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世纪中叶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关系

希达尔流亡西藏事件自然引发读者许多的疑问：布鲁克巴在遭遇外敌入侵时何以向中国西藏求救？布鲁克巴冲突两造为何都寻求西藏地方政府的承认或支持？布鲁克巴的政治领袖为什么要向西藏呈文汇报其内部的各种事务？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对当时两地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布鲁克巴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东段南侧。自吐蕃时代起即与中国西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被视为西藏的组成部分。当地居民中的主体属于南迁的藏人，西藏苯教和藏传佛教先后传入布鲁克巴，成为当地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17世纪初，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僧人阿旺南杰逐步统一布鲁克巴，建立了布鲁克巴国家的雏形。然而，这种“自立”行为引起西藏方面的不满，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布鲁克巴与西藏地方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布鲁克巴内部教派之间、地方权贵家族之间的冲突也持续不断，其中势力弱小的一方常常向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帮助。1730年布鲁克巴德布王与西部首领噶毕顿珠发生冲突，西藏政教首领颇罗鼐、驻藏大臣马喇等应噶毕顿珠的请求而出兵平息了布鲁克巴内乱，并签署和解条约，其中明确规定布鲁克巴冲突双方分立而治，各自管束地方民众。双方派使者到拉萨叩请皇帝训旨，并向清朝皇帝进贡方物，同时送交人质常驻拉萨。1734年双方派代表前往北京请求皇帝封赐。雍正皇帝对双方进行了册封，其中封德布王“额尔德尼第巴”名号，颁给敕书、印信，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正如清代与其他藩属建立的宗藩关系一样，这种关系既体现在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也体现在一整套的仪式（包括往来文书中的固定格式）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克巴作为清朝的藩属并不是由清朝中央的礼部、理藩院等机构直接管理，而是由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日常管理，因此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称其为“西藏之属部”。

希达尔流亡西藏虽属偶然事件，但分析、解读有关此事件的历史档案，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18世纪中叶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诸多细节。

首先，中国西藏对布鲁克巴负有“御侮”义务。希达尔干预库赤·比哈尔虽属不义之举，但是，英国侵略布鲁克巴确是有预谋的行动。尽管希达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但是仍然使用弓箭的布鲁克巴军队不可能与使用火器的英国军队相抗衡，终至退败失地，国家危在旦夕。于是，写信请求第六世班禅帮助，为此，后者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督办沃伦·哈斯廷斯写信，制止其侵略行为^[26]，称：

盖此布鲁克巴大君，乃达赖喇嘛之一臣属，达赖喇嘛驭御此方，具无限权威（惟因年甫冲龄，现今政务委托眇身），若阁下仍麾军深入布鲁克巴境内不已，势将激怒达赖喇嘛并其属民悉与阁下为敌，以故，俯念我方佛法民情，敢望阁下即此息争言和。

一方面表明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关系，请求英国停止与布鲁克巴的战争；另一方面警告英国人，如果继续“麾军深入布鲁克巴境内不已，势将激怒达赖喇嘛并其属民悉与阁下为敌”，表达了西藏将不惜与英国发生战争也要捍卫藩属安全的坚定态度。东印度公司当时的目的在于打通前往西藏的贸易通道，而前线军中疟疾等疾病蔓延，战斗力衰竭，第六世班禅的信函恰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借口，于是宣布停战，签署条约，随后即派博格尔为使臣前往西藏。此后，当布鲁克巴遭遇外敌入侵时，依然请求驻藏大臣、噶厦政府予以保护，但是，清朝后期由于国力渐衰，保护藩属安全的能力也每况愈下。

