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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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献中的谶纬文本

研究者对“谶”和“纬”的异同、谶纬的兴起时间历来多有异议,因此,梳理谶纬文本也就有很大不同。主张“谶”“纬”有区别的在明朝有胡应麟、孙瑴等,清朝学者多延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认为“谶自谶,纬自纬”,赵在翰、任道镕、刘秉璋、张采田等都持此说。而持“谶纬”无差别说的则有王鸣盛、愈正燮、姜忠奎、顾颉刚、王利器、钟肇鹏等。为了对谶纬文献流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本节在此分三个阶段来考察:一是谶纬孕育时期,这主要是在先秦至西汉哀平之世;二是谶纬的鼎盛期,这主要是西汉末年到东汉,谶纬曾一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其文本主要以王莽颁布的“四十二篇”符命和刘秀颁布的“八十一篇”为代表,后者是谶纬文本的核心所在;三是东汉之后谶纬文本的流传及其各种变异文本。

1.谶纬的孕育

前文中,本书已从叙事的角度对“谶”“纬”做了界定,“谶”是重在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使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将要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纬”则是侧重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化、结构化。按照这一界定,笔者也认可谶纬兴起于西汉哀平之世,到东汉达到鼎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在东汉末年逐渐遭到政治打压而逐渐转变为文化形态的谶纬。谶纬的孕育期比较长,对那些具有神秘逻辑联系的事件进行记载和叙述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比如甲骨卜辞、《尚书》《春秋》《左传》等皆有近似后世谶纬文所记述的预测性叙述。

甲骨卜辞记述祖甲、沃丁、太庚、小甲、仲丁、帝乙等殷商各帝的重大事件,“甲骨命龟,使用腹甲,凡卜者多一事二贞,以腹甲之正中线为轴,取左右对称之形”。[4]但甲骨文中出现的叙事要素时间的表述未形成规范、地点标示不够清晰、人物多为笼统泛称、事件过程多不均衡,因此甲骨叙事大抵上都还处在朦胧状态。[5]但殷商卜辞对于后世谶纬的叙事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都以预测性言辞来叙述重要事件。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有许多学者认为谶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如刘师培的《谶纬论》中说:“后世之论纬者,或谓溯源于孔氏,或谓创始于哀平。吾谓谶纬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经淆纬,始于西京,以纬俪经,基于东汉。”[6]

《尚书洪范》常被谶纬的造作者利用和改造,它为谶纬的兴起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尚书洪范》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尚书洪范》篇拟托周武王与箕子对话,说大禹治水有功,上帝赐予大禹“洪范九畴”,亦九种大法,《尚书洪范》也因此被称“洛书”。其中所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相生相克之理。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尚书洪范》为谶纬的造作者所倚重,主要在于它与《易》一起,合乎他们铺陈那些预测性言辞,并使其系统化、结构化,就像一张挂满事件之网,各种预测性的叙述都可以挂在上面。可以说,《尚书洪范》、阴阳学说以及《易》都对谶纬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后来谶纬对事件进行铺排式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春秋》《左传》和《史记》等史传中也记述了比较多的预测性事件。预言式的事件叙述方式在史传叙事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它凝结着古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一种神秘事件的发生可能预示着人们未来生活,预示着某件大事将要发生。如《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四年》“十四年春,……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7]这一段由星象引出的预言预示了之后几年国君的命运或认为作于春秋。《史记》中记述的赵谶、秦谶等,后世谶纬研究者多将这些著名的谶语事件看做谶纬兴起的先导。但谶纬的辑佚一般并不会将这些早期的零散谶语与纬书归为一类。《纬捃》《纬书八种》《纬书集成》等都将这些区分开来。

2.谶纬八十一篇及“纬中之伪”

王莽是谶纬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借助祥瑞说和灾异说等为自己夺取政权做铺垫;也曾用“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种符命为自己当上皇帝树立权威;还造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这样的图录为自己策划的“禅让”张本。王莽登上帝位后,较为集中的谶纬文本要算他颁布的四十二篇符命。这四十二篇符命是第一次使预测性的、神秘性的事件叙述系统化、结构化。“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8]王莽所颁布的四十二篇符命奠定了谶纬的雏形,但这批文献已经不可考。后世的辑佚也没法复原这四十二篇。

