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卷入的大幕
一 “化”学的进程
我有限的理科知识传达给我一个这样的观念，即化学反应总是要比物理反应离奇和恐怖一些，因为化学实验总是预计要改变事物的本来结构。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历史进程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笔下就正好被一系列的“化”学概念所笼罩：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所有的“化”学隐喻所比拟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呈现出一幅多样性的画卷，而是类似于马尔库斯所说的“单向度”[1]进程，国家及其主导的社会统一掉头转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的含义被指明要依靠发达的市场、繁荣的都市以及昌盛的工业来彰显。广东珠江三角洲是此次掉头之首，这块有改革开放桥头堡之称的地区，瞬间好似中了魔咒一样开始吞云吐雾。首先是珠三角本地农民开始转换生计，“洗脚上田”变成了一个时髦的现象，它也同时意味着对田园牧歌的一种告别。大量土地从农业经济用途转向工业，资本大潮比农民工大潮稍前一脚来到珠三角，尔后二者共同汇集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散去。这场“魔术”像陶西格笔下的南美洲一样，象征着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在某种隐秘的力量操纵下，各种生产形态形成、变化、并合、消亡，好像不同的生产形态中居住着不同的“魔鬼”一样。[2]国家是主导这场经济发展魔术盛宴的主角，但未必是独立的主角，至少受到了另一位魔术大师——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体系的影响。另外，土地与劳动力是这一场“化”学实验中不可缺少的原料，二者的参与搅动了全中国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不管你怎么样争辩，土地与劳动力一开始就进入市场这个“虚拟”的自由加工器中了。“化”学实验的号角一旦吹响，卡尔·波兰尼所恐惧的磨坊便若隐若现。
魔术只是个比喻，这场大转折不是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的，它是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由无数个或显或隐的、相互联系现象组成的，今天还在持续。并且，从一开始，大转折的舞台并不限于珠三角，珠三角只是这场魔术典范的中心。站在自上而下的“化”学视角来看，这场大转折或许是一场具有“单向度”意味的独奏大曲，但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形态却是极为复杂的。许多隐藏在大波浪底下的连锁现象、事实、小人物的故事还没有浮现出来。珠三角地区与周边各个区域之间，平原与山地之间，本地人与外来农民群体之间，工厂、都市与农田、农村的边界之间，以及政府部门、商业团体和大众社会之间，就像是无数个相互嵌套的齿轮[3]，一动俱动。不过这些齿轮有大有小，力量不均。在区域层次上，如果将珠三角视作一个中心齿轮，那么依附于该齿轮上的土地、劳动力与商品都要比周边齿轮的等级要高，而等级高低的衡量标准是货币——毫无疑问，珠三角的劳动力或土地价格肯定比周边地区要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省范围内，各个齿轮之间因地理环境、距离典范中心的远近不同，构成了一个地域等级的涡轮，劳动力不断被旋入涡轮的中心，使用土地的规则遵循中心齿轮运转的逻辑，而劳动产品则不断从中吐出来。与此同时，国家仍然重视农业生产的任务，在工业扩展的同时又掀起了一场场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抑制土地抛荒的战斗。如果说，工业领域推进的“化”学实验是一场现代化实验，那么在农业领域展开的保护运动又是一场反现代化的现代化进程，只不过目前反现代化的力量甚微。
在这种背景下，以土地使用的方式和劳动力的流动为焦点，有一种连锁的代耕现象长期为人所忽视，我称之为土地的阶梯式代耕。中心地区的土地与劳动力的农业生产任务，被转交给边缘地区的土地与劳动力，而边缘地区的任务又转交给更为边缘的土地与劳动群体来完成。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过去几十年来全国、各省、各市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地规划项目，就能发现中心地区的农用土地被大量转化为工用，而中心的农业生产任务则不断转嫁给半边缘与边缘地区。广东地区的阶梯式代耕是再明显不过了，来自粤北、粤西以及粤东山区的农民代耕了珠三角已经洗脚上田的农民的土地，而边缘山区农民的土地也在发生流转，例如，粤北清远地区的汉族流动至珠三角寻求生存，而山上的“瑶胞”又下山补充汉族农民留下来的劳动空白，如此等等。
这种连锁的阶梯式代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难道这还只是一种纯粹的农业耕作？难道我们只把那些进入珠三角工厂的打工者看作“劳工”，而把离工厂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之遥务农的代耕者看作“农民”吗？毫无疑问，这种形式主义的分割观点纯属无稽之谈！现代的农业已经完全被工业所牵制了。我们这里产生的基本疑问与研究巴巴多斯甘蔗种植园劳动者的西敏司一样：“究竟什么是工业”[4]。依据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能够认识到，这种连锁式代耕是工业化扩展的一种链式反应，工厂中的劳工与农田里的“农民”存在宏观上的联系（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不断提及二者微观层面上的联系与宏观上的结合）。在以经济为标准所划分的土地等级与“中心—边缘”区隔的前提下，农民与工人都是工业化市场体系下的劳动分工者，其本质都是为这个体系服务的。农场与工厂、农民与工人的搭配，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周密生产计划，工厂中农民工的“去农化”过程，与农田里的代耕者的“工业化”过程，是同一个进程中的不同劳工面向而已。尤其是对于珠三角的代耕农来说，其劳动要受到整个工业生产体系的制约；与工厂中的工人一样，他们的生产和消费基本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也发生分离（本书第三部分所描述的代耕菜农将充分展现这一点）。西敏司在考察甘蔗园的强制劳工群体时认为：
“……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发挥的经济功能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依赖。加勒比奴隶和欧洲自由工人间的联系既是生产上的，同时也是消费上的，促成这一联系的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他们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两个群体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没有其他更多对生产的投入；两者都从事生产，却很少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两者也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在一些权威看来，他们实际是代表了同一个群体，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委身于别人为他们创造出的世界性劳动分工之中。”[5]
这个“单一的体系”当然就是指世界体系。代耕农与农民工群体一样，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委身于别人为他们创造出的世界性劳动分工之中”。二者的劳动形态与空间场域虽然不同，却是同一体系中的劳动者，没有谁有资格宣称谁的劳动高贵些、先进些、有用些。我们既要研究工厂与城市里的劳动者，也要研究郊区农田中的劳动者。他们是被锁牵在同一链条上的蚂蚱。
