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本主义视阈下的谶纬

谶纬庞杂无比，流变甚杂。因此，现在研究谶纬往往会从前人已经辑佚的文本入手，比如说赵在翰编纂的《七纬》，或者是乔松年辑佚的《纬攈》，亦或是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樟八辑佚的《纬书集成》。这样做可以帮助研究者较快地熟悉谶纬，但在探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文本的原生形态。因此，在此需要对谶纬的文本从文本主义的视阈进行审视。下面本书将从文本主义的视阈对谶纬文本特征、叙事信息的存在方式、叙事媒介的特点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谶纬文本形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1.谶纬作为间性文本、类型文本与辑佚文本

谶纬定型的八十一篇文本，散落在史传、经传、注疏、诗文选集、类书等典籍文献之中，然后又经学者辑佚起来，这个过程也是谶纬文本形态的变迁过程。从文本上看，定型的八十一篇可以视作是独立自足的文本。作为独立的文本，它的意义指向按理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窥其貌，它就像打碎的玻璃瓶一样散落一地。

散落于各种典籍之中的谶纬是以间性文本存在，这种文本形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非常普遍。间性文本在中国古代的文史理论中曾论到。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左氏缀事，附经间出”，这已经指出了一种间隔出现的文本特征。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也指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五经间行于《史记》之中，也指出文本的间性存在方式。西方的文艺理论在20世纪有较多关于间性文本特性的探讨。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transtextuality），也被翻译成“互文性”，是当代文艺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理论术语最早由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用“文本间性”一词是为了解释“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动态片段，它自身又作为独立结构”镶嵌在文本之中。^[44]

文本间性问题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巴赫金、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以及胡塞尔等人。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对话”、艾略特对于历史传统的论述、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都对“文本间性”问题的探讨有过深刻影响。后来热奈特在《型文本导论》《羊皮纸稿论：次度文献》等论著中深入探讨文本背后的文本。布鲁姆提出的“阅读总是误读”也包含“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这一层意思。西方“文本间性”的研究为我们深化认识谶纬的文本形态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

散落在史传、经传、注疏和和其他文本之中的谶纬可以视为间性的文本。在这里略具数例：

例一：

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

《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白虎通义》）^[45]

例二：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讯，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变不空生，占不空言。”

案邕《集》称曰：“《演孔图》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见态，主惑，于毁誉。’《合诚图》曰：‘天子外苦，兵者也。’”（《后汉书·五行志》）^[46]

例三：

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俯思旧恩，仰察五纬。”

注曰：“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先至必王耳，走汉。’《易乾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肃。’”（《文选注》第四十七卷）^[47]例四：

《西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

注曰：《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图法，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春秋合诚图》曰：“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宫，大帝室也。”向曰：“言建宫室，方圆取象，天地经南北也，纬东西也。言东西南北合阴阳之法。”（《文选注》第一卷）^[48]

例五：

《三国志·魏书》：“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注：……《春秋汉含孶》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三国志·魏书》）^[49]

间性文本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和解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作为间性文本形态的谶纬多为解释文化现象出现，从这种形态的谶纬可以更多地看到它的诗性知识在各种典籍中的渗透。例一、例二和例四都是引谶纬来做文化现象的解释。例三是引用谶纬来解释“五星聚东井，先至必王”这一事件，例五是引用谶纬解释汉承天命的相关谶语。以这种形态出现的谶纬受到语境（context）的影响，代表的是对各种事件、文化现象的可能解释。例一是以引用方式存在的间性文本。例二是以案注的方式存在的间性文本，后面三个例子则是以注疏方式存在的间性文本。这些方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常见的间性文本存在方式。通过这些间性文本存在方式，谶纬一方面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达到了攀经附典的目的，无论是其中的神秘事件、应验事件，还是谶纬中的理论术数、天文理论都在传统的文化系统中获得认可，进而产生久远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用“附经间出”来描述“宗经”所形成的典籍形态，“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50]“经体广大，无所不包”，政治典章、学术名理、技艺度数皆从经出。由经典和经典传授、解释所构成的经学，自汉代到清末，成为中国数千年学术文化延续的历史载体。“附经间出”也成为中国古代各种典籍的基本文本形态。鼎盛于东汉的谶纬正处于中国经学的“极盛”时代，^[51]其文本也以“间性文本”为主。

