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2000～2010年）
中村元哉
（津田塾大学准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4号、東洋文庫、2012年3月、133～145頁。
◎梁雯 译
一 前言
本文旨在整理和介绍日本近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主要以2000年4月至2011年3月这一时期为中心，但考虑到内容的整体性，也会涉及这个时期以外的研究成果。本文介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著作（独著、合著、论文集以及合作研究的成果），当然，考虑到内容的整体性也会谈到单篇论文。此外，本文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向海外研究者介绍日本近年来的研究情况，所以着重于把握“大致”的研究动向。如果读者想更详尽地了解2000年4月至2011年3月的研究动向以及各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请参考下列论著。
①每年5月发表在『史学雑誌』的「回顧と展望」
②『日韓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者の集い報告集』（第1回～第5回）所载相关论文
③小特集「近現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中華民国」（『歴史学研究』779号、2003年）
④井上裕正·村上衛「近代」（礪波護·岸本美緒·杉山正明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⑤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出处同上）
二 学术背景和主要研究趋势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跳出清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的框架，开始迫切地转向能将中国从传统（王朝、帝国）到近代（国民国家、社会主义）的进程进行统一解释的“20世纪中国史”或者“中国近现代史”。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一国之范围内，而是有意识地注意其与世界的同步和联系，亦即是将中国近现代史置于全球史中进行认识。另外，近十年来，日本的研究者们也为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外而绞尽脑汁。具体而言，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带着紧迫感探索了以下问题：如何引起日本历史学界的关注？试与日本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进行什么样的对话？进而用何种语言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飯島渉「『中国史』が亡びるとき」『思想』1048号、2011年）
当然，这一大的研究趋势源自社会、教育和学术三方的迫切需求。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社会的需求，即社会需要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广泛地服务社会；教育的需求指的是教育界迫切需要重新唤起学生对以文史哲为主干的传统人文学科的兴趣；学术的需求则在性质上有别于那些“短期的、目光短浅”的社会和教育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根本的”需求，即培养实证能力和理论能力兼备、能活跃于跨学科领域和国际领域的优秀研究者（飯島渉·田中比呂志編『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日本的研究者主要开创了如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研究新局面是与那些跨时代和跨地域、具有横断性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并行展开的，比如森时彦著《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中国近代綿業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森时彦编《在华日纺与中国社会》（『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久保亨著《战间期中国的棉业和企业经营》（『戦間期中国の綿業と企業経営』汲古書院、2005），田岛俊雄著《20世纪的中国化学工业》（『20世紀の中国化学工業』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和《现代中国的电子产业》（『現代中国の電力産業』昭和堂、2008）——这一点不得不注意。
（1）摆脱断代史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近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①～⑤）意识到只靠现状分析不足以加深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于是在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以传统和近代为纵轴、以中国和世界为横轴进行多方位思考的共识。在承认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进行重建，并从历史纵深角度解读现代中国。这正是该研究动向最大的特征。此外，因为之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与当代中国研究者缺少合作，所以尝试将两者的方法论相结合、扩展两者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是该研究动向的特征之一（⑥⑦）。而关于战后台湾的研究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⑧）。
①「シリーズ 中国にとっての20世紀」全7冊
·石島紀之『雲南と近代中国』（青木書店、2004）
·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の政治空間』（青木書店、2004）
·安井三吉『帝国日本と華僑』（青木書店、2005）
·高橋孝助『飢饉と救済の社会史』（青木書店、2006）
·上原一慶『民衆にとっての社会主義』（青木書店、2009）
·末次玲子『20世紀中国女性史』（青木書店、2009）
②「中国的問題群」全12冊
·西村成雄·国分良成『党と国家』（岩波書店、2009）
·高見澤磨·鈴木賢『中国にとって法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0）
·加藤弘之·久保亨『進化する中国の資本主義』（岩波書店、2009）
·大橋英夫·丸川知雄『中国企業のルネサンス』（岩波書店、2009）
·厳善平『農村から都市へ』（岩波書店、2009）
·園田茂人·新保敦子『教育は不平等を克服できるか』（岩波書店、2010）
·上田信『大河失調』（岩波書店、2009）
·飯島渉·澤田ゆかり『高まる生活リスク』（岩波書店、2010）
·川島真·毛里和子『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岩波書店、2009）
③「シリーズ 20世紀中国史」全4冊
·村田雄二郎ほか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 1巻——中華世界と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飯島渉ほか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 2巻——近代性の構造』（同上）
·久保亨ほか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 3巻——グローバル化と中国』（同上）
·村田雄二郎ほか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 4巻——現代中国と歴史学』（同上）
④「新書シリーズ 中国近現代史」全6冊
·吉澤誠一郎『清朝と近代世界 19世紀』（岩波書店、2010）
·川島真『近代国家への模索 1894-1925』（岩波書店、2010）
·石川禎浩『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 1925-1945』（岩波書店、2010）
