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
声调是汉藏语系音位中研究的对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何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1）把声调看作独立的音位，称为“声调音位”或“调位”，同辅音音位、元音音位或声母音位、韵母音位并列；（2）把声调和元音结合在一起，认为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间或区别辅音音位），每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分成几个元音音位。
第一种看法，把声调看作独立的音位范畴，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传统看法，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韵书韵图，古人把声调叫做“四声”，作为音韵学中的一个独立的项目。古代虽然谈不到什么音位学理论，但是古代的音韵学家具有朴素的符合音位学方法。“四声”的处理就是运用朴素的音位学方法的成果。大家知道，音位学理论最本质的东西是根据社会功能（语言功能）来分析处理语音，而不仅仅是根据生理或物理来分析语音（虽然这些分析也是需要的）。“四声”是根据声调的社会功能（区别意义）所作出的结论。古人对声调的实际音值——生理·物理基础——的认识是很粗糙的，有关文献没有精密的记载，但是他们能够根据社会功能区别声调为“平上去入”，后来又分“阴阳”。实际上调类的确定也只有从声调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才能作出这样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这是使用朴素的音位学方法的结果。
傅懋
先生认为不能把声调看作独立的音位范畴，说这是“脱离了语言的自然物质”[1]。这种看法是否认科学的抽象的。的确，“声调是不能凭空发出来的，必须凭借元音或浊辅音的物质基础才能发音，而主要是凭借元音”[2]。但这不过是表明声调同元音、浊辅音在生理·物理方面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却不能用来否定人们在元音、浊辅音之间所作的关于声调的科学抽象。抽象是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在思维上加工的结果，当然与原来的物质不同，是“脱离了语言的自然物质”的。
第二种看法，把声调和元音结合在一起，认为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间或区分辅音音位），每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分成几个元音音位。[3]认为“声调不能凭空发出来”，“主要凭借元音”。所谓凭借元音，是从声调的生理·物理基础着眼的，如果仅限于此，就必然要产生直觉的看法。且看“每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有几个元音音位”所产生的结果。
（1）只看到同一元音的内部关系，如北京话a有四个：
ā á ǎ à
（2）而看不到元音之间的相互关系：
ā á ǎ à
ō ó ǒ ò
ū ú ǔ ù
……
以上（2）如果都是一个个的音位，元音音位的数目就很大，这样就十分烦琐。如果我们考虑到元音之间的相互关系，抽出共同之点，即得：
元音 a o u ……
声调 - 
每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分几个元音音位，实际上是没有完成抽象和概括的过程。结果得出的元音音位只反映同一元音之内的声调关系，而没有反映出不同元音之间的声调关系，即不能反映整个语言的声调系统。把声调结合在元音之上，并看作元音音位的成分，显然是带有直观（直觉）的性质，是运用一般音位学理论生硬地处理声调的结果。
我们并不否认声调对于元音或浊辅音的依存关系。古人也把声调与韵母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古代诗歌同调同韵的字才能押韵，反切下字定调定韵，正如傅懋
先生所说，他们是“把声调和韵母的联系看得较为密切”的，但毕竟是“联系密切”而已，历史事实并不能给声调结合元音为元音音位的论点提供什么根据。
傅先生说，“既然‘音长’（长短）能区别元音音位，构成声调的‘音高’（高低）当然也可以区别元音音位”，[4]每个元音有几个声调就有几个元音音位。让我们就长短音（元音的长短）同声调作一个比较。
（1）长短音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声调之间是多种对立。长短音是一长一短，区别意义，互相对立。例如：
广东话 sam 三 sǎm 心
kai 街 kǎi 鸡
这不仅对立面只有一个，而且在同一语言或土语中可能不是所有元音或在所有的场合都分长短（如壮语、布依语的韵母带韵尾时主要元音才分长短）。所以，长短音是一种简单的对立，不一定要从元音中抽象出来，而且可能不是所有的元音都分长短，因而不可能对所有的元音作“长短”的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说，不必要也不可能把长短音看作音位中的一个独立范畴。
声调则不同，有几个调则有几种对立。例如，北京话：mā妈 má麻 mǎ马 mà骂，四个声调，互相对立。
汉语其他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声调有比北京话更多的，对立关系也就更复杂了（如贵州紫云宗地苗话有11个声调，由于变调的缘故，形成了11种对立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声调是每个元音、韵母或音节所普遍具有的。所以，声调之间是多种对立，有必要从元音中加以抽象和概括，而且声调普遍出现于所有的元音、韵母或音节之中，有可能从中加以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说，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从元音中抽象出声调，使元音简化，使声调形成系统。