下面再来看一下作为类型文本存在的谶纬。^[52]这种形态的谶纬主要留存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唐朝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对于“事同游海”的九流百氏之说进行分门别类，他对此按照天部、岁时部、地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储宫部、人部等进行归类，“比类相从”。谶纬大多被收入其中的天部（主要集中在日、月、星、辰里）、帝王部以及符命部里面。很显然，这里的谶纬已经被欧阳询做了详细的归类工作，谶纬在此也就以类型文本的形态出现。北宋的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对于“天下图书典籍”分天部、时序部、地部、皇王部、人事部、方术部、休征部、咎征部、神鬼部、妖异部、鳞介部、虫鱼部等部类，这项故事分类的工作比《艺文类聚》做得更加细致。谶纬主要收集在天部、时序部、方术部、休征部、咎征部、神怪部和妖异部里面。其实，这种对谶纬故事的归类工作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如《搜神记》中的“六卷七卷，全录两汉书五行志，司马彪虽在宝前，《续汉书》宝应及见，似绝无连篇钞录，一字不更之理，殊为可疑。”只不过这种按类型对谶纬故事进行归类的工作到唐宋时期的类书里做得更为完备。这种文本形态的谶纬往往显示出谶纬的故事性。这里所引谶纬具有丰富的人物、事件，渺无边际的叙事时空，由此更能够看到谶纬的文学色彩。

接着让我们再看作为辑佚文本存在的谶纬。这一类型存在的谶纬文本包括《说郛》《七纬》《纬攈》《纬书集成》等。元末明初的陶宗仪《说郛》开谶纬辑佚的先河，该书共一百二十卷，收集了《乾凿度》《春秋潜潭巴》《谶遗》等。从他开始，学者们已经试图复原定型的八十一篇谶纬。明代杨乔岳的《纬书》和孙瑴的《古微书》则将辑佚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清朝乾隆年间开四库馆，辑得《易纬八种》。此外，清朝的赵在翰编撰的《七纬》让我们第一次可以看到相对完整的纬书。此外，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殷元正的《纬书》、黄奭的《通纬逸书考》、陈乔枞的《诗纬辑证》、乔松年的《纬攈》、孔广林的《尚书中候郑注》、皮锡瑞的《尚书中候郑注》《尚书中候疏证》等都对谶纬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就目前的文献整理工作来说，由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辑佚的《纬书集成》是比较完备的版本。这些辑佚资料让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谶纬的基本面貌，谶纬当初所具有的独立文本形态更加清晰可见。叙事学所擅长的是以“一批有限的资料”^[53]为基础展开整体研究。因此，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以定型八十一篇为主，旁及其流变和广义上的谶纬文本。

不同的文本形态产生一种解释的偏向。如果我们以“文本间性决定文本的意义”这样的主张来重读谶纬，或许能够对谶纬的思想价值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这已经越出本书的研究目标。从探讨谶纬的叙事意义与价值角度来看谶纬的文本形态，我们发现，如果将间性文本和类型文本的谶纬放到一起，谶纬作为文化形态与故事形态二者之间的叙事关系就显现出来了，这里面存在故事与文化之间的转换生成关系，由此，谶纬作为叙事元结构的深层叙事意义才能被发现，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展开论述。

2.丰富多样的叙事媒介

谶纬所采用的叙事媒介与其文本一样充满虚幻怪诞的特性，与经学典籍按照严格尺寸的简牍书写有很大的区别。经学典籍的书写，有其严格的规范。据《仪礼·聘礼疏》引《郑玄论语序》的说法，“《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谦焉。”由于《孝经》和《论语》在汉代尚未升格为经，只是作为传记，所以在尺寸上比五经要短。这是以简牍尺寸长短来区分，经的尺寸是二尺四寸（阮元在《校勘记》中指出“尺二寸”为二尺四寸），传的长度只有经的一半。而谶纬的媒介又当如何？王利器在《谶纬五论》中论道：“经传之简策既有大小，谶纬之书式从而亦有尊卑。纬以配经，其书式即不得同于经，故降而为传。谶以配传，则其书式当更而下之矣。”^[54]这是纬与经在使用简牍作为书写媒介时所呈现出来的差异。从谶纬文本对其叙事媒介的记述来看，谶纬尚有其他的特征。

