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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辛亥革命

村田雄二郎

（东京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辛亥革命百周年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編『総合研究 辛亥革命』岩波書店、2012年9月。

◎袁广泉 译

一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2年12月上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世界史中的辛亥革命”（程序见本书附录）在东京召开，本书即是以此次会议为缘始而编纂的。首先简述本书何以定名《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

在中国，辛亥革命正式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是在1950年代后半期以后，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当然，中华民国时期已有孙中山传记研究，在编纂兴中会、同盟会以后的国民党史过程中，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已有积累。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围绕应由谁继承奠定共和制的辛亥革命的遗产，亦即谁才具有“继承人”的正统权利发生对立。历史学当然也不能幸免。

在中国大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1961年，政府曾组织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在此前后陆续出版了相关文献及著作。其中代表性史料集有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辛亥革命》（全8册，1957年）、张枏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全3卷5册，1960年）、《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册，1961～1982年）等。对此，已迁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行《国父全集》（全6册，1957年）、《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1961～1965年）等基本史料集，以宣示其作为孙中山革命运动“正当继承人”的地位。现在看来，该时期双方编纂史料集之动机显然都在于主张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而是所谓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反映。

后来，中国大陆因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辛亥革命研究被迫中止，直至1980年代才再趋活跃。特别是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有数十名国外学者参会，是“文革”后中国历史学界与海外展开正式交流的重要转折点。如本书“代后记”（久保田文次）所回顾，这次会议是后来国际交流日趋活跃的重要出发点，因而不仅对辛亥革命研究，对我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曾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台湾的中国史研究，随着1986年开始的“民主化”“本土化”的进展而失去原来的“独尊”地位，在台湾社会“本土化”浪潮中，原来倾向国民党的辛亥革命研究及国民党研究的偏向、局限受到强烈批判。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与台湾内部的这种状态相反，进入1990年代后，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相互往来的禁锢被解除，两岸间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领域的交流，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达到空前水准。

在中国大陆，继1981年的七十周年纪念会议之后，1991年和2001年即每隔十年，都曾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大型国际会议。在日本，也以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及孙文纪念馆为中心，每十年召开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思想、活动的学术会议［请参阅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Schiffrin eds.，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Interpretive Essays（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孫文研究会編『辛亥革命の多元構造——辛亥革命九〇周年国際学術討論会（神戸）』汲古書院、2003］。此次组织纪念辛亥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也有继承该传统的意图。

除辛亥革命外，对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在“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以及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中国大陆（及“民主化”以前的台湾）史学界每五年或十年也都举行盛大会议，以志纪念。此惯例称作“纪念史学”。该称谓含有对其以权力、意识形态为背景的非学术性因素的批判。但是，如本书第六部第三章“辛亥革命史的叙述和中产阶级”［叶文心（Wen-hsin Yeh）］对半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史学所做评述所示，各时期解释“革命”的主题及焦点的变化，也为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提供了线索。就此而言，“纪念史学”的历史（史学史）反映了固有历史问题。有关日本近三十年来辛亥纪念史学的变化过程，上述久保田论文主要就七十周年和一百周年的会议进行了概括和比较。

抛开纪念史学的功过而进行回顾时，我们看到的是染上冷战、革命、意识形态等浓重色彩的时代背景。或许，至少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旧有形态的纪念史学今后将逐渐褪色。这并非缘自学者主观选题意识，而是研究环境变化使然。但是，不管认识框架发生多大变化，纪念史学所提出的论点和史实，都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性继承的宝贵遗产和资源。因此，在编辑本书时，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基本方针。

一、对半个世纪以来纪念史学所积累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众多现有研究成果及其认识框架，应用现在观点予以总结，并做批判性继承。

二、为此，应把辛亥革命放在世界史演变脉络中，以超越“中国”的广阔时空意识，应用各种专业手段和途径进行综合探讨。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我们对2011年东京会议的程序大幅调整为七节，而本书则尽量反映调整后的程序及各节内容。本书分作七部分，各配以文章一篇，以介绍该节会议的目的和课题，使全书成为有机整体。