·久保亨『社会主義への挑戦 1945-1971』（岩波書店、2011）
⑤「慶應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現代中国研究シリーズ」
·高橋伸夫編『救国、動員、秩序』（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
⑥久保亨·土田哲夫·高田幸男·井上久士『現代中国の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⑦深町英夫編『中国政治体制100年』（中央大学出版部、2009）
⑧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2）涉足日本史研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涉及的地区与研究范围囊括朝鲜、台湾、满洲的日本史研究是有所重叠的（①②）。特别是近十年来硕果累累的满洲史研究（③～⑥）。此外，即便不是在研究地区上直接互相重叠，将同时代所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比较、重视与日本史研究（以及日本整个历史研究）进行对话的中国史研究也有所成果（⑦）。于是，“日本、朝鲜、满洲、台湾中国、东亚”的研究环环相扣，被不断巩固并强化（⑧～⑩）。另外，关于汪精卫政权的研究今后应该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①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御茶の水書房、2007）
②伊香俊哉『満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争へ』（吉川弘文館、2007）
③松本俊郎『「満洲国」から新中国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④江夏由樹編『近代中国東北地域史研究の新視角』（山川出版社、2005）
⑤峰毅『中国に継承された「満洲国」の産業』（御茶の水書房、2009）
⑥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編『満鉄の調査と研究』（青木書店、2008）
⑦奥村哲·笹川裕史『銃後の中国社会』（岩波書店、2007）
⑧金鳳珍『東アジア「開明」知識人の思惟空間』（九州大学出版会、2004）
⑨村田雄二郎·C. ラマール編『漢字圏の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⑩飯島渉『マラリアと帝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3）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近现代史研究
这一研究趋势是在吸收了上述（1）（2）的诸多成果的基础上一同被推到前台的。在此简单地分成几个研究领域进行介绍。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成果都是与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美国等海外的研究者合作的结果。
A.通史
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以20世纪之前的中国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两方面进行构筑（①）。接着，将研究扩展到政治和外交之外的领域，将研究涉及的地区延伸到东南亚，开始全面绘制东亚近现代通史全图（②）。
①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
②和田春樹ほか編『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全11巻（岩波書店、2010-刊行中）
B.日中关系史、日中战争史
为了使东亚近现代史在日本国内外得到广泛接受，日中关系史（①～③），特别是与日中战争史有关的研究，都必须站在国际高度进行客观的分析（④）。尤其是《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⑤）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见解引起的思考（⑥），受到了极大关注。此外，围绕战中、战后国民政府的历史评价也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还出现了关注战争期间传媒功能的新成果（⑩）。
①毛里和子『日中関係』（岩波書店、2006）
②貴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編『模索する近代日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③大里浩秋·孫安石編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御茶の水書房、2009）
④「日中戦争の国際共同研究」全4冊
·姫田光義·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2006）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2006）
·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
·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
⑤服部龍二『日中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
⑥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論争史』（平凡社、2007）
⑦石島則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⑧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
⑨姫田光義編『戦後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
⑩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勉誠出版、2006）
C.与历史认识相关的研究
要构筑能被东亚认同的东亚近现代史，意味着要综合东亚各国的历史认识（①～③）。不得不强调这个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此外，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得到了极大关注（④），而且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引起了注意（⑤⑥）。这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①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②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③笠原十九司編『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勉誠出版、2010）
④並木頼寿·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研文出版、2010）
⑤中村哲編『東アジアの歴史教科書はどう書かれているか』（日本評論社、2004）
⑥三谷博·金泰昌『東アジア歴史対話』（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4）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石的现代中国研究
这十年来最大的研究趋势之一就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石，或者重视与其进行对话的现代中国研究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而且，这种现代中国研究是一种跨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与环境学的合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新的现代中国研究从2007年4月开始作为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据点事业”开展至今（①），其研究成果被译成汉语公开在互联网上（②）。[1]
①“现代中国区域研究据点事业”共六个机构[2]
早稻田大学（负责单位）：以政治、外交、社会为中心；
东京大学：以经济、政治、社会为中心；
京都大学：以历史为中心；
庆应大学：以政治、外交为中心；