谶纬文本的核心要从刘秀以官方的形式颁布谶纬入手。刘秀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当今学者考证,这个版本的图谶八十一篇就是后世流传下来的谶纬篇目,这些篇目是谶纬的根基所在。据钟肇鹏考证说,“河洛六艺两者总计为八十一篇,这就是宣布图谶所定下来的谶纬篇目”。[9]另据黄复山的考证,从建武二十三年纂成八十一卷,并宣布图谶于天下,到郑玄遍注群纬的一百一十年间,“并未别纂配经之‘纬书’,君臣所用皆取自光武图谶,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郑玄注’‘魏博士宋均注’之纬书,亦即明、清辑佚所欲还原之纬书也。”[10]他们两人的考证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们的证据主要以来自东汉时代或者是离这一时代不远的文献为证,这包括张衡、荀悦、司马彪、刘勰以及《隋书·经籍志》等留下的说法。他们考证八十一篇篇目的依据主要包括:一是《后汉书·张衡传》“河洛六艺,篇录已定”,李贤对此作注指出河洛五九,共四十五篇,六艺四九,共三十六篇,八十一篇指这两部分。二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里说:“有命在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孔子。”由此可以推断,刘勰也曾看到八十一篇版本的谶纬。《隋书·经籍志》云:“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11]综合这些观点,谶纬的核心基本可以确定为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的定型八十一篇。

有了这一基本认识,那么接下来就对这八十一篇篇目做历史性的归类描述。八十一篇包括两大部分:《七经纬》三十六篇和《河图》《洛书》四十五篇。《七经纬》是指《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春秋纬》,共有三十六篇。根据李贤注《后汉书·樊英传》中“河洛七纬”时的说法,《七纬》者包括以下内容。

《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

《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

《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也。

《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

《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

《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

《春秋纬》:《演孔图》《元命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孶》《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12]

这上面只有三十五种,缺少的是哪一种,学者们的考证有不同的意见。姚振宗认为是《礼记默房》。《礼记默房》在《隋书·经籍志》中已有存目,但已经亡佚。胡薇元认为是《孝经纬左右契》,汪师韩认为是《春秋纬命历序》,钟肇鹏认同汪师韩之说,今从其说。[13]

《河图》《洛书》的篇目包括《河图》九篇,《洛书》五篇,另加三十篇九圣所增演的,一共四十五篇。这里的《河图》九篇、《洛书》五篇及增演的三十篇篇名很难确定。据钟肇鹏辑佚推断,所列《河图》与《洛书》的篇目,《河图》共四十篇,《洛书》共十三篇。而《纬书集成》所辑《河图纬》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河图挺佐辅》《河图稽耀钩》《河图帝览嬉》《河图握矩记》《河图玉版》《龙鱼河图》等四十三种。《洛书》有《洛书灵准听》《洛书甄曜度》《洛书摘六辟》等十四篇。这显示出河洛四十五篇在后世的流传中掺杂造伪较多。《河图》《洛书》的出现源自《易》。《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汉书·五行志》的解释,“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就把《河图》《洛书》的出现添加了许多细节,并与传说历史中的人物对上号了。由此也可看出《河图》《洛书》是从《易》发展演化出来的纬书。《后汉书·方术·樊英传》说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从这里可以看出河洛是与风角、星算、七纬并称的纬书。胡应麟也说:“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14]只不过,《河图》《洛书》除了四十五篇之外,后世也有了许多仿造之作。例如《茅山志》引《河图·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间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升曲城。《要元篇》盖汉世谶书,后汉书志注不载。其目仅见此焉。在杨氏《谈苑醍醐》所记以用修语。余未敢深信,然他无可考,姑录此以广异闻。”[15]谶纬中的许多资料就是在这种“广异闻”的推动下造作和记载下来。

其实除了八十一篇外,汉代尚有《论语谶》八篇:《论语比考》《论语撰考》《论语摘辅象》《论语摘衰圣》《论语素王受命谶》《论语崇爵谶》《论语纠滑谶》《论语阴嬉谶》。

以上是对定型的谶纬八十一篇状况的简要考察。从这八十一篇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在谶纬的造作过程中,仿造经学典籍《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以及《论语》《孝经》的痕迹非常明显,有什么经典被确立,也就有什么相应的谶纬之书被仿造出来。篇目的考察也并不意味着流传至今的这八十一篇内容就全是当初所颁布的内容,具体条目内容的可靠性还需要仔细探究。例如,纬书中三统论与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矛盾,按照推理,颁布的图谶按常理应该不会出现不同理论之间不兼容的问题,但在谶纬文本中还是可以找到,此问题在本书后面的部分章节中会涉及。