如果说西敏司笔下的甘蔗种植园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那么说工业市场化催生了最近30年出现的代耕现象则稍微贴切一点。底端的劳动者当然创造不了整个分工体系，但是却以不同的形式为这个体系服务，所以边缘农田中的劳动者也是参与世界工厂的一分子。但是，这样的视角仍然是简单化的，仅仅将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看作资本的创造是片面且错误的，它是由工农分工以及不同职业的货币等级差异，还有国家权力等因素导致。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地区的土地代耕现象，除市场以外，是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多重调配的。
要揭示出这个阶梯式代耕体系的全貌，我们首先需要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展现这一进程。广东30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代耕农的卷入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珠三角本地农民就已经开始从社队体制中“脱嵌”出来，寻求农业以外的生存之道，在中山、珠海、深圳等地，甚至有不少农民偷渡港澳。相对来说，珠三角腹地农田肥沃，人少地多，导致劳动力从农田中脱离以后，农田开始抛荒，留下农业生产的空白；粤西、粤北山区普遍呈现人多地少的生存境况，这种区域间人地比例的结构性差异，便是代耕粮农的产生背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迈向纵深之后，流动人口不断聚集于工厂、城市，蔬菜成为工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需求要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地为主的农民开始在珠三角租地为生，这是代耕菜农群体的产生背景。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也不断波及中西部地区，在城市的郊区地带或工业园区周围，也开始不断出现种植粮食、蔬菜、水果的代耕者。总之，不同区域的代耕农的产生，是与“化”学进程相伴随的。本章将在下述内容中以我的主要田野点为叙述对象，拉开两种代耕农卷入的大幕。
二 我的田野
我的主要田野点是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的两个村庄。该镇位于中山市南部，在西江濒临入海的河段与五桂山之间，与澳门的直线距离不到35公里。105国道纵穿镇域，沿途皆是工厂、民居。岐江河夹在105国道与西江之间，在板芙镇二河一路，三线南北平行。以岐江河为中心，该镇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区。镇内河涌交错，土地肥沃，商业繁荣，工厂林立。2008～2011年，该镇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去本镇3万多人以外，还居住着10万以上的外地人口。河西区的土地仍以农用为主，河东区则工厂林立。我的田野地点所在的白溪村、里溪村，位于河东区。板芙镇工业化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山市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处于中游。直到1990年前后才开始大量建造工厂，至1995年，该镇工厂数量有近500家。在过去30年中，板芙镇经历了工业化、城镇扩张以及商业市场不断走向繁盛的过程。这个镇子既有我想调查的代耕粮农，又有我所关注的代耕菜农。
图2-1 田野调查区域中的代耕农分布
图2-1便是我的主要田野调查区域。这片区域是该镇工业园区所在地，周围还有一些农田，不过这些农田中没有种植水稻，而是以蔬菜、果园为主，我关注的代耕菜农便藏匿于茂盛的蔬菜农田之中，主要集中在里溪村。代耕粮农的聚居区夹杂在本地社区与工厂之间，难以察觉，我所调查的代耕粮农聚居区主要集中在一个名叫“新一队”的聚落里（图2-1中几个大五角星的所在地）。当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工农混杂的世界里，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在农村，这里还有农民。如果没有语言交流，你也很难分得清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
如果将该镇的人口简单地划分为本地人与外地人显然是过于笼统了。除去具有当地户籍的3万多人以外，该镇的工厂、出租房中居住着大量在工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此外，还有很多从事散工、个体、摆摊、摩托载客等职业的外来人口，这些人构成了官方人口统计的主要对象。但是，有两类人口基本不在该镇的官方统计数字之列。一类是代耕粮农，他们主要来自粤西山区的罗定、信宜地区，从80年代起就搬迁至板芙镇居住、生活、劳作。由这类人口组成的聚落，在板芙镇有10个左右，大的聚落上千人，小的也都在百人以上，还有一些零散地插入在当地社区中，总人数不详。[6]其中我调查的主要田野点之一白溪村白坦涌的“新一队”聚居区是规模最大的。另一类官方“遗弃”的统计人群是代耕菜农，这一类人出现得较晚一些，且经常流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广西、湖南、江西以及广东的贫困农村。
之所以说这两类人群在官方视野之外，是因为我2010年在做田野调查的期间，当地展开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工作，调查队并没有进入代耕粮农聚居区以及蔬菜棚户，而仅仅登记了本地人和工厂、出租区的农民工以及个体户、街头小贩等外来流动人口。我至今不是很清楚为何不登记这两类人群。虽然两种代耕农没有出现在人口统计簿上，但是两种代耕农曾经、现在生产的粮食、蔬菜又确实是登录在当地的农业统计年鉴上的，只不过统计数据本身不会告诉你哪一斤粮食或哪一斤蔬菜是代耕农种的，我想几十年后研究当地农业史的学者大概都会将其误归为当地人的功劳。
在板芙镇，当地人、外来工、代耕粮农与代耕菜农四类群体分别对应着四类职业、四类生活方式和四种居住形态，层次分明。当地人基本上已经“洗脚上田”，相对而言，他们的职业多样且居于上层，部分人在政府、事业单位机关工作，更多的人从事商业经营，或坐收地租、房租，他们拥有多样性的生活来源，并不愁生计。本地人所居住的房屋大多是五层以上的小楼，除去自己居住的楼层外，其余每层都分割成多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每个房间以每月150元至200元的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农民工是出租屋的主要出租对象，不少农民工认为在工厂居住不自由、被监管得太厉害，他们情愿花点钱住在外面，让活力四射的身体少受一点束缚。
代耕粮农由于当地政府的建房限制，加上其囊中羞涩，所居住的房屋大部分是一二层的低矮房屋，且没有装修，他们已经没有农田可耕，其就业形式要么是去工厂打工，要么是去建筑工地打零工、载客、摆摊或从事其他力所能及的劳动。在他们相对破旧的房屋中，也开辟了部分房间出租给农民工，不过租金要低廉许多，每个房间每月仅收取100元左右的租金。代耕菜农的职业就无须多言了，自然是普遍以种菜为业，他们居住的“房屋”都是用铁皮、竹架、铁丝、茅草或“牛毛毡”搭盖的棚屋，一些在附近工厂打工的菜农子女，也挤住在棚屋之中。从小楼到工厂，再到平房与棚屋，四类人群，四个世界，相互区别且又相互联系。
四类人虽然占据了板芙镇的几乎全部人口，但却没有呈现出支配结构的整体图景。相对于资本与权力来说，他们实际上都是被支配的群体（本地农民虽然在这些群体中拥有一些支配权力，但在整个支配链条中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被摆布的位置）。四类人群以及各种上层支配性力量构成了总体性的支配形态，我在本书第九章中将这种复杂的支配结构称为“跨圈层社区”。在这种流动、开放、联系的社区中，官方所“忽略”的最底层群体——平房与棚户中的代耕农，是我最为关注的对象。
三 代耕粮农的卷入