以上所述即本书冠以“综合研究”的理由。如下则为东京会议时分发给与会者的《趣旨》之一部分，引用于此，以作参考。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或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召开纪念会议。想来，1981年在武汉、檀香山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适值中国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遂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正式交流的重要转折点。而且，众所周知，这次会议不仅对辛亥革命研究，也曾对日本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1991年和九十周年的2001年，大陆、台湾及日本也都曾召开各种国际会议，促进了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

在回顾近三十年来国际学术交流的历程，总结日本的中国研究现状与课题，进而审视“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所占分量后，我们考虑借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携手中国大陆及台湾学界召开具有“日本”特殊意义的研究集会，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为此，我们曾数次集议讨论日本应召开怎样的会议。幸运的是，我们得到神户的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合作，双方决定共同筹备、于2011年12月在东京和神户分别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会议，并成立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

经筹备阶段讨论，我们形成如下共识，即此次会议不应因循旧有形态的纪念史学，而应就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对日本的意义重新人做学术性思考。并就基本设想提出如下主旨。

【世界史中的辛亥革命】将前近代以来中国史的纵向发展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通过比较，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从日本看辛亥革命】通过辛亥革命广泛而深入地回顾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以及近代日中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

【共和与宪政百年与辛亥革命】重视辛亥“共和”革命作为近现代中国走向宪政的历程——自清末试行预备立宪后，经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以至台湾各时期、各政权有关宪政的政策及动向——起点的意义。（略）

二 “资产阶级革命”说

在中国大陆，至1970年代，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学者们曾进行过大量探讨，并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所提示框架将辛亥革命视作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广泛普及的观点内容如下。“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894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尖锐斗争，并在各省和海外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反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于12月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辞海》第6版，“辛亥革命”条，2009）。

日本史学界也受该观点影响极大，曾于1960年代、1970年代对“资产阶级革命说”提出各种见解，甚至也围绕辛亥革命的基本性质展开论战，其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变革的历程。其中，既有野泽丰认为辛亥革命尽管不彻底，但无疑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1972年）；也有横山英批判辛亥革命是以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为目的的绝对主义变革（『辛亥革命研究序説』、1977年）；更有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保守且工于心计的乡绅主导的王朝革命（“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收于后引Wright著作）。

不过，现在早已无人再争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定位，尤其在论战发源地中国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说”已明显式微。这显然是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状况的变化相对应的。比如，在2011年10月9日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致辞时强调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点的意义，称赞其打倒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却只字未提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显然，在这五十年间（准确地说，是1992年“后革命”时期开始以后），官方评价辛亥革命的基准已发生变化，“阶级斗争”被“民主复兴”所取代。

较之官方评价，学术界“去革命化”似乎走得更远。2011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主办的“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国际会议在武汉召开，但曾被热议的革命性质问题竟不在提前公布的征稿题目之列，会上也几乎无人涉及该问题。官方虽未公开放弃“资产阶级革命说”，但较之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张玉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0年代初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和台湾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所展开的那场论战，简直恍如隔世。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战后的日本，尤其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与如何评价其反帝性质一样，同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但时至现在，即使对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样板的法国革命，也已有学者指出其具有非资产阶级性、革命带有复合性［如卢菲卜（Georges Lefebvre）认为法国革命具有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民众革命、农民革命等不同性质。ジョルジュ·ルフェ―ブル『一七八九年―フランス革命序論』岩波書店、1975］。因此，基于对革命史一元性理解的反省，中国史领域对革命史的单线叙述也已销声匿迹。加之，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状况已发生变化，论述框架本身现已彻底远离“资产阶级革命说”（久保田文次『孫文·辛亥革命と日本人』汲古書院、2011）。

取代“资产阶级革命说”而深受瞩目的，是被“革命史观”称作“改良”路线，曾被大肆强调其与革命派的敌对面及妥协、软弱等负面特征的保皇派即立宪派的作用及其对革命成功的贡献。

关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的研究，在“资产阶级革命说”还在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1960年代已经出现。其代表性著作有两部，即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和Mary C.Wright的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关于前者，本书总论第四章“从清末看辛亥革命”（黄克武）对其广度和覆盖范围有较好把握。该文称，对以“革命”作基准的辛亥史学的批判和反省，始于对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历史叙述的批判，而批判矛头指向如下几点：①孙中山崇拜，②回避革命派内部矛盾，③忽视立宪派的功绩，等等。

