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此在”的时间性

对于凡人必死的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时间有限性的意识。人之存在不是永恒的、超时间的，这就是说，他将不存在。生命的时间性构成了存在的基本状态。对此，存在主义哲学家有许多深刻论述。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就是此在的此（Da）之特征。人的存在都是具体的，是这一个、那一个、这种或那种存在。而具体性、实在性的最真实特性就是：此在并非不死。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是脱离人的主观体验的客观时间，而存在论的时间则是指此在之主观体验的时间：“此在所由出发之域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3]这种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本然的”理解，时间内在于此在之中，只有着眼于时间性才能把握住此在。

存在论意义上的这种时间实际上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对人总是要死的这一事实的内心体验和意识，它亦可称为本源性的时间，它以“畏”、“烦”等心理体验（此在的呈露方式）为基础，是与此在密不可分的、全身心的一种意识。

在中国古代，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最集中地体现于庄子哲学中，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和基础，也构成了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的哲学源头。对此在的时间有限性、对凡人必然要死的认识、焦虑和恐惧，是庄子哲学思考的核心。庄子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使他对于生死无常有着特殊的敏感：“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关于时间性，庄子说：

时无止。（《庄子·秋水》）

死生为昼夜。（《庄子·至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夫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过隙。（《庄子·盗跖》）

年不可举（止），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

陈世骧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直到道家学说，时间才开始建立起它的抽象性和客观性。在《诗经》中，“时”应被训为“是”、“它”或“那个”，用作指示代词；《尚书》中的“时”指季节时令，如“得天时”。直到庄子，我们才看到“时”具有完整的指时间的抽象与客观性的意义。[4]我以为：从生存论哲学的角度看，庄子对时间之思考的更大意义在于第一次强烈地突出了时间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充分地揭示了生命的时间性，使“时间”成为生命哲学的概念而不只是物理学的概念。以上所引庄子的言论，从实质上说都是指向生命存在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意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反复咏叹的韶华易逝、人生如梦的感慨，无不可以追溯到庄子的时间观。

伴随着对生命时间性的认识而产生的是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中国哲学家对于人死后的命运极不关心，他们认为询问死后问题对世界是没有用的，因为甚至连当今的世界都无法很好地理解。”[5]这一论断显然依据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但用以概括道家却并不合适。虽然儒道两家都不关心死后问题，但儒家对死本身也不怎么说，而庄子却大谈死。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因为庄子的哲学是美学而非宗教，所以庄子并不要去解决个体对死亡的恐惧和悲伤。联系庄子哲学的全部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庄子深深地为死亡而焦虑。这不仅因为《庄子》一书有“死生亦大矣”之类话语，更主要的是：一个不关心死的人、一个没有死亡焦虑的人，不可能对人生的时间性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更不可能大谈死生问题，不管从什么角度谈。如果真的不关心死，真的没有死亡焦虑，那他应当根本就不谈死、不接触这个话题。惧怕死的表现方式有多种，不必都是直接喊“我怕死”。诚然，表面看来庄子谈的不是怕死，而是如何才能不怕死，根本不必要怕死，要做到齐死生。但实际上，只有怕死的人才会去苦心设计不怕死的策略。一个人如果本无死亡恐惧，又何必去思考如何才能不怕死呢？他应当对这个话题根本就不感兴趣。这样看，《庄子》一书中的“齐死生”、“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之类“放达”之语，“鼓盆而歌”之类“洒脱”之举（被认为是一种审美的超越方式），都不过是一些假象或不由衷之语。庄子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庄子·大宗师》）但既然死这么舒服，为什么不干脆以行动来选择死呢？这样不就可以免却许多烦恼吗？或者至少，你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重复同一个话题呢？此类被用来说明庄子不怕死的话语，在我看来正好证明庄子骨子里的极度怕死。

其实，不但庄子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孔子亦然。孔子很少直接谈死及死后，但这不足以证明其对人生有限没有意识。《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江水一般的流去，这并不仅是对自然时间的概括，更是对生命有限的感叹，正因为这样，才有“不舍昼夜”的自勉自励。这不正好表明了孔子对人生的时间有限性的深刻启悟和焦虑吗？当然，孔子是一个重实践的人，他更注重通过有生之年的行动、功业超越死，而不是整天沉浸在死亡的焦虑中，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对于生命的时间有限性的认识，对中国文学的死亡主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死亡书写的哲学依据。无论是庄子的归于自然、儒家的不朽冲动还是杨朱的享乐主义，都是在意识到生命有限之后设计出的超越策略。在文学中，关于人生短暂的感叹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主题。例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离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天地间，忽若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东汉《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贾谊《鸟赋》）[6]；“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丕《送应氏》之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曹丕《善哉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孔融《杂诗》之二）；“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三十二）；“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陆机《长歌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陶渊明《杂诗》之三）；“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陶渊明《饮酒》之一）；等等。从这些俯拾即是的大量感叹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古人对人生短暂、光阴似箭的清醒意识和敏锐感受。尽管这里有入世不得志的美人迟暮（如屈原），也有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如《古诗十九首》、陶渊明），一个是儒家传统，一个是道家传统，价值尺度各异，但作为对生命之时间性的认识则是一样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汉魏时起，古人就倾向于选用相对固定的意象来传达对生命时间性的感受，如“日月”、“日暮”、“岁暮”、“飘尘”、“朝露”、“朝霜”，等等。这些意象都有光阴易逝、人生短暂的文化内涵。如日月的交替表明了时间的流逝；“飘尘”、“风尘”等将生命比作随风飘逝的尘土，言其无常；“朝露”、“朝霜”等意象则突出了人生的极其短暂。而且这些意象大多与秋天相关，构成了秋与死的联系。从下文可以看到：这些都成了表现生命意识和时间观念的原型意象和话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