（一）卷入前的乡土背景及卷入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还刚刚开始。最开始进入工厂工作的工人，并不是从远方流动而来的内地农民，而是珠三角本地的农民。从农田到工厂，从农业到工业，意味着告别一种生产方式。但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时期，土地所肩负的政治使命——缴纳国家公粮的任务却无法轻易甩脱。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工业化的蔓延并没有迅速地将所有土地“货币化”。对于他们来说，土地不是以往求生的生产资料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这意味着土地越多，就有越多的劳动力被锁牵在土地上以完成“纳粮”任务，而不能进入工厂或从事个体、经商获取更多收入。本地人分身乏术，他们不可能一边从事和原来一般繁重的农业劳动，一边经商或者务工来提高家庭收入。在白溪村，代耕粮农没有进驻之前，土肥地阔，灌溉便利，该村人均耕地接近三亩。由于土地富足，很多洼地、沼泽地都处于抛荒状态。双轨制在转型初期的珠三角农村社区中造成了上述的两难问题，刺激了当时许多公社、大队做出了一个集体决策：寻找农业生产的“替身”。
广东地区耕地分布不均衡的现实为珠三角农民的早期行动困境提供了一个解脱的契机。1980年，广东省人均耕地1.27亩。[7]但是这个平均数字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在肥沃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中山、顺德、深圳等地，那里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至少都在两亩左右。而在贫瘠的西部山区地带，每个农民仅有几分地。土地稀少、贫瘠，一旦分田到户，这些人将暴露在生存的饥饿水平线之下。广东西部的罗定山区是产生代耕粮农人数最多的地方，那里流传着“一地二水七分山”的说法，形容当地土地稀少的状况。30年前，生活在那个地区的农民的境况，很似托尼笔下描述的“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8]的农民。罗定市平均每人仅有5分地。而根据来自罗定的代耕粮农的口述资料，没有出现一个个案显示他们从家里出来之前，其所在村落的人均耕地面积超过0.2亩。并且，其他可用的微量土地都是山地，不仅贫瘠而且难以耕作。每个家庭中最矛盾的事情便是生育。小孩一出生，不但分配不到新的土地，反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即使再精耕细作，农民也要面临挨饿的风险，这就使得社会继替的状况出现极大的困境。尤其是分布在云开大山山脉深处的农村，情况更是不堪。在贫瘠的山区，农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比例已经使农村的“社会延续”与“社会继替”[9]难以维持下去，新的生育只会造成恶性循环的加剧。
六十多岁的代耕粮农黄文回忆：“那时候吃饭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老家不单是人多、地少，而且低产，家里土地哪有这边（白溪村）的肥。另外，种起田来非常不方便。从家里到墟市上二十几公里山路，大清早起床出发，晚上才能回到家。买包肥料用一天，还是用肩挑。以前在老家，想吃口干饭都很难，每天至少要吃一顿红薯稀饭——你现在是觉得红薯好吃，让你天天吃看看（你）受不受得了。这边土地肥沃很多，而且平坦。就算是没有其他收入，依靠几亩水田，也不至于饿死。”珠三角地区与罗定、信宜等山区，在人地比例上构成了显著的“中心—边缘”等级差异，使得后者成为前者的农业劳动力“替身”的供给来源。
1979年末，白溪大队决定成立“新一队”，指定原白溪人刘志明担任队长。一方面，白溪大队不断向来到中山打工的外地农民发布招收社员的消息，来自罗定、信宜的农民不断将消息带回山区，告诉山区老家的人，珠三角的农村中有大量闲置的农田，无人耕作。另一方面，新任队长刘志明多次带着当地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的介绍函，前往罗定、信宜的农村地区，招收代耕农。交换条件很简单：只要加入新一队，完成指定的粮食生产任务，就可以在中山市永久耕作，并逐步落户。对于山区农民来说，一边是艰难地在生存底线以下挣扎，一边是背井离乡用劳动换来温饱。这与其说是一个选择，还不如说是唯一的生存出路。这个选择不需要多少理性思考就可以做出，因为天平肯定向填饱肚子的一方倾斜。否则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绝不会从自己熟悉的那方乡土迁出，尔后永久地寄生到另一方陌生的乡土之中去。在饥饿的威胁面前，农民再怎么依恋其乡土也于事无补，安全地生存下去与延续自身的出路，便是告别养不活他们的乡土社会。
具有地域等级的乡土背景，本身就构成了从“边缘”卷入“中心”的动力。从最初入队耕作的契约来看，这是一份双赢的合同。山区农民发愁自身缺乏土地，深深“内卷”[10]于人地比例的紧张结构之中，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去寻找费孝通所说的“细胞分裂”的出路。而平原地区的农民，其土地不仅多而且肥沃，加上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市场化道路又为其提供了农业生产以外的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也发愁，计划经济时期的土地所担负的缴纳公粮的任务成了珠三角本土劳动力解放的桎梏，他们发愁的是如何从农田中脱离出来，投入工厂或市场。新增一个生产队，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消解了两个群体对于“乡土”的愁绪。他们都告别了乡土：本地人是一种原地告别，而山区人是异地的彻底告别。
除了这种具体的地域差异提供了卷入的动力，在国家层面，80年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时期的制度，也为异地卷入现象的产生开放了缺口。在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禁锢了粤西山区的农民迁移，在人民公社或更低一级的生产大队的统一调配下，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改革开放后，经过市场经济的实施以及一系列制度的变革，户籍对人口的限制大为消减。罗定市分界镇罗星、罗光、罗金三个村落（大队），80年代总共人口5000人。从70年代末开始，那里就有不少农民外出到珠三角另觅生计。当得知珠三角招收代耕农的消息后，三个村落中超过1/3的农民迁移至珠三角。后来在珠三角形成的代耕粮农聚落，很多人原本就来自同一个生产大队或人民公社。
基层干部在这场改革初期的农业移民运动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白溪村新一队队长的本地人刘志明在1979年后的几年中，经常找到来中山务工的罗定人、信宜人，告诉他们只要帮助本地人缴纳了公粮，就可以在这边的土地上永久耕作，并承诺安家落户。刘志明不仅帮助白溪招收了大量代耕劳动力，还经常受板芙人民公社和一些生产大队的委托，帮助其他队社招收了大量劳动力。刘志明在多次前往罗定、信宜的过程中，得到了山区基层干部的大力配合。以前在老家做过大队干部、现在居住在新一队的一位代耕粮农说，他们那时天天盼着有人来招收劳力，都想离开老家那个“鬼地方”。另一位代耕粮农张晋朝回忆说：“他们（即家乡的公社、大队干部）也巴不得我们离开，减少一批人，减轻生产队的粮食负担。都挤在那里，怕饿肚子。当官的帮我们跑前跑后，联系中山这边的人，又去公社帮我们开证明。到了1989年，我们老家有1/3的劳动力出来了。”
除却基层政治力量的动员，工业、市场自身的吸引力也是重要的卷入动力。对于这些山区农民来说，涌至珠三角当然不只是为了耕田。工业、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就业形式。在农闲季节，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灵活就业。罗定人擅长木工与建筑工，在农闲里他们利用这些手艺可以获得农业以外的生活来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骑摩托车载客、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等。工业、市场体系比山区贫瘠的农业社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方式。
