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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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希达尔其人

希达尔生于布鲁克巴旺贝美域(wang-sbed med-yul)地方,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家为僧,师从贡噶仁钦(又称强巴贝/byams-pa-dpa’),后来累官至终萨(grong-gsar)宗本洛(dpon-slob,官职名,类似于西藏古代的宗本,但下辖几个宗)。因扩修佛殿、新建寺院而声誉渐隆。在受比丘戒时,得名索南伦珠(bsod-nams lhun-grub)。土鼠年十二月初四(1769年1月19日)成为德布王,随后,依照18世纪30年代以来的惯例,通过西藏噶厦政府和驻藏大臣请求清朝的封赐,得“额尔德尼第巴”名号。[3]

根据英国人乔治·博格尔(George Bogle)的记载,希达尔(博格尔称之为Deb Judhur)有着“胆大而不满足的精神”[4],尽管他必须获得僧侣集团的认可才能成为布鲁克巴德布王[5],但他与僧侣集团的关系非常紧张[6],他想方设法摆脱僧侣集团的控制,在处理政务时不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征求僧侣集团的意见,甚至很少任用僧人担任政府部门主管。他就任德布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从西藏迎回第二世夏仲活佛“意”的转世[7]却吉坚赞(chos-kyi rgyal-mtshan,1762~1788年,出生于西藏琼结地方并由第六世班禅认定),夏仲活佛是布鲁克巴国家的奠基者,在当地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希达尔试图通过控制却吉坚赞这样一位重要的宗教人物达到与僧侣集团相抗衡的目的,这就使他与僧侣集团的实际领袖赤仁波切·晋美僧格(’jigs-med seng-ge,1742~1789年,乔治·博格尔称其为lama-Rimboché)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他对僧侣集团的态度还使他与自己的上师贡噶仁钦关系紧张。

希达尔在执政之初,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建设各类宗教设施,但更为时人所关注的是他在内政管理上的严刑峻法。1772年,首府廷布扎西曲宗(bkra-shis chos-rdzong)宫失火,希达尔强令百姓一年之内完成重建工程,为此,不惜增加赋税,对庶民“实行如挖眼、剁手、投水等暴行”。[8]他还以自己的名字将新宫命名为“索南颇章(bsod-nams pho-brang)”,这些做法引起了百姓的不满。连清朝乾隆皇帝也觉得他“不安本分,苛待所属之人,任意而行”[9],“使僧俗人等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10]

希达尔在对外关系上表现非常活跃。正是因为在内部与僧侣集团矛盾尖锐,他非常重视与清朝皇帝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虽然第穆活佛(de-mo hutugtu)出任摄政,但是第六世班禅凭借其在政教两方面的卓越能力,成为当时西藏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因此,希达尔在上任之初,便与第六世班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向第六世班禅贡献大量的财物(为前任德布王超度仪式献礼白银1000两)。[11]当他获得乾隆皇帝封赐的“额尔德尼第巴”名号后,即“在全国宣扬中国皇帝的封印,竭力想获得中国皇帝的友谊和保护”[12]。希达尔同时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曾武装入侵哲孟雄,一度占据提司塔河(Tista River/gtsang-chu)东岸所有地方。[13]对南部平原地区,他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其一,加强了对库赤·比哈尔的控制,使之成为布鲁克巴的附属国。当时布鲁克巴掌握着库赤·比哈尔高层官员(kingly office)的任免权,在其首府驻有一个被称为“嘉噶尔吉恰喇嘛(rgya-gar spyi-khyab-bla-ma,印度总管喇嘛)”的官员,“未经他的批准,(库赤·比哈尔)任何重要的措施都不能实行”[14],库赤·比哈尔土王每年要携官员北上到边境地区的布华山口(buxa duar/dpag-bsam-kha)南部的契恰科塔(chechakhata)迎接并宴请南来的布鲁克巴官员(包括布华山口管理者及布鲁克巴政府代表),以表示对布鲁克巴的尊敬。其二,对英国人采取防范措施。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到处扩张,残酷剥削、压榨印度农民,给印度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英国人对孟加拉的占领,已经引起与之毗邻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诸国如廓尔喀、布鲁克巴以及孙尼亚西人(Sannyasi)的拜昆特普儿(Baikunthapur)土邦的警觉,于是,他们为抵抗英国人的侵略而结成互助联盟。

当时,库赤·比哈尔的内政权力被一分为三:土王“罗阇”(Raja)是最高统治者,“纳则尔德布”(Nazir Dev,或译为总司令)主管军队,“德完德布”(Dewan Dev,或译为首相)主管民事。这种制度设计导致了库赤·比哈尔内部的长期斗争,为此,布鲁克巴经常介入库赤·比哈尔内部事务。[15]1772年,布鲁克巴与库赤·比哈尔就土王的继位问题再次发生纠纷,布鲁克巴发兵两万南征,占领了库赤·比哈尔的首府,任命新的土王,但是反对派逃往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朗布尔(Rangpur),向东印度公司在该地的税务官普尔林(Purling)求援。而此时的东印度公司正试图寻找机会向孟加拉北部及喜马拉雅山地区扩张势力并寻求通过布鲁克巴到西藏的商路,于是出兵与布鲁克巴交战。东印度公司督办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tings)于1772年年底派琼斯(Jones)上尉率领四支英军北上,进击布鲁克巴军队,仍在使用弓、箭的布鲁克巴军队无法与英军抗衡,节节败退。

布鲁克巴在战争中的失利,激化了国内原已十分尖锐的矛盾。当希达尔领兵驻扎在南部边界的布华山口之时,他的上师贡噶仁钦得到僧侣集团首领赤仁波切·晋美僧格的支持,发动政变,登上德布王宝座,并宣布希达尔不得回布鲁克巴,否则格杀勿论。[16]希达尔无处立身,在西部的帕罗等地做短暂停留后,逃往西藏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