后者是正式研究辛亥革命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作为共同研究的成果，至今仍值得一读。在其长篇序章“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中，编者芮玛丽称，“1900年代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朝廷的各种改革、新社会阶层的形成、革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等诸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芮玛丽在该书中已提出近似现在的修正主义观点，即重视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立宪派精英的动向，认为孙中山等革命派对辛亥革命并无多大影响和贡献。就这样，早在1970年代，对历史表述以“革命”为基准抱持怀疑态度的北美、台湾的学者（以及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就已开始解剖“孙中山正统史观”，并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清晰地描述了同盟会内部复杂的构成要素及其人际关系、有关革命思想及革命方式的差异。

被称作立宪派的政治集团，包括在1906年预备立宪上谕发布后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全面革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乡绅阶层及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倾向本不相同，但在如下方面却步调一致，即认为“革命招致瓜分”而反对立即引入民主共和制，迫使清朝实施彻底的立宪改革，要求采取国权主义政策以收回利权、振兴实业。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后，也期待清朝内部的改革势力有所作为，事实上与立宪派形成联合，成为促进宪政力量之一翼。尤其是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即地方议会的前身），立宪派登上政治舞台中心，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公布宪法，展开对清政府的大规模请愿运动等，加强了推动改革的力量。他们的立宪改革，是试图在维持清廷统治前提下实施一系列制度变革，最终实现以公布宪法、开设国会、自由选举三项内容为支柱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

革命派在国内的权力基础极弱，其军事力量也远逊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其最终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宪派对已丧失统治能力的无能朝廷已不抱希望，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如雪崩般地倒向支持共和。实际上，武昌起义最终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这一妥协、互让方式获得解决，那些准确把握北洋集团已转而支持共和、通过多种渠道在革命派和北洋派之间进行积极而有效斡旋的立宪派人士做出了很大贡献。应该说，从具体史实看，“资产阶级革命说”以革命派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显然十分勉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阶级、阶层没有意义。毋宁说恰好相反。陈旭麓在其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十四章曾注意到湖南人杨毓麟、陈天华等提倡的“中等社会革命”，从而提醒读者关注推动革命的社会阶层的复合性。的确，阶级、阶层和革命担当者之间的关系，在（取范于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明治维新的）理念先行的辛亥革命过程中，是当事人也曾强烈意识到的实践问题。

当时的所谓“中等社会”，大体包括从事传统学问的中下层士人、新兴工商业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会党成员等复杂成分。在这里，较之各党派、各势力的阶级基础，更需认真思考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的代议制的混乱问题——党派与阶级（阶层）的结合很难形成透明的表象即代行关系，而总是不得不负载不透明的“剩余”。与“资产阶级革命说”将阶级、意识形态问题单纯作为下部构造的“反映”来处理不同，“中等社会论”则把该时期的阶级、阶层关系作为表象、代行问题，并给出对其重新思考的线索。这将打通一条路径，以便把清末预备立宪、民国初年议会的混乱及袁世凯独揽权力等现象作为阶级、阶层与党派、政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予以重新解释。要之，如何解释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意识、政治表象之间的错位，以更准确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性质，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课题。

三 主要论点与今后课题

既称“综合研究”，自必涉及新旧观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广度及与不同观察角度的关系等。而本书则显然不乏意存高远的崭新视点，如地方及区域、城市文化、社会性别差异、民族、知识体系、制度与概念移植等。此处不做逐一评述，仅就管见所及，对今后应予深化的课题与方向做简要介绍，以更开放、多元地理解辛亥革命。

（一）变化与延续

毋庸置疑，辛亥革命在政治制度、城市文化方面带来了巨变。然而，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构造和社会架构，则是经长期探讨而仍未解决的问题。就思想文化方面看，如鲁迅《阿Q正传》对下层社会所描述的那样，可以说变化仅是外在的。另如第五部第一章“民国初期的节妇烈女”（须藤瑞代）及第二章“近代男性与民族主义”（程美宝）所提示，较之五四运动时期，辛亥时期社会性别差异的改变也极小，几可忽略不计。要之，辛亥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是极不彻底的。