其次，布鲁克巴请求西藏地方政府“靖乱”成为历史惯例。希达尔由于内部政变而失掉权力，自知势弱而北上求救，寻求保护。西藏地方政府闻知布鲁克巴政局动荡，迅速派遣官员前往调停。凡此皆属历史惯例。此前，17世纪阿旺南杰及其追随者以竹巴噶举派势力为基础建立政权时，其他教派如噶托派（ka-thog-pa，属宁玛派）、拉巴派（lha-pa，属噶举派）、嘉散巴（lcags-zam-pa，属噶举派）、巴热派（’ba’-ra-pa，属噶举派）、乃宁派（gnas-snying-pa，属格鲁派）等教派联合成为“五部教派（bla-khag-lnga）”进行对抗，他们经常向西藏寻求帮助。1730年内战之时，噶毕顿珠也请求西藏帮助。在实施分立而治之后，双方仍冲突不断，颇罗鼐甚至向两方各派一名官员，随时处理纠纷事件。根据清代的宗藩关系原则，宗主对藩属负有“靖乱”之责。因此，噶厦政府在闻知布鲁克巴发生政变，两造兵戈相向后，迅速派遣使者前往调停。这既反映了西藏与布鲁克巴因为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渊源关系而具有天然的认同感，同时也反映了得到清朝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拥有实力上的优势。此后，这种传统仍然继续。19世纪80年代，当德布王噶瓦桑布与仲萨本洛乌金旺秋（O-rgyan dbang-phyug，后来成为布鲁克巴第一任国王）发生冲突时，势弱的德布王仍请求西藏的帮助。

再次，新任德布王必须获得清朝皇帝的册封。尽管新任德布王可能对于噶厦政府和第六世班禅庇护希达尔心存不满，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要想成为合法的德布王除了获得内部力量特别是僧侣集团的支持外，还需要得到皇帝的册封，因为获得皇帝赐予“额尔德尼第巴”名号已成为德布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而这种册封在程序上必须要得到噶厦政府的帮助。自1734年米旁旺布获得“额尔德尼第巴”名号到贡噶仁钦已有6位德布王获得“额尔德尼第巴”名号。根据惯例，德布王请求封赐大体遵循如下程序：布鲁克巴向西藏地方政府（如颇罗鼐、达赖喇嘛或噶厦诸噶伦）汇报新任德布王的推举结果，并交回颁给前任之敕书，印信保留；噶厦政府在接到报告，并对新任德布王进行适当的考察后，行文驻藏大臣并由驻藏大臣转奏皇帝，请求皇帝颁赐新任德布王名号、敕书。皇帝同意后诏谕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行文西藏地方政府首脑，再通知布鲁克巴新任德布王。然后，派使者前往布鲁克巴颁发新的敕书。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负有考察德布王德行能力并向驻藏大臣推荐之责任，获得噶厦政府的认可极为关键。因此，我们看到贡噶仁钦虽然情有不愿，仍执意请西藏官员进入布鲁克巴进行考察，随后西藏官员也如其所愿地报告称，他“学问好，人稳当，众人信任”，表示认可。总体而言，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封贡关系一直得到严格的执行。

最后，西藏地方以实用主义原则处理双方关系。西藏地方政府秉承皇帝旨意，以维持边疆安宁、保证境内无虞为第一要务，对于藩属内部和藩属之间的冲突采取“一视同仁”、不相偏袒的态度。尽管希达尔努力保持着与第六世班禅的良好关系，流亡西藏也说明他对这种关系抱有期待。但是，西藏方面对布鲁克巴内部的情势已有清楚的了解，贡噶仁钦已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而希达尔因为苛待庶民、排斥僧侣集团而失掉民众的拥护。因此，西藏方面只愿意低调收留希达尔而对其要求惩罚反叛之人的愿望敷衍处之。相反却满足了贡噶仁钦请求封赐的要求，行文驻藏大臣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可见，尽快安定局势不使动乱扩大成为处理问题的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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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扎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 敖见，国家民委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副译审。

[3] 《第穆摄政就大皇帝任命布鲁克巴第司封给“额尔德尼第巴”称号一事给布鲁克巴第司公函》（土鼠年，1768年），载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外事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328页。

[4] C.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übner and Co.，Ludgate Hill，1879，p.37.

[5] 藏文原称“第巴（sde-pa）”或“第司（sde-srid）”，清代为与西藏的“第巴”相区分，借用北印度语“Dev”一词，音译为“德布王”。

[6] 乔治·博格尔指出“他获得推举，与其说是僧侣集团的自由选择，倒不如说是由于他的诡计和僧侣集团对他的权势的恐惧”。C.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übner and Co.，Ludgate Hill，1879，p.37.