从媒介形态上来看，候、图、符、箓都是谶纬经常采用的，并不拘于某一种。“纬之所包，有候有谶，有符有图，又有所谓箓者。”^[55]候，候望也（天气等征兆）；谶，纤微也（预言吉凶得失的文字）；符，符信也（祥瑞的征兆、驱邪的符文）；箓，刻录也（帝王受命于天的符命文书）。图，图度也（帝王委托天命的符箓）；“形有不胜笔述者，理有不可文尽者，凡非笔墨所能罄者”。^[56]天命阐幽，要传达上天之意旨，其媒介形态自然也非经典所用的媒介所能涵盖，所以谶纬是尽一切可能的媒介来传达上天发出的信息。这也可以看做是对叙事媒介多种可能性的有益探索。这种多样化的叙事媒介颠覆了经学文本书写媒介和体例的谨严、刻板。

谶纬媒介不但形态多样化，还尽可能地神化各种媒介，以期达到叙事的权威目的。媒介被神化的事迹在谶纬中多有记载，下面举例说明：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着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

《易乾凿度》：庖羲氏先文。公孙轩辕氏演古籀文。仓颉修为上下二篇。

《尚书帝命验》：太任生子昌时，季秋之月甲子，有赤雀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敬胜怠者吉。（《古微书》第三卷）

《尚书中候》：河出龙图，赤文像字，以授轩辕。（《开元占经》第一百二十卷引）

《尚书中候》：舜沉璧，黄龙负卷舒图，出水潭畔，赤文绿字也。（《开元占经》第一百二十卷引）

《尚书帝验期》：西王母献舜白玉琯及益地图。（《说略》第七卷）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丹书着石、伏羲先文、古籀演文、赤雀衔书、龙图龟书、赤文绿字、王母献图等事件都对谶纬的叙事媒介做了神秘化的加工。这些谶纬通过变换信息载体、文字形态和颜色等，大大增加了媒介所具有的权威性，谶纬叙事的可靠性由此确立。如最后所举关于《太平清领书》的例子，《太平清领书》又名《太平经》，是道教中的经典书籍之一，学者多认为是甘忠可所造作。^[57]此书所用媒介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也就是写在青白色的生绢上面，用红色标写的题目和分栏线，又用青色的标签，经过多种色彩包装书写的《太平清领书》，从媒介上就已经充分传达出其“经”的权威性，充分调动了媒介对信息权威的塑造作用。这种做法与道教典籍类似。道教典籍多以“诀”“符”“箓”“经”“咒”“谶”命名，从媒介形态上看，是与谶纬所用叙事媒介如出一辙，都借助媒介来获得更高的权威。这种增强叙事权威的方法与儒家经学典籍所用之法不同，儒家经学典籍更多的是将叙事的可靠性建立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在叙事媒介上只是长度上做严格的规定。经学典籍多用简牍的条块结构，这种条块结构稳定、可靠，内在规定了“叙事以简要为主”，同时也为事举必双的对称叙事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谶纬的媒介多样，形态不一，虽也以简要为主，但基本上还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其神秘的权威信息。

3.叙事信息呈现局部的片断化与整体的“二合”性

上面已经谈到，谶纬的文本形态有引用的文本、类型的文本和辑佚的文本，从其叙事信息的局部特征来看，谶纬在叙事信息上显示出片断化的特征。谶纬之文断断续续，故事的要素若隐若现，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文本，这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一体无分的书写，“写却是一体无分的：中断在在处处确立了写……”^[58]每一个故事都似乎处于未完成状态，每一段信息都未固着，中断处于不止的意指过程、编织过程之中。谶纬文本自身特征的研究，由于保留至今的资料极其有限，导致我们所能获得的形象只能如此。