不过，如第一部第二章“由城市民变到辛亥革命”（巫仁恕）所阐述，明代以后多发的“民变”，既为辛亥时期城市民众的革命运动所继承，也因电报、报纸等带来的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而附加了新的特质。关于媒体在辛亥时期民众动员中的重要性，第五部第三章“白话文与社会动员”（刘世龙）也同样予以强调。而关于革命对经济的影响，第四部第二章“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经济”（朱荫贵）将其大体分作变动较大部分和较小部分，并有明快论述。清末新政的重要环节是制定近代法律。但是，20世纪初期正式开始制定的法律之遗产是否为民国所继承？对此，仅以法治近代化观点将其做纵向贯通尚嫌不足。第四部第一章“清末民初矿业相关法律的制定”（富泽芳亚）认为，清末制定矿业相关法律带有限制外资的目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促进民族产业发展准备了条件。由此也可看出，清末出现的收回国权、保护产业的民族主义与民国后“富强之梦”之间存在联系。

辛亥革命是以地方主导——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形式展开的，而其主要力量则是地方（省）精英以及被称作实力派的新兴政治势力，他们是新政孕育出的新兴社会阶层。如第一部第四章“收回利权运动与辛亥革命”（佐野实）和第五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教育界”（宫原佳昭）所论述，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注入全新特质、极大左右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正是这些新兴精英群体的出现和活跃。

如上面所举各章所述，革命并非同时为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变化，变化有早与迟、缓与急的区别，此点应予留意。而有关制度、规范的政治性课题也有留待后来解决的部分，这又表现为历史的延续性。关于这方面，第一部第一章“民国初期的改革与政治整合的隘路”（金子肇）从财政体系变革的角度，对区分国税与地方税的尝试极其失败的过程做了明快梳理。一方面，有关国家整合的制度建设在革命后也未见进展；另一方面，即使经过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摧残，代表“民意”的议会政治这一前提仍继续发挥其规范性原理的作用。应该说，这无疑是清末改革为中国政治带来的一大变化。就这样，变化要素（断层）和不变要素（延续）同时存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状态，与当今中国面临的向民主化的转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等复杂政治课题相类似，所折射出的是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

（二）“边疆”整合与“民族”自立

辛亥革命使围绕“中国”这一主权领域国家的重要课题浮出水面，成为争取与国家整合或试图摆脱国家而自立的各种政治势力发生冲突和竞争的导火索。特别是在清朝同治体系下孕育了独特统治机制和文化的蒙古、西藏等地，清帝退位导致脱离中央的离心力加强。然而，以革命为基准的历史叙述却仅从反帝和排满倒清中看到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并为结合二者而提出清朝即“洋人朝廷”这一逻辑。应该说，如此逻辑不足以统摄“边疆”“民族”的各种动向。

正如第三部第三章“边疆整合”［雷国俊（James Leibold）］所做批判性考察所示，这其中可看到投向“边疆”的视线被“汉人中心主义”所遮蔽而形成的历史认识偏差。然而，近年来，基于从“周边”和“少数”重新审视“中心”和“多数”的意识，辛亥革命前后的“边疆”整合和“民族”自立问题引起强烈关注。学者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华民国初年旨在整合国民的口号“五族共和”，即是此趋势的反映。其背后则是继承了清朝领土和国境的现代中国开始重视近年来日趋严峻的“民族”问题。

论述蒙古“独立”的第三部第一章“辛亥革命与蒙古”（橘诚）指出，辛亥革命爆发时，蒙古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既有试图独立的动向，也存在支持清朝体制的势力，如驻京蒙古王公等；同时论述了在选择归属博格汗（The Bogd Khaan）政权还是中华民国问题上，内蒙古的情况十分复杂，并不是非此即彼。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西藏社会的动向，第三部第二章“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小林亮介）梳理了中国与达赖喇嘛政权在东藏的错综关系，提示了其复杂的政治过程难以用“独立”或“整合”进行概括。