东洋文库：以历史、文化、史料（收集与研究方法）为中心；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环境为中心
②《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09年、2010年）研究成果公布于http：//www.china-waseda.jp/chinese/index.html
（5）其他：中国是什么/重新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虽然上述四个研究趋势日益强劲，但是并未因此削弱“中国是什么”这一问题意识。反而随着这四个研究趋势的展开涌现出很多颇具内涵的课题。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研究领域是“中华民族主义论”（①②），以及从外部重新认识中国的研究（③）。
此外，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在这十年里并没有忘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确，推进了上述四项研究的合作研究项目不得不打破基础研究的框架。但是，我们仍一贯坚持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力求客观地把握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下与未来的日本、中国、东亚三者的关系（④）。当然，日本学界目前不仅仅是对文字史料，也试着对包括影像资料、采访调查在内的史料进行综合运用，以寻求新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⑤⑥）。
①吉澤誠一郎『愛国主義の創成』（岩波書店、2003）
②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③横山宏章·久保亨·川島真編『周辺から見た20世紀中国』（中国書店、2002）
④村田雄二郎ほか編『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全7巻（岩波書店、2009-刊行中）
⑤高田幸男·大澤肇編『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東方書店、2010）
⑥平野健一郎ほか編『インタビュー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平凡社、2011）
三 支撑主要研究趋势的各研究领域的主要情况
第一部分中所整理的四大研究趋势，在罗列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其更具体地体现在了《近邻》（『近鄰』）以下特辑的标题上。
·「中国女性史特集」（48号、2005年）
·「上海史」（50号、2006年）
·「現代中国への問い」（51号、2007年）
·「江南百年の研究」（52号、2007年）
·「再論·1949年前後の中国」（53号、2008年）
·「近現代中国のリベラリズム」（54号、2008年）
·「近現代中国の農村社会」（55号、2009年）
·「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の新展開」（56号、2009年）
·「戦後『満洲』史研究の現在」（57号、2010年）
·「歴史的視点で見る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女性問題」（58号、2010年）
·「近現代中国経済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59号、2011年）
但是，部分特辑的标题所显示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第一部分中得到充分介绍。所以以下笔者将简单地整理支撑了第一部分四大研究趋势的各领域的研究状况（下文所介绍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状况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更为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历年的“回顾与展望”）。
（1）外交史研究
外交史研究在最近的十年内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①～⑤）。不可否认，正是长期以来被称为“绝学”的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东亚近现代史研究。其一大特征是加入日台关系史（⑥）等大陆外部（⑦）的视点，扩展了外交史研究的深度。
①本野英一『伝統中国商業秩序の崩壊』（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②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③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④後藤春美『上海をめぐる日英関係1925-1932年』（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⑤岡本隆司·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⑥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⑦貴志俊彦編『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
（2）宪政史研究、自由主义研究、“学知”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也是民主和宪政的历史。清末的立宪改革，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实施等正是在诉说这段历史。宪政史研究的特点在于它将与传统中国的脉络交织叠合的近现代中国宪政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力求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论来理解现代中国（①～⑥）。此外，重新审视二元对立思考模式（“选择自由抑或选择国家民族”）的自由主义研究（⑦⑧），阐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学知”研究（⑨⑩）也与宪政史研究有着紧密联系。
①中村元哉『戦後中国の憲政実施と言論の自由1945-49』（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②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の政治文化』（岩波書店、2007）
③味岡徹『中国国民党訓政下の政治改革』（汲古書院、2008）
④曽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思文閣出版、2009）
⑤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憲政と近現代中国』（現代人文社、2010）
⑥久保亨·嵯峨隆編『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1912-1949』（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
⑦水羽信男『中国近代のリベラリズム』（東方書店、2007）
⑧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有志舎、2011）
⑨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書店、2001）
⑩坂元ひろ子『連鎖する中国近代の「知」』（研文出版、2009）
（3）中央与地方关系史及地域史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与（1）（2）相互补充的，近年来也相当活跃。探求中华民国前期统治形态的研究（①），讨论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研究（②），考察内地的四川和云南的研究［③以及石岛纪之的《云南和近代中国》（『雲南と近代中国』青木書店、2004）］都包含了对（2）中所列各项研究的批评，因为它们往往只强调中央的视点或政治、思想的视点。以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间阶层的新的都市社会论（④），重新审视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的研究（⑤）也陆续涌现。此外，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地域史研究对中国“近代性”问题的不断探寻。例如对天津的社会融合情况（⑥）以及上海的公共性（⑦）进行分析的研究。