谶纬在流传的过程中,掺杂许多新的篇目,纬中有伪。《易纬》除了定型的六种之外,还有《易中孚传》《易天人应》《易通统图》《易内传》《易九厄谶》《易运期》《易萌气枢》《易内篇》《易·太初篇》《易统通卦验玄图》《乾凿度》《乾元序制记》等。具体引用情况如下:

《易中孚传》:

《后汉书·郎顗传》引用。《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沴息矣。李贤等为此作注时引郑玄注云:阳者天子,为善一日,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日,天立应以恶。诸侯为善一时,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时,天立应以恶。大夫为善一岁,天亦立应以善;为恶一岁,天亦应以恶。[16]《后汉书·杨震传》引《中孚经》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李贤注中说此处所引《中孚经》是《易纬·稽览图》之文。[17]

《易天人应》:

《后汉书·郎顗传》引用。《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18]

《易通统图》:

《太平御览》引用。《易通统图》曰:“夏月日行东南赤道,曰南陆。”[19]

《易内传》:

《后汉书·郎顗传》引用。《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20]《天中记》引用。《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21]

《易九戹谶》:

《汉书·律历志上》引用。《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22]王应麟在《经义考》中说《三统历》引自《易·九戹》。《易运期》,《魏志·文帝纪》《晋书》引用。

《宋书》第二十七卷《易运期》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及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23]

《易萌气枢》,《魏志》《宋书·符瑞志》《晋书·五行志》引用。

《晋书·五行志》第二十九卷、《宋书·五行志》第三十四卷引《萌气枢》曰:“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食,则有六畜妖言。”[24]

《易内篇》,《路后纪》引用。

《路后纪》引《易内篇》曰:“日月相逐为易,故病有阴阳。”[25]

《易·太初篇》,蔡邕《明堂论》引用。《礼记义疏》《古今事文类聚》等皆从之。

《易·太初篇》云:“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

《易统通卦验玄图》,《颜氏家训》引用。

《易统通卦验玄图》曰:“苦菜生于寒秋,更冬历春,得夏乃成。”

另外直接引用泛称《易纬》的有《文选》《周礼·大宗伯疏》。而宋以后又出现《乾坤凿度》二卷、《乾元序制记》一卷,《四库全书》将定型的六种与此二种合称《易纬》八种。

《诗纬》除了定型的三种之外,还有《诗纬图》,《经义考》第265卷列有此书,但是已经亡佚。宋均、郑玄为《诗纬》所做的注也皆亡佚。另外直接用泛指称谓《诗纬》的有《文选》《七玉汉》等。

《尚书纬》除了定型的五种以及《尚书中候》十八篇外,还有《尚书洪范》,《后汉书·郎顗传》引用:“月行中道移節,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尚书纬帝验期》,《云笈七谶》和《太平御览》引用。

《礼纬》除了定型的三种外,还有《礼记默房》《礼瑞命记》《礼瑞应图》。《礼瑞命记》为王充《论衡》和蔡邕《明堂论》所引。据钟肇鹏考证,《礼瑞命篇》为《大戴礼》逸篇,《礼元命苞》为《春秋元命苞》之误。另《后汉书·章帝纪》直接引用泛称的《礼纬》。

《乐纬》除了定型的三种外,有《乐五鸟图》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另《艺文类聚》直接引用泛称的《乐纬》。

《春秋纬》除了定型的十四篇外,还有以下篇目:《春秋内事》《春秋录运法》《春秋瑞应传》《春秋箓图》《春秋孔箓法》《春秋璇玑枢》《春秋河图揆命篇》《春秋玉版谶》《春秋圣洽符》《春秋少阳篇》等。具体引用情况如下:

《春秋内事》,《开元占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汉逸集》等书引用。如《开元占经》引《春秋内事》:“天下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