[7] 第一世夏仲活佛阿旺南杰（zhabs-drung ngag-dbang rgyal-mtshan），本是西藏热龙寺僧人，因活佛转世纠纷流亡到布鲁克巴，逐步统一该地，他去世后形成“身”“语”“意”三个转世系统。

[8] 《木马年三月二十三日布鲁克巴第司等呈摄政王的信函》（shing-rta zla 3 tshes 22 nyin’ brug spung-thang nas skyabs-mgon rgyal-chab rin-po-cher phul-ba’ I snyan-zhu’ I ngo-shul），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下同。

[9] 《土狗年皇帝赐封布鲁克巴转世佛爷为布鲁克巴德布王的金字文告抄件》（sa-khyi lor’ brug sku-skye nas’ brug sde-srid du mnga’-gsol par gong nas’ ja’-sa gser yig bstsal- ba’ I’ dra-zin ngo-bshus），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10] 《摄政王致布鲁克巴新任德布王之信函》（rgyal-tshab rin-po-che nas’ brug sde-srid khri gsar la phul-ba’ I yi-gi），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11] 嘉木样·久麦旺波（’jam-dbyangs’ jigs-med dbang-po）：《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传》（rje bla-ma srid-zhi’ I gtsud-rgyan pan-chen thams-cad mkhyen-pa blo-bzang dpal-ldan ye-shes dpal-bzang-po’ I zhal-snga-nas kyi rnam- par thar-pa nyi-ma’ od-zer），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藏文版，上册，第464页。

[12] C.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übner and Co.，Ludgate Hill，1879，pp.37-38.

[13] 〔锡金〕吐道南杰（mthu-stobs-rnam-rgyal）、益喜卓玛（ye-shes-sgrol-ma）：《哲孟雄王统史》（’bras-ljongs-rgyal-rabs），岗托克祖拉康（Tsuklakhang）出版社，2003，藏文版，第111页。

[14] 〔印度〕拉姆·拉合尔：《现代不丹》，四川外语学院《现代不丹》翻译组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第37页。

[15] 相关内容参见扎洛《六世班禅致瓦伦·赫斯汀司信函及相关史实考辨》，《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嘉木样·久麦旺波：《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藏文版，上册，第525页。

[16] 〔不丹〕白玛次旺：《布鲁克巴王统世系明鉴》，不丹国家图书馆，1994，藏文版，第373～374页。

[17] 《摄政第穆请皇帝敕封布鲁克巴贡噶仁钦为第巴事给驻藏大臣的文书》（’brug kun-dga’rin-chen erdeni sde-pa’I go-sar bsko gzhag skor gong-ma bdag-po chen-por cho-lo’I bka’-shog zhu grogs su anban lhan rgyas la phul-ba’I no-men-han de-mo ho-thog-thu dan bka’-blon mthun-mong gi yi-ge），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18] C.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übner and Co.，Ludgate Hill，1879，p.69.

[19] 《索南伦珠致摄政王之信函》（gus phran bsod nams lhun grub kyis phul ba’ I snyan zhu），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20] 嘉木样·久麦旺波：《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藏文版，上册，第585页。

[21] 嘉木样·久麦旺波：《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藏文版，上册，第588页。

[22] 《木马年三月二十二日，布鲁克巴德布王强巴贝自邦塘呈给西藏摄政活佛的呈文抄件》（shing-rta zla 3 tshes 22 nyin’brug spung-thang nas skyabs-mgon rgyal-chab rin-po-cher phul-ba’I snyan-zhu’I ngo-shul），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23] 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775年11月21日），《奏为喇嘛扎木巴巴勒因赏额尔德尼第巴名号颁给印信谢恩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满文奏折，未注卷宗号。

[24] 《后藏戴本江洛坚就布鲁克巴前任第司索南伦珠给诺门汗的信函》（’brug khri-zur bsod nams lhun grub kyi skor gtsang mda’-dpon ljang-lo-can nas rgyal-tshab no-min-han la phul ba’ I zhu-yig），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25] 《噶厦就布鲁克巴旧王索南伦珠（希达尔）因与臣民不睦逃亡来拉萨问题等给驻藏大臣的文书》（’brug sde-srid rnying-pa bsod nams lhun grub ser-skya byings dang ma mthun par rgyal-rtse rdzong du bros-phyin pa sogs skor bka’-shag nas bod bzhugs am-ban lhan-rgyas la phul-ba’I yi-ge），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噶厦档案外交类——中不（丹）关系，卷宗号略。

[26] 嘉木样·久麦旺波：《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藏文版，上册，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