片段化的事件书写成为谶纬文本的重要特征。只有组合起这许许多多的叙事片段，许多的人物和事件的完整性才得以呈现。比如当我们在《河图始开图》里读到黄帝感生传说，“黄帝，名轩，北斗黄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时，读者就会把这一事件的信息与其他有关黄帝的事件信息联系起来。如《河图》里讲道：“黄帝兑颐和”，“黄帝广颡龙额”，《春秋内事》里讲述的“轩辕氏以土徳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等联系起来，从而合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黄帝形象。这些分散在不同典籍中的事件看似无关，联系起来却可以获得比较完成的黄帝人物的形象。这样，每一片段里的叙述似乎都是未完成状态，因为其他关于黄帝形象的事件信息还可能不断出现。如《河图》里讲到的另一个版本的黄帝故事：“黄龙负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目写，以示天下。”这样，读者需要把新的叙事信息添加到原有的信息系统之中，以期获得更加完整的黄帝形象。正是这种未完成的书写，为后世提供了无限的书写可能性。我们获得黄帝的故事，时时都在随着纬书文本的阅读而更改，正是这种未完成的书写，为后世文学性叙事提供了无限的书写可能性。

从总体上看，谶纬文本与经典文本（经学典籍文本）、史传文本对称并举，呈现出文本的“二合”特性。经与纬相对称，经书典籍为纵线，谶纬为横线，纵横交错，经典叙人事，谶纬述天事，经传重过去之事，谶纬重未来之事。谶纬文本中饱含大量的叙事片断，从整体上编织出一幅宏阔的故事图景。依附于经典、史传文本之间的谶纬，其主要事件都是依照经中所出现的人、物、地、事件等要素而横向展开，叙述这些要素的神奇的一面。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汉代人的思想是“不向纵深的抽象、分析、推理的纯思辨方向发展，也不向观察、归纳、实验的纯经验论的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即它由功能走向结构，按功能的接近或类似，把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安排组织在一个系统形式之中……”^[59]汉代人的谶纬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谶”是在时间中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纬”则是在空间中铺陈叙述各种事件，并形成统一的文化结构。在中国叙事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事举必双是一个重要的规律性现象。傅修延将这种事举必双的现象称为“二合性”，这种二合性不仅表现在字、词的二合性，也表现在文本的二合性：

对偶艺术反映了中国人部署文本时的一种注重结构平衡的要求，我认为它源于汉字本身的“二合”特性——相当一部分汉字是由上下或左右两部分组成，还有许多汉字呈现出强烈的轴对称意味，譬如说将“文本”二字分别沿中线对折后，其左右不分可以基本重合。^[60]

汉字、词汇和句子中存在的“二合”现象，反映了汉语文本的深邃与神奇。如前所述，“二合”实际上是一种共振性质的对立平衡，外在因素的并存、平衡或对立，透露出内在因素的呼应、冲突或激荡，这种“二合”为汉语文本带来了蕴藉含蓄、咀嚼不尽的阅读效果。^[61]

上述所引傅修延对汉语文本中字、词、句子的“二合性”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谶纬文本的特性。将谶纬文本与经传文本、经典文本（经学典籍）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谶纬作为经传的一种形式，它与经典文本、史传文本也构成一种“二合”现象。谶纬中所记述之事大多是对经典文本中出现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一种补充性叙述。经学典籍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因为有了谶纬的补充性叙述而显得丰满充盈。且看《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所引：

而《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庄七年经云：“星如雨”，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以此言之，则孔子未修之时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62]

这里所引《春秋说》即《春秋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多处引用《春秋纬》以明其意，《春秋纬》所载“孔子西狩获麟”为《春秋》开篇为何用“元年春”这一说法提供了生动的事件证明，这样纬书也就与经传文本形成互补的关系，纬书为经传增色许多。

从古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谶纬文本是“事举必双”这一文本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大量的片断化叙事信息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各种传说、各种形态的故事和谐地相处在一起，这就体现出叙事信息片断化背后的结构关系。但谶纬叙事信息体现出来的结构关系并不稳定，各要素成为活跃的分子，可以游离各种人物或事件的信息之间。这实际上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去整合这些片断化的叙事信息。谶纬的这种文本形态实际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供无限书写的故事库。人物、情节、时间、空间等叙事要素无法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文本结构中确定其意义。

另外，谶纬的叙事信息也继承简要为主的特点。叙事信息呈现出凝练特性，像是压缩饼干一样。因其简要，所以以简驭繁，以小见大、以少见多，受述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叙述信息，而是需要主动地把凝练简要的叙事信息重新整合成动态的精彩故事。文本中很多戏剧性冲突的场面、细节被近乎静态的叙事掩盖了，给讲述出来的故事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发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