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thnohistory一词的特点、内涵及反思

综上所述，ethnohistory的历史源头虽与民族学（ethnology）一样悠长，但在“二战”后才日渐繁盛，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关注。“二战”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做出相关经验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理论层面的总结与诠释。这些诠释，虽然在每一历史阶段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就西方学者对ethnohistory的总体认知来看，明显存在不少分歧。就某一学者的见解而言，可能并不限于一种解释方式，并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总之，共识是相对的，也是不断流变的。综合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西方学界对ethnohistory一词所形成的既有一定共识又存在不少分歧的诠释，可分为如下代表性的几类。^[49]

（1）方法说。即，将ethnohistory视为“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当然，他们对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如威斯勒、沃格林、达克、多宾斯、尤勒、卢里、卡马克等）认为，它是民族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方法。有学者（如多尔森等）认为，它是历史学中的新方法。有学者（以沃什布恩、利科克、瓦伦丁、芬顿、怀利、斯波思、阿克斯特尔、凯琦等为代表）认为它标志着民族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的联合，有学者（如贝雷斯）认为它标志着民族学方法与考古学方法的联合，也有学者（如尤尔斯、特里杰）认为它标志着多种有关学科（历史学、殖民史、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法的联合。还有学者（以达克为代表）认为，它是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兼具共时和历时分析的特点。

（2）学科说。即，将ethnohistory视为“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学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少，一般只是认可它是一种分支学科。有学者（如芬顿、施韦因）认为，它既可看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可看做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学者（以沃什布恩为代表）认为，它可以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学者（以特里杰为代表）认为，它可以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多数学者（以沃什布恩、芬顿、卡马克、凯琦为代表）则明确指出，它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也有个别学者（如阿克斯特尔）有着更为极端的见解，认为它不仅不是一个独立学科，甚至不是一个分支学科。

（3）研究取向说。即，把ethnohistory视为“二战”后新的研究取向。其一，以科恩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学者认为，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以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这种研究取向所涵括的具体内容，即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在对ethnohistory进行释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共识。其二，斯特蒂文特、弗格森、萨林斯、席费林和耶韦特等学者认为，ethnohistory意味着对原始族群有关过去的认知方式的研究，即对原始族群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并不代表对一般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原始族群历史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取向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即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ethnohistory进行反思的主要成果，并逐渐在80～90年代成为ethnohistory新的主流释义。

（4）研究范式说。即，把ethnohistory视为“二战”后新的研究范式（paradigm）。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萨林斯等为代表）并不多见。他们认为，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传统的民族学，还是对传统的历史学，都构成了根本性的冲击。

可以说，ethnohistory经验研究的出现，是“二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不管在方法上还是概念和理论上，均对西方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可这是一种根本性冲击，目前尚难视之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西方学界对ethnohistory的认知和诠释，种类多样，从整体上折射出了ethnohistory流变性与多义性的特点。它既可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即“为了获得有关文化变化的性质和原因的知识”^[50]，“为了努力寻找有效的文化和社会规则”^[51]；也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被看做一种“彻底的、精巧平衡的历史学”（thorough，delicately balanced history）^[52]，一种“‘全面的’历史学”（history“in the round”）^[53]；也可同时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来把握，“是处于时间维度中的人类学或者由人类学概念所供给的历史学”^[54]。它既指“研究一般由传统民族学家所关注的人们的历史”，也指“对原始族群有关过去的认知方式进行研究”。