（二）永久性卷入及卷入的深度
卷入的发动机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广东省的农业移民大潮，这个移民大潮至今鲜有人关注。从广东边缘涌向珠三角的各条代耕粮农迁移线路中，有两条迁移线路是规模较大且比较清晰的。一条是从西部山区的罗定、信宜、高州等地不断沿着西江方向直至珠三角的腹地，在江门、佛山、中山、珠海的农田中扎根下来，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条迁移线路。另一条是来自北部山区如清远、韶关等市的农民一路南下，直插广州的花都、南沙以及东莞地区。此外，东部河源、梅州等地的农民则进入惠州、东莞、深圳等区域，也形成了不少代耕粮农群体。在整个珠三角，九大城市中除肇庆之外，其余八个城市都出现了因代耕引起的农业人口迁移现象。迁入珠三角农村社区的代耕粮农，少数插入当地社区中与本地人一起居住，大多数人是以几户、十几户、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形式搭棚聚居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聚落星星点点，镶嵌在整片珠三角区域。
中山市是代耕粮农迁入最为密集的地区。我曾与中山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工作者交谈过，他们断言中山市的代耕粮农不会超过1万人。但是据我所知，中山市二十几个镇中，仅三乡镇、坦洲镇、板芙镇、沙溪镇的代耕粮农总数就要超过1万人。政府对代耕粮农总数的估计“忽略”了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他们的估计仅仅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忽略了该群体内部的生育、繁衍；另一方面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些代耕粮农或搬离聚居区，或回老家，或在市镇买了房子，虽然此类代耕粮农数量不多，但都未列入官方的“估计”范围内。
我在本书第二篇中所要讲述的故事，涉及的主人公大部分来自粤西地区的罗定和信宜，分布在中山市板芙镇各个村落边缘，其中白溪村的新一队是最大的代耕粮农聚落。1979年，从罗定市和信宜县山区迁移而来的13户农民成立新一队，同时，白溪生产大队划出白坦涌一带的土地作为这些外来农民的宅基地，供其落户耕作。此后，每年都有农户加入至新一队。至1990年，新一队共计136户家庭，成为中山市最大的代耕粮农聚落。在白溪村附近的其他地方，也形成了或大或小的代耕聚落。例如，北邻白溪村的湖州村，在一个名叫虾角码头的地方居住了11户代耕粮农；白溪村与金钟村交界的蚝门围，居住了17户；里溪村的九家村，最开始迁移进了9户。
最开始来到白溪村的13户农民仅是试探性耕作。他们最初和时下的菜农一样，搭建棚户作为栖息的寓所。农业生产工具由当地生产大队提供。有的家庭是夫妻劳动力一起来到珠三角，有的仅仅是一人。本地人划拨给他们的土地都是沼泽和荒地，杂草丛生，野芦叶长得有一人多高，而且河涌密布，好多地方都是洼地。据这些人回忆，刚开始没有经验，也没有机器、水牛，就只有靠苦力蛮力，挖渠、排灌等工作费时费力，所以最开始来的十几户人家，仅开荒就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1980年，新一队的农民与大队签署了一份书面承诺，其大意是将土地永远给予新一队人耕作，并完成相应的粮食生产任务。此后，大量罗定、信宜的农民举家迁移，涌至白溪。1984年，中山各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队农民于1986年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按承包之后的耕作面积来算，平均每户家庭的田地在5亩左右。承包合同期限统一为1986年至1998年。此类承包合同书，基本上每户新一队的家庭都留有一份。
“永久耕作”与“家庭承包土地”两份契约标志着代耕粮农的卷入是永久性的，加之当时代耕粮农都是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去寻求另一份生存，更是加剧了这种“永久”的意涵。不仅是这些外来农民，本地人当时也基本上认为他们要长期在白溪定居下去了。随着迁移户的累积，这种“永久性”的信念也在越来越深的社会结构[11]中产生，以至于这些代耕粮农从其原属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在珠三角的农村社区中，不断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卷入当地社会，逐渐地迈向重新“嵌入”的状态。
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即代耕粮农群体在生计上是否获得了一条稳定的生存之道。由于代耕粮农本身就是农业生产的替身，他们在当地生存下去的最大前提便是帮助白溪人缴纳公粮，余粮才是自己的。但是据代耕粮农回忆，余粮并不多，有时候连一家大小的口粮都不够，所以除此之外，他们也搞一些副业，如去工厂、工地打打零工，摆摆小摊，骑摩托载客。而这些农业以外的生计完全由工业和市场提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也卷入到整个工业市场体系中去了。他们对珠三角是一种双重依附，既依附本地人所提供的农业生产空间，也依附于工业市场所提供的生计空间。
政治上卷入的最大标志便是生产队的建立。从代耕粮农留下的那些工分簿、出工记录以及公粮本等材料来看，新一队在建立初期是一个实体单位，发挥着行政、核算、工分劳动体制下的监督、分配等功效。在对外方面，白溪大队是新一队的政治全面代理人，新一队人进厂务工、参军、升学，开具介绍信、未婚证明等，都由白溪大队代理。虽然大部分新一队“社员”的户口不在白溪，但是生产队的实质性存在与基层干部对其“入户”的承诺，使他们产生了“已经是一个中山人”的想象了。
除政治、经济上的卷入，在社会层面，代耕粮农也全面卷入了当地社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本地农民乐于向新一队人提供生活、生产上的便利；而当本地人有劳动力需求时，新一队人也热情相助（关于社会层面的卷入细节，我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全面细述）。也就是说，在最初代耕的十年，双向的互惠是存在的。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卷入在时间上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卷入的早期，代耕粮农获得了新的生计方式、政治身份和社会补给，这可以看成从原乡土社会“脱嵌”后重新嵌入的一些体现。但我们在此要认识清楚，这种重新嵌入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关乎该群体日后的命运。第一，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这种重新嵌入以依附与互惠为前提，只要国家纳粮的计划还在持续，工业市场还没有刺激人们的利益欲望之前，代耕粮农的耕作对本地人以及基层政府来说，都是极为有益的劳动实践。只要代耕粮农可以替换本地人的农耕任务，他们就可以依附土地、依附市场展开生存，他们的“重新嵌入”也会持续。但是一旦这个前提瓦解，能否重新嵌入甚至是否会发生新的“脱嵌”问题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代耕粮农重新嵌入的程度是浅层次的。例如在经济层面，他们没有充分的市场参与权与选择权，他们首先要完成农耕任务，其次才是在市场上选择那些底层的职业，即那些被当地人挑选过后的“剩余”职业；在政治层面，他们的政治身份与本地人相比既不充分，也不平等，他们并未获得充分的政治参与权、选举权，他们的政治身份与他们的户籍、乡土社会伦理成员身份并没有重叠，“社员身份”并不是自然就有的，毋宁看作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
（三）卷入的不可逆后果