《春秋录运法》,《后汉书·公孙述传》引用。《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

《春秋瑞应传》,《白虎通义》引用。《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

《春秋箓图》,《文选》引用。《经义考》第266卷列有此书:“《箓图》文有曰:‘苍精萌姬,稷之后昌。’见李善《文选注》。”

《春秋璇玑枢》,《仪礼·有司彻疏》引用。清沈廷芳在《十三经注疏正字》(第四十三卷)引《春秋纬璇玑枢》“鱼无足翼,纣如鱼,乃讨之”一句时,认为“春秋”应该是“尚书”,“枢”当为“钤”误。[26]

《春秋河图揆命篇》,《路史》(第三十二卷)引用。《揆命篇》云:“苍羲农黄,三阳翊天德圣明。”

《春秋玉版谶》,《魏志·文帝纪注》引用。裴松之为《魏志》作注时引《春秋玉版谶》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春秋少阳篇》,《说郛》(第十三卷)引《庄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弟也。夷,齐谥也。’见《论语疏》引《春秋少阳篇》。”

另外据《隋书·经籍志》称记载《春秋纬》的还有《春秋灾异》《春秋秘事》,皆已亡佚。据《经义考》称记载《春秋纬》还有《春秋孔箓法》《春秋含文嘉》《春秋括地象》《春秋文义》《春秋撰命篇》五种,皆已佚。此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路前纪》也直接引用泛称的《春秋纬》。

《孝经纬》除了定型的两种外,有九种书目尚有流传引用,具体引用情况如下:

《孝经内事》,《隋书·经籍志》载有一卷,《经义考》按此系借经说灾祥之书,亡佚。《开元占经》《太平御览》《天中记》等有引文。如《开元占经》引《孝经内事》曰:“天子行孝德,则景星出。”

《孝经古秘援神》,《经义考》尚考录有二卷,已佚。《孝经古秘图》《孝经祕图》《孝经左契图》《孝经雌雄图》等图书,《历代名画记》述及,“古之祕画珍图,固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

《孝经中契》,《太平御览》《路史》《古微书》引用。

《孝经中契》曰:“孔著孝经,文成道立,齐以白天,则玄灵踊北,紫宫开,北门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书题号《孝经》。篇云:‘神星裳,孔子知元命,使阳卫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后年,麟至,口吐图文,北落郎服,书鲁端门,隐形不见。子夏往观,写得十七余字,灭消文,其余飞为赤鸟,翔摩青云。’”[27]

《孝经内记图》,《开元占经》多有引用。如:

《孝经内记图》曰:“日无故过中,时无光,人君不明,天下有雨,主兵。”

《孝经内记图》曰:“日出东方二竿亭,亭无光为日病;未入二竿亭,亭无光为日死;日死,君死;日病,君病。”[28]

《孝经河图》,《太平御览》引用。

《孝经河图》曰:“少室之山,大竹堪为釜甑。”[29]

《孝经中黄谶》,已佚。《经籍志》按语:

按:沈约《宋书·符瑞志》、裴松之《魏志注》引之。云:“日载东纪,火光不横,一圣明聪,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于太平。”[30]

《孝经章句》,《后汉书》(卷一百零九上)记载当时学习《孝经章句》的盛况:“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开元占经》多有引用,得以流传。如《孝经章句》曰:“岁星守天关,在其北,民流死;在西,民以风灾死。若虎狼入国,在其南,狗多狂亡,在其东,不利婴儿。”[31]

《孝经威嬉拒》,《古微书》引用。

《古微书》:“欲去恶鬼,须具五刑,令五人皆持大斧,著铁兜鍪驱之,常使去四千步不可令近人也。”[32]

此外,《隋书·经籍志》载有《孝经纬》篇目有《孝经内事图》《孝经元命苞》《孝经左右握》《孝经左右契》《孝经内记》《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孝经口授图》《孝经分野图》《孝经雌雄图》《孝经异本雌雄图》《孝经元辰》。《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艺文志》载有《孝经纬》篇目《孝经内记星图》《孝经应瑞图》。《经义考》载有《孝经纬》篇目《皇灵孝经》《孝经错纬》《孝经皇义》。