我们通过橘、小林论文所看到的是近代民族主义特有的既相互依存又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即围绕“中国”这一框架如何重组而发生的政治角力，以及这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蒙古”“西藏”的存在，改变了原有民族意识。源自领土瓜分危机的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刺激了蒙古、西藏的单一民族意识，从而使“边疆”地区屡屡发生纠纷和反目。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时已经显现，百年后的现在仍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线索。

（三）从清朝、北洋派角度观察

近年辛亥革命研究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从“被革命”一方——而非“革命”一方——进行探讨。在美国，前引Wright著作和周锡瑞《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Joseph 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对孙中山及革命派的作用评价较低，而强调清末新政在中国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陆，受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影响，对预备立宪、教育改革、工商业振兴、产业保护等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的评价越来越高。如第六部第二章“辛亥革命再考”（周锡瑞）所述，对新政的评价由否定转为肯定，是标志辛亥革命研究变化的最大特征，现在已无人像从前那样视新政为清廷充满欺骗的反动应变术或垂死挣扎。岂止如此，若没有新政催生的许多新生事物——新式军队、近代学校、商会等商人团体、新闻报道、铁路及电信网等，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和其后中华民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新政纵然是其推动者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的政策，无疑仍是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台阶之一。御史恽毓鼎在1912年2月得知清帝退位后曾大发悲叹，称“东洋（日本）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咨议局”是“亡国三妖”（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561页）。对清廷而言，多半在被迫情况下推行的改革，却不料引发动乱，并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把视线投向清朝时，不仅能够看到作为中国近代化起点的新政的辉煌遗产，也迫使以孙中山及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反省其所描述的一系列成功故事——1895年兴中会发动起义，经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的屈辱，最后以排满兴汉为号召打倒清廷，尤其是对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派的历史评价。在以孙中山等革命派为主人公的“资产阶级革命史观”看来，北洋派纯粹是敌人，袁世凯是篡夺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但是，对于并不认为“革命”有何意义而旨在实现“辛亥变政”的北洋派而言，同盟会即国民党对历史的解释，无非是为将其反对斗争合法化而做的意识形态操作。而事实上，“革命”也不见得是民国初年为社会所共有的标志性价值。如第六部第一章“北洋派与辛亥革命”（唐启华）所论，事实恰恰相反，对袁世凯迅速收拾革命乱局、以和平手段建立共和国的政治手腕，当时社会上一般评价极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阵营一致推举袁为大总统，正是因为期待袁世凯的统治可保政权稳定。因此，过往的历史叙述曾主张的命题——中华民国是在打倒清朝、清算其权力后建立的革命政权，亦须重新加以审视。因为，如唐启华所指出，“北洋政权继承的是清朝，而非南京政府。从北洋派角度看，延续性远大于断层”。此类观察角度的转换，不仅迫使对辛亥革命的狭义认识发生改变，也要求人们重新思考此前理解民国初年政治过程的框架，即以“二次革命”（1913年）至护国战争（“三次革命”，1915—1916）为辛亥革命的下限，以孙中山立足广东发动护法运动（1917—1923）与北京政府相对峙为主线的认识。

当然，因辛亥革命而清帝退位、王朝灭亡，无疑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进步。提出从清朝角度看问题，既非为煽起对清朝的怀旧情绪，也非为否定革命或肯定让位和复辟。民国建立后仍以“小朝廷”主人身份继续住在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的部队突然逐出宫城，是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在那以前，北京政府一直遵守清帝退位时规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在财政极度困难情况下每年为“小朝廷”支付用费。破坏该约定的，正是呼应孙中山派改组国民党、成立黄埔军官学校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可以说，辛亥南北和议至此彻底不复存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也自此开始。若把辛亥革命的下限推至1924年，则重新跃入眼帘的历史景象，并非全是杀气腾腾的千里荒野。

（四）知识与记忆的过程

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的新政，不仅开始了制度及法律的改革，也是知识结构发生根本转换的契机。有关制度改革和知识转换相互促进，总论第三章“辛亥革命时期知识与制度转型”（桑兵）详细论述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民族、教育等的具体事例。而关于“共和”这一标志辛亥革命时期体制变革关键词的概念，总论第一章“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狭间直树）就整个东亚充满生机的概念翻译、思想的接受与形成过程做了细致考察。