向异地的乡土迁移确实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抉择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却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外地农民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种“陌生”体验，还不同于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迁移的“客籍”“寄籍”农民，因为代耕粮农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陌生的乡土社会，而且是一个正在急剧变迁并由资本主导的工业社会情境。更为重要的是，代耕粮农的卷入是不可逆的[12]，这种不可返回的特征决定了其日后的生命历程。
图2-2 张晋朝兄弟迁出后，两人变成了十人
图2-3 罗定市西冲坑：老房几为废墟
图2-4 西冲坑村现在唯一居住的老人
新一队人张晋朝回忆说：“1984年底，我和我弟弟听说这边不仅有田耕，而且可以安家落户，第二年我们两兄弟就来到了新一队，开始建房、耕田。家里还有一个三弟，我们把以前少得可怜的土地留给他，他带着我们老妈过。”在卷入初期，劳动力的分离可以减轻土地压力，从而缓解山区的养老与社会延续问题。如果这些劳动力返回，无疑将重新陷入人地比例深度失衡的状况之中。而当这些人在珠三角居住了数年之后，这种不可逆性进一步增强。道理非常明显，如张晋朝所说：“在老家那时人均两分地，很多日子里都是填不饱肚子的，来到这边之后至少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这边结婚、生孩子，现在要是回去，一个人变成几个人，更没饭吃。”如图2-2所示，1984年，张氏兄弟从罗定迁至中山白溪。原先出来的是两个单身汉子，经过十几年后，两兄弟结婚之后生育子孙，两口人变成了十口人，如果这十口人现在从中山返回罗定老家，那儿仅有4分土地，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是很大的问题。
除了在珠三角当地的人口繁衍造成了卷入的不可逆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增强了不可逆性的程度。例如，许多代耕粮农在老家的房屋都已经破旧不堪甚至倒塌。在罗定市分界镇罗星村的西冲坑（一个原来仅有120人的小自然村，在20世纪80年代全部村民几乎倾巢而出），现在除了一座土房中居住了一个老人之外，其他房屋全部倒塌，杂草丛生（见图2-3、图2-4）。相应的，他们在珠三角建了房屋，在异地建了家园。并且，在罗定的很多村庄中，在过去30年中重新分配过一次或数次土地，一旦这些人返迁，新产生的土地分配问题也将产生更多冲突。
不可逆的卷入使得代耕粮农与其原有的各种纽带分裂开来。第一，体现在亲属关系的两地分隔上。从代际来看，代耕粮农的老一辈亲属大都留在老家，他们对孝道的执行以及对祖先的供奉都被空间所隔离（第九章将详述这一点）。虽然，一些生活上稍微富裕一些的粮农偶尔会寄些钱物给老家的老人，但是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却是永远地消失了。在同一代际之中，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或几个人外出耕作，使得平辈之间也有所隔离。代耕粮农将家里的土地留给了老家的兄弟姐妹，同时也将赡养老人的义务留给了他们。
第二，体现在习俗的分隔上。由于离开生死于斯的乡土，代耕粮农对以往习俗的实践缺乏了传统空间的支持。例如，广东人每年在春分和清明两个日子里有“拜山”（扫墓、祭祖）的习俗。但是由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交通并不方便，回一趟老家费时费力（那时离开生产队，回家探亲的人还必须开具当地生产队的证明，极为麻烦）。所以新一队人每到春分、清明时节，有很多家庭都无法回到家乡祭祖。而在最近这些年中，由于长时间很少归乡，许多人连老家的祖墓都未必找得到。即使回去拜山，他们也一般由一家或几家派出一个代表，象征性地回去数日即返回。而在春节、清明、重阳等节日时，他们对祖先、神灵的祭祀活动也被大大简化。
第三，体现在养育、丧葬时空的断裂上。在新一队出生的小孩，很多都未曾回过祖籍。新一队代耕粮农张雄汉在2005年曾带着他的小儿子回了一趟罗定，自那之后这个孩子便说“再也不回去那个山沟里了”。珠三角的成长经历使得新一代人产生了对老家的陌生感与排斥感，小孩们认为老家在大山里太“贫瘠”，虽然新一队的生活好不到哪里去，但孩子们已经适应了珠三角这种车水马龙的环境和工厂机器轰鸣的声音，父辈的老家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在丧葬问题上，时空的分隔也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在最初十几年里，新一队很少有人去世（代耕粮农来时都是比较年轻的人群）。而到了近十年中，不少代耕粮农逐渐老去，经常会出现老人面临百年的情况。在选择丧葬地的问题上，不要说本地人不让他们埋在当地，即使让埋，老人们自己也不愿意埋骨他乡。很多老人都是在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立刻要求回老家。即使死在了新一队，他们也会叮嘱后人，将骨灰埋回家乡。无论如何，新一队在当地都是没有祖荫的群体。
第四，他们的政治身份也被分割。一方面，新一队的建立给予了代耕粮农以社员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很多人的户口仍在罗定、信宜。在耕作初期，由于白溪大队乐于代理新一队的行政事务，可使得这些人免遭奔波回老家办理行政事务。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便掐断了行政代理的纽带，使得他们必须千里迢迢跑回老家，处理那些户籍、生育、入学、医疗问题。总之，上述所有不可逆的后果使得代耕粮农迫切呼唤建立一个在珠三角的社会、政治体系，获得他们在当地的农村社区成员资格和行政成员身份。
四 代耕菜农的卷入
（一）卷入的工业背景与卷入的动力
在珠三角的城郊、工厂旁边，或村社周围，或公路、铁路两侧，或桥梁底——但凡是有耕地的地方，随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棚户，这些棚户里居住的大多是本书所关注的代耕菜农。有人粗略估计，分布于珠三角的此类代耕农数量在20万人以上。[13]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广西、湖南、江西以及广东贫困地区的农民，与本地农民签订三年至五年的土地租赁合同。
代耕菜农的出现与珠三角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进入90年代后，市场改革以及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入。费孝通在《珠江模式的再认识》[14]一文中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借助港澳力量与海外资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使“珠江模式”有了飞快的发展速度。这段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各乡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内地的农村劳动力像浪潮一般涌来珠三角。[15]工业资本的注入改变了当地的土地生态与人口结构：农业用地迅速转换为工业用地，耕地减少，人口大量聚集，加之本土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从而产生了蔬菜种植的内在需求，进而产生了菜农这个新职业群体。
总的来说，代耕菜农的产生是由多重结构性的原因导致的，国家土地政策、本地人洗脚上田、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流动人口大规模聚集，都是该劳动群体产生的背景。第一，国家、省、市土地规划中对耕地保有量的硬性控制，使得珠三角的土地并不能全被工厂覆盖，很多肥沃的土地仍然被留作农用耕地。第二，由于本地农民在短时间内急切地与土地分离，投入工商市场或地租经济中，仍然留有大量耕地无人耕作。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他们已经意识到土地对工业市场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不再会像对待代耕粮农那样，无偿地将土地转让给外地农民。不缴纳一定的租金，谁也别想在珠三角无偿种地。第三，随着工业化走向纵深（尤其是90年代初期工厂数量急剧增加），城市与工厂中的人口数量也随之骤增，各式各样的劳动群体需要大量的蔬菜来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再加上珠三角地区的饮食传统钟情于新鲜叶菜，而远距离运输的蔬菜品种中叶菜不多，且价格更为昂贵。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为珠三角的工厂、城市提供大量新鲜蔬菜的职业，就呼之欲出了。