3.广义谶纬的流变文本

谶纬遭受打压之后,许多书目虽不以“谶”或者“纬”命名,但基本继承谶纬的内核,于是产生出许多变体。东汉定型的谶纬主要以占候、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符命、灾异、祥瑞为主体。但后世的谶纬与堪舆、命相、天文、扶乩(求签)等方术结合,由此产生许多谶纬文本的变体,这种变体的谶纬可以称做广义的谶纬。广义上的谶纬很复杂,要在此理出一个完整的线索来绝非易事。但它们都与汉代谶纬有着相同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话语组织方式,这种叙事形式上的潜在影响是谶纬带给后世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在此只对其中的一些典型文本做考察,因为这些文本与谶纬叙事研究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来看一下道教与谶纬在典籍文本上的互相借用,交互影响。关于谶纬与道教的关系,台湾学者萧登福曾在其《谶纬与道教》一书的序言中说:

汉代的谶纬,原是杂引早期神仙道教之方术、信仰以说经,与道教的关系本来极为密切;汉世及汉后的道教又沿承谶纬之说;于是形成了谶纬与道教相互影响,纠缠难分的情形。谶纬中的《河图纪命符》谈到了三尸及司命掌人算纪之说;《周易乾凿度》沿袭《列子》,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混沦等五期,论述天地的生成;《龙鱼河图》所述五岳、四海神祇名讳,以及人身发、耳、目、鼻、齿等神,以为“夜卧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过,恶鬼自却”;这些都与道教说不异。更有甚者,有些谶纬书,自内容言,甚或书名而言,实难以判定是纬书或是道书。而六朝上清经系的存思修炼法门,以及六朝道教的坛场仪轨,也常可在谶纬中找到沿承之迹。[33]

东汉时期既是谶纬的兴盛时期,也正值道教内部清理整顿的过程,这二者在文本形态上出现许多交叉互用部分也的确很常见。道教要在教派的形成之中完成经典的确立、教规的形成、神仙谱系的构筑也需要吸取大量的思想理论资源,谶纬作为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盛极一时的思想形态,也为道教所用。特别是在东汉末年,谶纬遭受打压之后,谶纬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加速了与道教文化的结合。道教的形成一般以汉末的五斗米道和黄巾起义的太平道为标志,在此前后的数百年间,道教在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教规、经典、仪式、神仙谱系和信仰。“道教典籍的内容与来源大体有三大类,一是从传统的方技类知识与技术中生成的……二是从传统的数术类知识与技术中滋生……三是关于道教的哲理以及种种道教的神话传说……”[34]道教的这种知识来源与谶纬在典籍来源上是有其相似性的,方技、术数、神话传说等都是其重要的资源。

这种现象在魏晋之后也一直延续下去,并且道教还直接向谶纬的符命、图箓、谶言等借鉴叙述符号与方法。道教的清整、形成,正值谶纬由盛而衰时期,它最终成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曾大量借助谶纬的符命、谶语来构建道教的经典文本。谶纬所采用的非常规的叙事媒介也刺激了道教典籍的叙事媒介,道教在仙化各地山岳河流和各时代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曾经借助谶纬同样的叙事方式,各种以“诀”“符”“箓”“经”“咒”“谶”命名的文本里充分继承了谶纬的体例与言说方式,诸如《登真隐诀》《龙虎还丹诀》《灵宝众真丹诀》《太上秘法镇宅灵符》《甘水仙源箓》《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三洞神咒》《太上灵宝十方应号天尊谶》《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谶》等道藏所收集的文本都属于此种情形。

这方面许逊的《许旌阳真君·松沙记》《许旌阳真君·龙沙谶记》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许逊是东晋豫章人(今南昌),在道教中,他被称为旌阳真人。有关他的谶言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在鄱阳湖流域、洞庭湖流域以及黄河中游地域皆有许多关于许逊的各种传说。《说岳全传》就对其中的一些故事加以神化附会,基本反映许真君的影响力所及的地区。这两篇记都是谶言,所预测之事跨度数千年。下面先来看一下《许旌阳真君·松沙记》的文本:

余自修道方明,气术为先,阴功为首。倾获灵剑,扫荡妖精。蛇蜃之毒,伤害于民。系潭之上,铸铁纂以封蜃穴。夜使鬼神,铸二铁柱,暗锁豫章。一柱在城南,又于西岭恐蜃奔行,掩溺庶民,立一柱在西山,东面锁岭。之前,斩大蛇于西平建昌之界,有子从腹而出,走投入江,遂飞神剑逐之。虑此蛇子无过,致神剑不诛。上足吴猛云:“蛇子五百年后,当准前害于人民。”予答:“以松坛为记。松枝低覆于坛拂地,合当五百年矣,吾当自下观之。若不伤害于民,吾之灵剑亦不能诛也。今来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相次已去,前后有八百人,皆于此得道而获升仙。当此之时,自有后贤以降伏之。”吴君云:“将何物为记?”答曰:“豫章大江中心,忽生沙洲,渐长延下,掩过沙井口,与龙沙相对遮掩是也。”其得道渐修之,各自成功,相次超升金阙。及为洞府名山主者,道首人师,当出豫章之地,大扬吾道……[35]

《松沙记》以第一人称叙述许逊自己用灵剑诛杀蛇蜃的故事。许逊追杀蛇蜃的过程中遇上蛇子由腹而出,蛇子刚从腹中出,它没有过错,以致灵剑不能诛。现在没有过错并不等于将来它不为害民众,由此引出许逊关于松枝拂地、江出沙洲、道教将兴等著名谶语。《许旌阳真君·龙沙谶记》与此类似,后文还会论及此篇。关于许逊的这两篇基本可视为道教中谶纬流变文本的代表作。

下面再看古代社会政治或者历史预言中影响较大的谶纬流变文本,此类可将《推背图》与《丙丁龟鉴》作为其中的代表。

《推背图》的作者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宋史·艺文志》中已有《推背图》著录,属于子部五行类,但该书作者未详。《推背图》的作者流传是假托李淳风,《经义考》曰:“今人所云《推背图》者,今则托之李淳风。”李淳风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历算学家,他在唐初曾任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法、数学、阴阳学等。《唐会要》卷一六称:“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36]精通历法,善于推算的李淳风成为了一个箭垛式人物,许多预言式故事都向他汇聚。《推背图》正是一种成语接龙式的故事汇聚方式。《纬书集成》里有一段编者按语。

眼下的书摊上,已经出现了几种版本的《推背图》,有诗又有图,而且号称“中国七大预言”之首。所以颇能耸动一些人的好奇心。它之所以叫做《推背图》,据说是,唐朝有个李淳风,精通天文历算,他仰观天象,预测到了不久将有武则天乱唐的灾难,便推算起来,不禁忘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被另一位术士叫袁天罡的推了一下后背,道:“不要再算了!”而已经推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预言此后数千年兴衰的《推背图》。《推背图》和历史上其他预言的区别,就是他预测的时间长,篇幅大,而且有诗有图,能适合民众的趣味。所以它在民间传播极广,也远远超过其他的预言书。[37]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推背图》篇题就充满故事性。其实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不断书写的文本,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读到许多不同版本的《推背图》。这些新版《推背图》不断将最近的历史事件接续,就像成语接龙游戏一样,所预测的事件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得到修正,使得预言与历史相吻合。《推背图》这个预言的接龙故事最早起于何时,很难考证。但从流行的《推背图》中诗与图可以大致断定,最晚它应该在宋朝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推背图》文本。《推背图》第一卦象是甲子≡乾,它的谶曰:“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颂曰:“自从盘古迄希夷,虎斗龙争事正奇。悟得循环真谛在,试于唐后论元机。”这里面出现的希夷是宋朝道士陈抟的号。由此可以推断陈抟与《推背图》的渊源应该很深。后面的卦象论唐朝的世事变迁,这也需要站在唐朝之后的历史中才可能假托谶言。

《丙丁龟鉴》是宋朝柴望所撰。《秋堂集》里记载陈望上书《丙丁龟鉴》的事件:“望以淳祐丙午上《丙丁龟鉴》,得名。然应诏上书,但当指陈人事,论朝政之是非,乃牵引谶纬以值岁干支,推衍祸福,穿凿附会,迂诞支离,其心虽出于忠诚,其言则涉于妖妄,乃出狱,归里士大夫。”[38]陈望虽然忠心耿耿,但用干支来附会历史事件,他也因此书而下狱。但《丙丁龟鉴》一书并没有因为陈望的悲惨命运而消失,明朝的刘教就曾发展了《丙丁龟鉴》的理论。刘教是吉水人,撰有《正思斋杂记》二卷,此书“论古今轶事,颇崇道学,其开卷引陈亮之说,以岁建干支,推宋、元、明国家盛衰,至二千余言。大抵用《丙丁龟鉴》之剩论,殊附会无理,其取伊洛渊源续箓之说,诋许衡。”[39]此后,托名南宋洪迈的又有《丙午丁未》一篇,用丙丁之论论述汉代一直到明朝隆庆四年的丙午丁未年灾难。下面摘其中一段以观其文: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摭汉以来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权归吕氏,几覆刘宗。武帝元光元年为丁未,长星见,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将出征匈奴,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屠夷死灭,不可胜数,及于巫蛊之祸,太子子父皆败。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复废,一岁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由是国统三绝,汉业遂颓,虽光武建武之时,海内无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刘渊乱华之衅,正是岁也。[40]