另外，近年围绕历史记忆的一系列研究进展显著。事实上，1911年10月至翌年2月的一系列政治变动，是通过事后举办的各种“国庆纪念”才被视作“辛亥革命”的，各地区、阶层、党派对“革命”的解释差异极大。“辛亥革命”一说，虽然在民国元年较早时候已经出现，但在社会上并未普及。当时人们常说的是“光复”“反正”，所纪念的也不是“革命”，而是“共和”。“辛亥革命”一词在社会上开始普及，是在武昌起义十年后的1921年（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更何况，如第一部第三章“‘善’与革命”（山田贤）所指出，在远离城市的周围下层社会，人们虽谈论“自立”“独立”，但对“辛亥革命”基本上并未形成共同认知。对清朝而言，1912年发生的政权更替也既非革命，更非建国，而是清帝“逊位”（让位）；而在袁世凯，这次使他最终走向最高权力宝座的政治变动，则被解释为“改政”（政体改革）。

就这样，即使同时期的当事人，对“共和”“革命”的解释和认知也不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围绕权力合法性发生纷争，辛亥革命的“记忆历史学”开始盛行。关于辛亥革命的记忆和纪念，罗福惠等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全4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详细、全面地论述了政府和党制定的“纪念制度”，乃至民间团体的活动和学术性人物评价等。例如，尽管民国初年已把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的2月12日定为纪念日，但不久后，似乎随袁世凯失去权威而没落，该纪念日即逐渐被人们淡忘。此事显示，纪念和记忆“共和”“革命”的过程，与对辛亥革命的政治评价和为政权合法化所做解释是互为表里的。前述纪念史学，可说就发源于民国元年。

（五）国际关系中的辛亥革命

要把辛亥革命置于国际关系中做历史定位，方法论上有两个角度。其一，历史理解须超越一国范畴，且须以更广阔区域的多层空间为背景，重新审视革命。其二，通过与其他国家、地区做横向比较，重新思考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前者，总论第二章“东亚历史上的辛亥革命”（裴京汉）将东亚视作整个“历史单元”，并进而做了比较客观、均衡的论述，即在列强为在中国获得利权而展开角逐的情况下，受可能被“瓜分”的危机意识刺激，中国社会产生了跨越阶级、党派的普遍变革要求，最终成为实现共和政治的动力。该文指出，辛亥革命宣扬的民主共和理念，激励了韩国、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使跨国境的国民层次的连带意识得以萌发。这表明，辛亥革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国内，而无疑是一次“输出”理念的国际性事件。另外，第二部第三章“从长崎看辛亥革命”（川岛真）则把焦点对准长崎这一日本地方社会，将其视作信息、人及物在东中国海频繁往来的交汇点，重新思考了辛亥革命在全球空间中的意义。将地方性社会的动向与全球性事件联系起来并做往复审视，是颇令人振奋的。第四部第三章“中、日、美实业团体间的交流”（马敏）则从中、日、美三国实业团体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角度，详细阐明了引发和推动中国政治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性契机。实际上，在日本，已有前引野泽丰著作就辛亥革命所处国际形势进行论述，并论及日本并吞韩国、列强争夺满洲利益、借款动向等，提出较为公允的观点。尤其就日本的对华政策、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外交，如第二部第一章“辛亥革命的冲击与日本”（樱井良树）、第二章“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黄自强）所示，我国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外交政策，论述日德关系的第二部第四章“醇亲王政权的靠拢德国政策”（小池求）和论述中英关系的第五部第四章“二十世纪初期香港政厅的鸦片政策”（古泉达夫），都颇具参考价值。

关于横向比较，今后须对革命做比较研究，进而明确与其他革命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对日本而言，或许这正是只研究中国史而难以企及的“外国史研究”的优势。东京会议的组织者自始即有这种意识，但遗憾的是，受各种制约和条件限制，前引《趣旨》所述课题未能完全实现。通过清末新政改革与俄国的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改革之比较、清末预备立宪与波斯（伊朗）立宪改革的比较乃至辛亥革命与墨西哥、葡萄牙、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时期其他国家革命之比较，我们对辛亥革命固有性质的理解当会更加深刻，规定各国、各区域革命性质的结构性联系也将更加清晰。

总之，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