国家土地政策、工业化的推进以及人口流动状况等因素既是代耕菜农卷入的背景，同时也可以看作该群体在宏观层面上的卷入动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代耕菜农在宏观上的卷入背景与代耕粮农卷入珠三角的背景有何异同。首先，二者在进入珠三角的时间上不同，代耕粮农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间进入珠三角的，此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双轨期，工业还没有完全铺开，代耕粮农主要为本地农民耕种，将后者从农业生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工业生产。而代耕菜农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此时是工业与市场迈向纵深的时期，他们主要是给农民工群体提供蔬菜。也就是说，二者卷入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卷入背景实质上都是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二者的间接服务对象实际上都是工业生产体系。不论是代耕粮农还是代耕菜农，都只是在不同时段出现的劳动者，都是应工业生产体系而生的。其次，从表面上看，两种代耕农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农业，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种农业实际上都是工业的“剩余”或“补给”。工业经济是珠三角所仰赖的中心生产方式，它决定了农业体系中一切元素的市场价格。地租的多少、耕作是否稳定、蔬菜的价格，都是由工业周期的波动性来决定的。最后，两种代耕农卷入后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底层职业，该职业均位于劳动生产链条的最低端。与其说“种粮”“种菜”是由代耕农自发寻找到的职业，毋宁说是在工业化制造出来的分工体系中，由当地农民让渡给外来农民的。
如果说宏观上的卷入背景是造成代耕菜农群体出现的不可控动力，即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那么对于微观个体来说，菜农们选择种菜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或所谓“自生自发的”吗？首先我们来看看菜农群体的年龄状况。珠三角的菜农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那么，为什么是年龄偏高的农民从事种菜的职业呢？如果询问菜农为何不去工厂做工而在珠三角种田的原因，很多人会说他们在工厂干活“不自由”，老板或领班“太苛刻”“管得太严”，似乎是这种禁锢主体性的体验使其从工厂“逃逸”出来的。但是，这只是他们事后的回答，实际情形是工厂对用工年龄的限制，工厂规定必须排除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很多菜农实际上是被工厂淘汰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是菜农群体年龄偏大的最重要原因）。其次，工厂宿舍制度与家庭居住制度并不兼容，一些夫妻或刚刚生育小孩的家庭，必须选择一种既能够营生，又能够居住在一起互相照顾的职业，而工厂内部是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条件的，相反，在工厂周边搭建一个棚户种菜却可以满足此类需求。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外地农民一来到珠三角就选择种菜的，很多菜农在重操锄头之前是经过了工业资本多次过滤的。我在板芙镇里溪村所调查的代耕菜农，共计84个棚户，其中男性菜农84位，女性82位，平均年龄42.5岁。在84位男性中有67位农民在种菜之前有过其他工作经历；在82位女性中，有41位曾有过在工厂中打工的经历。有近1/3的菜农是因为年龄太大而被工厂“淘汰”；而因为要兼顾家庭养育、赡养义务而搭棚种菜的菜农数量接近总数的1/4。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直至今天来看，在珠三角种菜虽然辛苦，却是一种收入不算太低的职业，且销量不错。工厂中的农民工们要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粮食，也需要蔬菜、瓜果。而且由于广东地区的饮食习惯，新鲜蔬菜的需求量尤其大。根据那些90年代早期就来到珠三角种植蔬菜的农民回忆，这边蔬菜还刚下种，那边就有工厂食堂的采购人员来预约二十几天之后才能成熟的蔬菜。菜农不用走出棚户，蔬菜就会卖得一干二净。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种植蔬菜的劳动力市场很快吸引越来越多的菜农，直至蔬菜供求趋于平衡、饱和。
当然，不能完全将导致菜农出现的动力归结为宏观上的结构性背景，菜农也有自身选择职业的策略，这种策略以及在种菜过程中的实践智慧是本书后面章节所要重点阐述的。但我们不能夸大他们的实践策略。他们最初来珠三角寻求生存的根源性动力还是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也不能将菜农离乡劳作完全看成他们最初的“主体性选择”[16]。诚然，菜农选择种菜的职业完全是为了生存，但这与那些所谓农民工外出是为了追求“主体”的展现、为了脱离原有的束缚、为了新潮的体验等论断格格不入，没有谁会愿意在珠三角充满机油味的农田里体验自己的外出历程；如果是爱好“新潮体验”的农民，有谁愿意居住在棚屋里遭受风吹雨打，在棚屋外的土地中弓腰弯背，日复一日？
（二）过渡性卷入及卷入的深度
之所以说代耕粮农是永久性的卷入，是因为代耕粮农当时离开家乡后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他们也无法回去。而代耕菜农则不同，他们被卷入到珠三角的过程，在本质上与被称为“候鸟”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是相同的，因为大多数代耕菜农在他们当年离乡时便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返乡的。菜农在珠三角没有土地、房屋、户籍，他们仅仅是流动的劳动力，一旦工厂、公司、企业、酒店某一天拒绝直接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就只能转而寻找一种诸如种菜这样貌似能够实现自我独立的职业，将自身的劳动转化为某种商品（如蔬菜），在珠三角换取一些收入，否则，他们只能回家。
菜农们以种菜为业的过程完全是过渡性的。他们与本地人签署的只是短暂的租约合同，不可能会在他乡耕作一生。里溪村84户菜农之中，绝大多数人准备再耕作几年之后，便返乡或另换职业。对于那些年龄较大的菜农来说，种菜是其在外劳动历程的终结曲。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只是其在外劳动过程中间的一段经历。当下的城市生存条件以及城乡户籍分割制度，使得大部分农民工或菜农最终仍要返乡，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离乡—劳动—回乡”的过程。中间的这段劳动过程，大多数都直接奉献给了工厂，在从工厂“逃逸”或者被淘汰出来之后，他们又以种菜的形式继续服务于工业生产。如果你阅读过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或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17]，不妨将中间的这段劳动过程视作一段“阈限”或人生中的一段“过渡”：菜农从他们家乡脱离出来，也意味着脱离了原本的乡村伦理、社会结构，在新的陌生社会情境中，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身份，在珠三角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被极度边缘化；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实践与传统农村社会的劳作、休闲相比，也是截然不同的；当他们完成这一阶段乃至在外工作的所有历程时，他们会回到家乡，回归原属的社会结构。