《丙午丁未》开篇的这段话,将汉代数百年所遇到的丙午丁未之岁的灾难事件像串珠一样贯串而论,充当联络线索的就是丙午丁未这一干支纪年。洪迈为南宋人,而这篇论稿一直论到明朝,若不是后天添加了南宋到明朝的这段叙述,则可以视为伪托之辞。但我们可以从这种伪托中看到丙午丁未的影响力。

社会政治或者历史中的谶纬流变文本还有托名姜太公的《周吕望乾坤万年歌》、托名诸葛亮的《蜀汉诸葛丞相马前课》、托名刘伯温的《明刘伯温烧饼歌》《明刘伯温金陵塔藏碑》等,另外托名邵雍的《宋邵康节梅花诗》、托名黄檗的《清黄檗禅师诗》[41]都是流传甚广、影响甚深的谶纬流变文本。这些文本以诗、文、歌谣等形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事件进行预测,多托名那些智慧超群、能占善测的历史人物。

接下来再看古代天文星象方面影响较大的谶纬流变文本。本文在此以《开元占经》和《乙巳占》为代表。

《开元占经》是唐朝瞿达昙悉达奉敕诏完成的,一共有一百二十卷。“唐瞿昙悉达奉敕以成《占经》一百二十卷,探集纬书七十余种,可谓无遗珠矣……是书历唐迄明,约数百年,始获于挹玄道人,亦奇矣哉!”[42]此书成书之后就失传数百年,直到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时候,挹玄道人才从一尊古佛的腹中发现这一浩繁的奇书。瞿昙悉达是印度人,但已居住长安数代人,他是唐朝天文机构的重要人物,所以能够接触诸多失传的天文资料。此书记述古代石氏、甘氏和巫咸氏这三大星经门派,并加以综合。“该书将人间万物及社会组织全数搬到天上的恒星命名系统,显然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又一表现。”[43]《开元占经》对星官进行了归类,用人间事物命名。书中所用人间事物包括国名,如齐、赵、郑等;帝王贵族,如帝座、侯、天皇大帝等;职官,如宦者、天将军、女史等;机构设施,如房、东井、天市、天牢等;日用器物,如角、箕、毕、华盖等;动植山川,如牵牛、龟、鱼、青丘、狗、咸池等;人物,如织女、造父、老人、王良等;神怪,如轩辕、鬼、太一、司怪、八魁等;杂类,如卷舌、哭、屎等。这种天文星象与人世万物对应的思维方式对于民族叙事思维的影响不能忽视,最为典型的是《水浒传》中水浒一百单八个人物与天上星宿的对应关系。

《乙巳占》是唐李淳风所撰,皆为杂占内容,包含天文、云气、风雨及分野星象之类。因为此书是作于贞观十九年乙巳年,在上元甲子中书作,所以书名也就命为《乙巳占》。此书多征引历史事件来论述天文星象的怪异现象,如夏灭亡时的“孛气”、秦灭时出现的彗星、刘裕作乱时出现的长星(彗星)等。以天文来论社会政治事件的吉凶是此书的基本旨归,以达到“遣告多方,鉴戒非一”的目的。

以上所举三方面的例子都是谶纬在长期的流变中形成的文本。钟肇鹏在论及谶纬流变时还以扶乩、求签为例,其实谶纬的流变还有择吉、堪舆、八字推命、相术等,在此无法一一做出梳理。在这些流变的谶纬文本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学叙事的发展基盘非常宽广深厚,考察中国叙事不能忽视这些文化文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