①金子肇『近代中国の中央と地方』（汲古書院、2008）
②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統合と地域社会』（研文出版、2010）
③今井駿『四川省と近代中国』（汲古書院、2007）
④岩間弘一『演技と宣伝のなかで』（風響社、2008）
⑤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建国前後の上海』（研文出版、2009）
⑥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⑦小浜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2000）
（4）农村史研究
继承战前“惯行调查”的资料，关注上述（3）所涉地方社会中的农村地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①②）。考察中华民国时期四川省的研究（②），关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的研究（③），聚焦于1949年前后的江西省的研究（④），通过农村调查致力于掌握实际情况的研究（⑤），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地方社会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⑥）。
①飯塚靖『中国国民政府と農村社会』（汲古書院、2005）
②笹川裕史『中華民国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
③高橋伸夫『党と農民』（研文出版、2006）
④田原史起『中国農村の権力構造——建国初期のエリート再編』（御茶の水書房、2004）
⑤内山雅生『日本の中国農村調査と伝統社会』（御茶の水書房、2009）
⑥佐藤仁史·太田出編『中国農村の信仰と生活』（汲古書院、2008）
（5）环境（史）研究
环境史研究是近十年来新开拓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利用了以“水利社会论”［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为代表的传统亚洲史的学术遗产，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现代的环境问题（①②）。这个领域的研究，得到了“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据点事业”成员之一“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强力推动（③）。
①袁清林『中国の環境保護とその歴史』（研文出版、2004）
②上田信『大河失調』
③在http：//www.chikyu.ac.jp/rihn-china/research.html上所介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四 今后的方向和课题
2000年4月至2011年3月，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了上述的特色。顺应以上的研究潮流，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将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必须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上构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久保亨編『1949年前後の中国』汲古書院、2006）。此外，若要寻求近代与现代中国研究的连接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定会快速展开。
从中华民国史出发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那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仅仅作为中国共产党史的一部分来论述的既往研究有天壤之别。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重要性，角度新颖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不断涌现。比如，重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研究，将中国共产党史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的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等等（石川禎浩『中国共産党成立史』岩波書店、2001；田中仁『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勁草書房、2002）。也就是说，我们寻求的是包含了这类角度新颖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而以民俗或者政治性仪式作为新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史进行重新探讨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丸田孝志「太行·太岳根拠地の追悼のセレモニーと土地改革期の民俗」『近きに在りて』49号、2006年）。
此外，如果要探求中国近现代宪政史与同时代的世界史进程的连接点，法制史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像过去的外交史研究一样，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成为一门“绝学”时日已久。出于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的动机，今后十年在这个研究领域必定会不断涌现出青年研究者。与此同时，为了纠正从前偏重于政治、思想、制度的研究倾向，社会史、地方史、农村史领域的研究也会持续其发展势头（笹川裕史『中華人民共和国誕生の社会史』講談社、2011）。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盛行一时的民众史研究的意义，也一定会被重新认识到。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今后十年正统的政治史研究（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政治史研究』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11）和经济史研究（久保亨『20世紀中国経済史の探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2009）面临发展停滞的可能性，而对女性史研究和性别研究（村田雄二郎編『「婦女雑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研文出版、2005）的需求将不断增强。正是为了打破这一现状，《近邻》特地策划了下列特辑：《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的性别、女性问题》（「歴史的視点で見る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女性問題」58号、2010年）、《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近現代中国経済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59号、2011年）。但是情况更为严峻的是民族史研究和华侨史研究（園田節子『南北アメリカ華民と近代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只要东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大范畴的研究潮流稳定发展，华侨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会减退。将其与原本就具有断代史特点和横断性倾向的经济史相结合，积极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今后的十年内将会是一个迫切的需求。
[1] 本集刊即该成果在中国的正式发表。——编者注
[2] 最新的据点信息请参览本辑扉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