与代耕粮农相比，代耕菜农并没有很深地卷入当地社区。因为从最初耕作开始，菜农们并不打算融入当地的社区，获得在当地长久居住的合法身份。在经济层面，除了在租地的时候与当地村社组织打过一些交道之外，他们并没有与当地社会发生更进一步的经济瓜葛。此外，种菜是一门需要菜农全身投入的职业，菜农很难抽身再从事其他劳动。而对于本地人来说，菜农群体只是土地在未被工业化之前的低等地租缴纳者，一旦有人能够缴纳更高的租金，租地契约可能会面临践踏。在社会层面，他们与本地人签订了租约合同之后，双方基本上就没有来往。菜农们沉浸于自身建构的劳动王国中，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社会交往。在陌生的社区中，菜农们一面接受本地人对他们的边缘化，一面将自己深埋在土地上的繁忙劳动里。在政治层面就更不屑于多说了，菜农们在当地完全没有政治生活可言。即使从事的是农业耕作，他们所交换的对象也是工厂与市场，似乎与本地人没有太多瓜葛。工业市场的盛衰将成为他们劳动成果的沉浮测量表。
代耕菜农与当地人、政府以及周边工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契约，他们以一种具体而又抽象的劳动方式来参与当地社会体系与生产过程。一方面，我说是具体的，是指菜农的劳动产品进入了流通体系，而他们在市场上也会与同行、顾客发生联系。另一方面，我说是抽象的，是因为菜农与本地人、农民工之间没有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契约、劳动产品的抽象市场链接而实现结合。所以，不能因为菜农的卷入具有过渡性的特征而完全断言菜农卷入的深度不及代耕粮农。这要视不同的分析角度而定，从具体的、实质的社会关系视角来看，代耕粮农与原属乡土社会之间的“脱嵌”程度要大于代耕菜农。但是从整个市场体系的全部来看，代耕菜农的劳动是完全市场化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代耕菜农卷入工业市场的深度是要大于代耕粮农的。
（三）可逆的卷入及其造成的后果
按前述的“阈限”理论来看，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就像一个切割机，将菜农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切割在“世界工厂”之中。工厂、酒店、企业、公司等市场主体有意识地选择了劳动力的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并将这一时段下的劳动力放置在劳资关系之下进行监督、生产。当劳动力年老体衰时，就会被资方淘汰。劳动者自身也认识到他们的精力有限，那他们的策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多的收入。一旦没有合适的雇佣者，很多人就选择自己干，干个体、摆小摊、拾废品、种蔬菜。在这一段“阈限”中，在资方的监督下劳动与在自我的监督下劳动，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收入。
从表面上看，菜农的劳动过程以自我监督为主。对于菜农自身来说，他们在交付一定的土地租金与押金之后，还需要完成两次交换。第一次交换是与土地的交换，用自己的身体所创造的“活劳动”去向自然换取农业产品（蔬菜或瓜果）。紧接着是第二次交换，是将农业产品拿去与市场交换（其实不如说是与工厂交换，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对象是工人）。在“租地—第一次交换—第二次交换”这个劳动过程的连续谱中，不允许出任何差错。首先要能租到土地，这一步骤其实不是他们所能掌握的，不管是租地的价格还是租地的面积，菜农没有发言权，这中间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菜农要进行与自然的第一次交换。这次交换要受天气状况、土地肥沃程度所支配，尤其是对于异地农民来说，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熟悉所租土地的水文与自然条件，而那些台风、暴雨等灾害经常是无法预料的。只有掌握了足够的有关地方性的自然知识，菜农方可展开耕作的拳脚。第二次交换即菜农与市场的交换，则要受市场的支配，但这里所谓的市场已经不再是布罗代尔或施坚雅所说的那种具有社会道德意义的市场了，而更加接近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自由市场”。因为这里的“市场”完全由工业来调配，蔬菜消费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农民工数量的多少，农民工数量的多少又要受到工业周期波动所制约。如果在蔬菜销售过程中再出现诸如拥有资本的大菜贩、蔬菜农贸公司、蔬菜种植公司等角色，小菜农在市场上的命运就只能听凭摆布了。菜农们根本不知道工业市场盛衰的遥控器在何方。此外，对具体的蔬菜销售市场来说，一般是由当地势力控制了市场空间中的销售资格，菜农还必须在市场上购买销售空间，这也是第二次交换中极其不稳定的因素。
在这段劳动过程中，菜农们似乎唯一能够控制的是第一次交换中的“活劳动”[18]。只要能够充分掌握地方性的自然知识，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演绎好小农的勤劳本色，应该能够收获丰富的劳动产品。重要的是，由于菜农卷入珠三角后是可逆的，他们并不渴望自己重新“嵌入”当地社区中，所以对他们来说赚钱是第一位的。既然土地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也不必爱惜，也不必顾忌土地是否需要保持耕作的可持续性，所以，菜农们尽可能地对土地进行“深翻”[19]，把土地的肥力耗尽。在使用肥料的时候，他们更多地使用化肥而不是复合肥料，更不用说使用农家肥。于是，在珠三角工厂外的农田中，便产生了一面“蹂躏”土地、一面勤劳耕作的实践图景。这种实践图景与传统小农的耕作情境相比，大相径庭。这也印证了刚刚那个“阈限”的比方，代耕菜农在他们的阈限期中实践着“反结构”的行动。
这种耗竭地力的现象仅仅是可逆性卷入的后果之一。由于代耕菜农知道自己的“家园”并不在珠三角，所以他们自身不会热切地追求一种与本地人平等的政治身份，更不会在当地争取什么选举权和分红权，至多抗议本地人给出的地租价格过于昂贵。他们的最大目的，仅仅是多赚一点钱。他们甚至有意识地拉大与当地主流社会之间的距离，进行自我边缘化。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珠三角数十万之众的菜农一直没有得到媒体、学者、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关注。菜农隐蔽在珠三角广袤的菜地里或香蕉园、甘蔗林、玉米地里，那些不停下脚步仔细观察的人是难以发觉这个底层劳动群体的。
对于代耕菜农来说，“反正最后是要回老家的”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在其日常劳动与生活中。他们认为他们耕作的空间、销售蔬菜的空间是别人的地盘，以至于大多数人受到了辱骂、欺凌的情况，只会忍气吞声或采取其他策略予以规避。再加上菜农群体在全天24个小时中完全围绕耕作来安排生活，使得他们在社区中的声音极其微弱。在珠三角几千万的劳动大军中，菜农群体是一个沉默的分支。但沉默不代表无力，眼下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郊区的大量菜农群体，正在夜以继日地深翻菜地，生产巨量蔬菜。
五 前途难测