由于两者的对立性质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2）长短音少变，声调则多变。我们可以假设，某语言原来（在历史上）有长短音（即元音分长短），后来没有了，或原来没有，后来产生了，或者是这个语言有“长短”的音变，但是最多也不过是有无之变。声调则不同，可以由简到繁，也可以由繁到简。汉语最古的声调类别很难确定，但有一个历史时期分“四声”是无疑的，后来因声母的清浊分“阴阳”，现代方言的声调又有消长。总之，声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演变的，问题也相当复杂。如果我们不把声调抽象出来，而把它归到元音音位上去，则声调的历史演变规律模糊不清，至少会弄得十分烦琐，难以掌握。同时，连读变调现象也要求我们把声调从元音中抽象出来。如果把声调作为元音音位的成分，连读变调看作元音音位变化规律，问题就很复杂，甚至纠缠不清。
（3）长短音虽然也可以通过辅音表现出来（长辅音、短辅音），但与元音的长短是两回事。声调可以通过浊辅音表现出来，它的性质同通过元音表现出来的相同。这一点也说明声调在语音结构中的广泛性和同一性，加以抽象和概括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虽然长短音和声调“主要是凭借元音”表现出来，在物理性质上有相似之点（一是音长，一是音高），但是在语音结构和语言功能上有不同的性质。这就使它们在音位问题上处在不同的地位，不能一视同仁。
同理亦可证明元音的“松紧”与声调的性质不同，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不同。周耀文先生说：“我们从元音的‘长短’‘松紧’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的事例，也可以说明‘音高’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成为单独音位的正确性。”[5]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元音的“松紧”同元音的“长短”在音位系统中的性质相同，但与声调不同。我们必须在音位系统中给声调一个席位，而元音的“长短”“松紧”则没有这种必要和可能，把它们作为元音音位中的一个成分就行了。
还有人拿重音同声调比较，说重音既不是独立音位，声调也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位。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重音虽然也是通过元音表现出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元音都必定有机会成为重音。如果把重音看作元音音位的组成因素，则元音音位倍增，而且不成其为系统。如果把重音抽象出来，问题是那么单纯，它就没有必要在音位系统中占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只要说明它在语言中有无作用就够了。重音不作为音位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语音单位”，而在于它在语音结构中具有流动性和单纯性。词的重音是固定的，而元音成为重音则不固定。虽然某些语言的重音在音节结构或词的结构中有一些规律，但也不是音位学所必须过问的。这与声调显然是不相同的。某些外国学者甚至把声调和重音看作是一个东西，这是错误的。声调同重音的生理·物理基础不同，前者是声带颤动的音高，后者则是音强。声调同重音在语音结构中的性质也各不相同。不能把声调同重音混为一谈。
声调是人们对“音高”（入声还与塞音韵尾有关）的认识和抽象化的结果。声调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音素而存在的，这是它的生理·物理性质，但是，声调最本质的东西是它的社会功能。对于声调的抽象认识才能揭示它的社会本质。因此，声调（音高）虽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音素而存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声调作为音位学中的一个独立的范畴。也只有把声调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才能确切地反映语言的语音结构，才能确切地反映声调的历史变化和平面变化。
声调在音位学中不是作为一种生理·物理现象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区别意义的因素而存在的。有人认为，要是声调能单独发音，是独立的“语音单位”，才能成为“音位”，[6]否则就要像元音的“长短”“松紧”或重音那样处理。声带颤动的频率大小变化，形成声调的高低、升降、曲直。声调是同元音或浊辅音同时表现出来的。但是，只看到声调的生理·物理基础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这只是生理的或物理的研究，而不是语言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从声调的生理·物理性出发，不仅音位问题纠缠不清，甚至会引出一个十分荒谬的说法：声调不区别意义的语言也是有声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声调的抽象意义和它的语言性质（社会性质）的道理。
[1] 傅懋
：《拼音汉字的声调问题》，见《中国语文》1955年9月号。
[2] 傅懋
：《拼音汉字的声调问题》，见《中国语文》1955年9月号。
[3] 傅懋
：《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中国语文》1956年5月号；张静：《谈北京话的音位》，《中国语文》1957年2月号；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中国语文》1958年2月号。
[4] 傅懋
：《拼音汉字中的声调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9月号。
[5] 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中国语文》1958年2月号。
[6] 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中国语文》1958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