胁和安全两个因素，只考察了干涉国的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事实上，干涉国在做出干涉决策之前，还会考虑干涉的预期结果，而结果是否成功又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因此，一些学者分析了实力因素对干涉的影响。

（一）干涉国的实力对干涉的影响

一个由众多族群组成的庞大国家解体之后，在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支配族群往往拥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保证，支配族群无法向少数族群做出不侵犯其权利的可信承诺。因为在少数族群看来，支配族群的权力一旦得到巩固，就可能违背自己的承诺，这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如果少数族群没有可靠的宪法权利，那么最佳选项就是发动内战，以提升自身的地位或者建立自己的国家。

然而皮特·范豪登（Pieter van Houten）的研究表明，承诺问题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他发现，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爱沙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而爱沙尼亚族的权利则在上升，尽管如此，俄罗斯族也没有诉诸武力。范豪登认为，爱沙尼亚俄罗斯族的来源国（Reference State）——俄罗斯，发挥了抑制冲突的作用。[31]一方面，来源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越强大，它干涉的代价就越小，干涉成功的概率就越大。支配族群害怕实力强大的来源国的干涉，这时它做出的不侵犯少数族群的承诺就是可信的。相反，如果来源国实力较弱，就不会对支配族群形成有效的威胁。即使来源国出兵干涉，也很难击败支配族群。这时支配族群就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承诺问题”就会产生，并且可能引发内战。另一方面，来源国干涉的意愿越强烈，它愿意承担的代价就越高。如果来源国的干涉意愿非常强烈，它可能会努力让少数族群表现得极为强硬。面对强硬的少数族群，支配族群也会毫不妥协，双方不断升级的对立情绪可能引发内战。少数族群和支配族群的战争开始后，来源国甚至还会出兵干涉。相反，如果来源国没有强烈的干涉意愿，即它不愿意承担较高的代价，那么它会主动采取措施，阻止少数族群对支配族群使用暴力，从而避免少数族群发动内战。既然少数族群没有同支配族群进行战争，来源国也就无须出兵干涉了。[32]

范豪登通过博弈论的推导发现，如果支配族群对来源国实力和意愿的感知能够取得平衡，那么来源国的存在有助于克服“承诺问题”。因此来源国的微妙立场非常关键。如果它不想看到少数族群和支配族群作战，就不能使支配族群认为它持想要保护少数族群的坚定立场，但也不能使支配族群认为它对少数族群的命运过于冷漠。范豪登认为，俄罗斯的实力和意愿就被爱沙尼亚感知为一种平衡。俄罗斯虽然有强大的实力，但却没有强烈的干涉意愿。正因为如此，爱沙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没有受到爱沙尼亚族的侵犯，内战没有发生，俄罗斯也没有干涉。

范豪登的研究表明，第三方的实力和意愿会影响族群冲突以及干涉是否发生。感知在他的理论中是重要的一环。然而感知有时也会失真。支配族群对来源国实力和干涉意愿的感知，可能没有真实地反映来源国的行为和意图。除此之外，范豪登研究的案例发生在一个新国家成立之初，这也限制了他的理论的解释效力。

鲁彭·塞廷延（Rupen Cetinyan）利用“完全信息”克服了范豪登理论中感知的不确定性。塞廷延通过博弈论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战略互动模型（Perfect Information Strategic Interaction Model），以此来研究潜在的第三方干涉（包括别国同族的干涉）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33]他发现，当信息是完全的时候，少数族群总是会提出一定程度的、能够为支配族群所接受的要价，而少数族群的外部支持者（也就是第三方）从来不会干涉。少数族群与其支持者的实力相对于支配族群越强大，支配族群和少数族群之间议价的结果对于少数族群就越有利。

按照塞廷延的逻辑，一个战略行动者在做出行动之前，会预期它的对手和朋友可能的反应。信息完全则意味着少数族群、支配族群和第三方都知道彼此的偏好、能力和信念，它们各自的行动是在预估了彼此实力差异的可能影响之后做出的。在少数族群和支配族群议价的过程中，少数族群的要价不会超过在威胁发生战争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数量。支配族群同样知道所有的信息，因此它会与少数族群在那个数量上达成妥协。这样一来，内部冲突就不会发生，外部干涉也不会出现。只有在信息不完全、无法做出可信承诺或者议题不可分的时候，议价才可能破裂，少数族群随之会动员力量以武力挑战支配族群。

完全信息战略互动模型的一个启示是，第三方干涉的可能性与支配族群对少数族群的侵害程度无关。也就是说，若支配族群对少数族群的侵害更严重，第三方干涉的可能性也并不一定更大。支配族群在决定以何种干涉程度对待少数族群时，已经预期到第三方可能的回应。因此，支配族群会在避免同少数族群的外部支持者对抗的前提下，尽量地挤压少数族群。如果为了避免同少数族群及其外部支持者发生战争而必须妥协，那么支配族群就会向少数族群做出妥协。

塞廷延指出，完全信息战略互动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延伸威慑的模型。他认为，究竟是少数族群还是支配族群首先行动，对于模型的结果并不重要。因此，如果将第三方视作防御者，将支配族群视为挑战者，将少数族群视为被保护者，那么这就是一个延伸威慑的场景。

塞廷延提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理论。按照他的理论，只要满足信息完全的条件，那么不论存在何种因素，一个国家都不会干涉别国内部的族群冲突。但是，信息完全这一前提条件在现实世界中很难满足。因此，我们不能拔高其理论的解释效力。

（二）受援方的实力对干涉的影响

范豪登和塞廷延所关注的是潜在的外部干涉者的实力对干涉的影响，艾达·惠布勒格茨在他们的基础上还分析了接受援助一方的实力对干涉的影响。惠布勒格茨认为，不能只从认同或感情等角度来分析共同的族群身份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只依据感情来制定对外政策，那么它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其他因素地介入到别国的族群冲突中来帮助自己的国外同族。但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实力计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家必须考虑自身实力是否强大到足以在军事介入后获胜，而且它还要考虑自己在别国的同族的实力是否强大到值得为之一战。[34]如果国外同族的人口较少，即实力较小，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必要介入到冲突中去。相反，如果有大量国外同族受到侵害或正在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置之不理，它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有必要指出的是，惠布勒格茨以国外同族的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其实力大小的指标，但是人口数量越多，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产生更强大的实力。族群内部的组织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数量转化为质量的效率。在冲突甚至战争的威胁下，族群拥有的军事人员数量能够反映作战能力的指标，可能会更好地体现其实力大小。就算人口规模是一个不错的指标，惠布勒格茨的变量操作化也值得商榷。惠布勒格茨以国外同族人口占所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判断其实力大小，问题在于，一个族群的人口可能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从绝对量来看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此，惠布勒格茨的变量操作化有必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