“化”学反应的场地不仅仅是在珠三角展开，从一开始就波及更多的边缘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在粤西、粤北的一些农村发生了剧烈反应。尤其是罗定、信宜、清远几个县市，大量的农民永久性地搬出老家奔向珠三角代耕，原本的村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我曾去过罗定市分界镇的罗金、罗光、罗星三个村庄，据一些中老年人回忆，整个80年代，几乎有一半的劳动力离开老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农业移民对一些村庄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生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代耕菜农的出现更加是一个普遍现象，该群体涉及工业、土地、劳动力等诸多问题。
本章介绍了两种代耕农卷入的背景、卷入的动力、卷入的形式以及部分卷入的后果。两种卷入各有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永久性的，另一种是过渡性的。代耕粮农的卷入是不可逆的过程。农民变卖了祖业背井离乡，目的是生存与延续，并融入珠三角的当地农村社区。这种卷入全面而系统，因为对每个粮农家庭来说，他们向珠三角的迁移押上了其全部的身家性命，除了期盼获得生存的延续，还企图在异地建立一个崭新的乡土体系，这其中不仅要包括经济生活，还需要实现政治生活与社会交往，这是一个试图重新嵌入的过程。代耕菜农的卷入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他们来到珠三角的目的，是希望凭借其“活劳动”的能量，向工业社会或向市场交换一定的“工资”（虽然这种工资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给自己发放的）。或许年轻的农民工们还有“体验”花花世界的目的，但菜农耕作的目的是极为纯粹的，那就是希望用相应的汗水换来相应的人民币。
两个群体的卷入都有一个共同的相似点，那就是首先必须从原属的社会状态中脱离出来，告别以往的乡土社会，与原先的社会结构实现某种“脱嵌”。这个过程是丧失原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过程，但卷入后未必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成员资格。不论是永久卷入的粮农还是暂时卷入的菜农，与本地农民相比，他们都不具备当地农村社区中的成员资格。他们使用土地与暂时居住的权利都是当地人以及基层行政权力给予他们的。虽然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也是依附于工业市场的，只不过不同的是，在这根较长的依附链条之中，本地农民所占据的位置稍微有利一些，他们在时间上先进入工业体系，在空间上又对土地占据更为有利的发言权。而代耕农则是对当地人和工业空间的双重依附：一方面仰仗本地人提供的土地或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要寄希望于工业的兴旺赐其雨露，提供就业、生存的保障。
卷入后的代耕农所拥有的社会位置属于绝对的底层。他们除了自身的肉体以及力量薄弱的同乡关系之外，没有任何生存的基础。那些仅仅依靠肉体劳动换取生存的群体，他们必定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支配。卷入后的两种代耕农，既要面临行政权力或地方势力主导下的地租的支配，又要面临工业主导的市场的支配。这些支配关系在现实中必定会呈现出一系列或强或弱的对抗，在我看来，引发这些对抗关系的根源在于以工业为主导的利益纷争。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利益纷争的过程“同时又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0]，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揭示这种“物质条件”以及这个过程本身。要解决底层的利益纷争、冲突问题，我们若未奢望某种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至少我们要关注这些底层幽灵如何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产垄断的基础”[21]。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与国家，不论是代耕农，还是资本家，都依赖土地而生存。必须要意识到，代耕农对土地的依赖与资本家对土地的依赖是不平等的两种依赖方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给予了工业用地优先权，农业用地附属于工业用地，代耕农只是附属的附属。放眼泛珠三角区域，所有的土地都以货币为标准建立了一个土地等级市场。尤其那些临近珠三角工业区或各个经济中心旁的土地，变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预备兵，随时等待厂房和烟囱的宠幸。司空见惯的是，当地人也在等待土地货币化的来临，他们希望一夜暴富。只有代耕农处于工业生产链条和土地使用权限等级的最低端，似乎只能像尼采或鲁迅笔下的“虫豸”一样，等待被驱逐的命运。
[1] 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Michael T. Taussig，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
[3] 齿轮比喻来自布罗代尔，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4] 西敏司：《甜与权力》，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60页。
[5] 西敏司：《甜与权力》，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66页。
[6] 当地政府委托一个学术单位所做的调研报告中，统计显示板芙镇“代耕粮农”总人数为2000人左右。但这个数字与现实不符。仅我统计过的新一队、九家村、蚝门围、虾角码头四个聚落中，人口总数就超过2000人，在整个板芙镇的河东区代耕粮农应在3000人左右。
[7] 《广东统计年鉴1985》，香港经济导报社，1985。
[8] 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转引自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页。
[9] 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3页。
[1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 这里所指的“社会结构”是指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而非心理与观念的结构。参见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
[12] 这里所说的“不可逆”，是指狭义上的地域空间层面，即从原地域迁出后难以迁回的状况。
[13] 胡俊生：《广东代耕农生存状况调查》，《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5期。
[14] 费孝通：《珠江模式的再认识》，《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
[15] 1991、1992年是板芙镇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1990年前，该镇工业、企业数量不到60家，1992年增长至近200家。参见《中山市统计年鉴》，1999。
[16]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7]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
[18] 其实这一点也是假象，我在第三篇会披露这一劳动过程中的秘密。
[19] 韩丁：《深翻》，深翻翻译组译，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
[2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2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