另外，西方学者对ethnohistory的释义，也存在基本共识的一面，由此折射出了ethnohistory的共性特点。无论是民族学家还是历史学家的释义，也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共识，还是60～70年代的传统共识，或是对传统共识的反思并逐渐在80～90年代占主导的新的主流释义，都不反对把ethnohistory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们都主张用跨学科的眼光来看待ethnohistory，强调了从田野、档案馆、博物馆等多处采纳数据的必要性，同时也都认可了ethnohistory在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民族学家利科克曾明确指出，不应该太多考虑ethnohistory概念，而应该注意澄清ethnohistory方法，应该同意沃什布恩把ethnohistory视为一种过程和方法，而不把它视为拥有固定边界和严格入门要求的严格意义上的学科。^[55]凯琦也认为：“就20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有关ethnohistory的构成能基本达成共识。目前这种共识不再保存，除了认可ethnohistory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学科。”^[56]凯琦还指出：“今天，ethnohistory的名称受到质疑，因为ethnos本身的含义受到怀疑，而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受到怀疑”^[57]，“来自历史学的‘谨慎准确’、来自人类学的‘想象和理论’以及‘由民族学概念和范畴所界定’的文化——这些方法论技术和智力力量在ethnohistory中可以理想地完美融合在一起”^[58]。

从上述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ethnohistory所做的释义来看，ethnohistory既是一个植根于民族学学科，萌生于民族学学科边际，与民族学有着一样悠长历史源头的学术概念，又是一种“二战”后才突显于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间地带的新兴学术现象，体现了“二战”后西方民族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新的发展态势。处于发展与流变过程之中的ethnohistory，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标识符号，既代表着新的研究方法、涵盖着多种研究取向、体现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又难以用单一的方法、取向或范式来界说；它既有学科的特点，又不是一门独立学科，是一种兼有学科、方法、取向、范式等多重特点的复合型和过渡型学术现象。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国内的外国史学界往往将ethnohistory译为“人种历史学”。这种翻译方式，一定程度上偏离了ethnohistory的内涵。

第二，国内的民族史学界一般将ethnohistory与我国的有着相对清晰学科边界的民族历史学或民族史学学科（隶属于历史学范畴）对等看待，并把ethnohistory与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Yuan（蒙元史）并置在一个层面上。这种使用方式，应该说也存在商榷的空间。

第三，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一般认为ethnohistory 即指有关被研究民族的历史之探讨，虽然ethnohistory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并没有重要的成就与影响力，但它是“历史人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这种见解只说明了ethnohistory某些方面的特点，略显简单。

第四，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一提到西方“历史人类学”，往往会与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history联系在一起，忽视了ethnohistory在西方“历史人类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国外学界在表征与使用“历史人类学”时，也多忽视了ethnohistory的特殊价值。

根据前面的总结可知，ethnohistory与目前备受学界关注的含义多样、学科归属不定（介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西方“历史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形式上看，与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history等一样，ethnohistory一词也是西方“历史人类学”概念群中的重要一员，是表征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工具之一；从西方学者的有关诠释来看，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已经由原来的“研究一般由传统民族学家所关注的人们的历史”，转变为“对原始族群有关过去的认知方式进行研究”。此与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以文化结构论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思想^[59]相较，已经很接近，或者说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思想即植根于此，只是萨林斯依据经验材料将之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根据ethnohistory的演化、发展，可以说ethnohistory以特例和个案的形式集中反映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折射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内涵与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ethnohistory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种具体表达。

国内学界（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往往把西方“历史人类学”与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history等概念联系起来，而忽视ethnohistory与西方“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密切关联。这是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既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直观刻板理解。这种理解，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不断加以更新。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揭示西方“历史人类学”，需要将之置放在西方学术语境之中。即西方学者是怎样表述有关概念的，是怎样做相关经验研究的？要首先将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国内学界的有关评述进行带有学术批评性质的研究。可以说，这也是本文所要努力追求和着力突显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即关于汉语中的“民族史”“民族史学”或“民族历史学”怎样译为英文才恰当，而ethnohistory又如何准确译成汉语，是一个仍需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60]本文对西方学界关于ethnohistory的释义进行历史考察，并由此揭示ethnohistory的流变性与多样性内涵，其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抛砖引玉，明确继续研讨ethnohistory相关翻译问题的必要性，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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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国外‘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刘海涛，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助理研究员。联系方式：13522761305；liuht@cass.org.cn；liuhaitao88@yahoo.com.cn。

[3] 国内一些相关词典对ethnography、ethnology已做出解释和界说，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321～326页；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345、346页；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158、159页。有关ethnic group的研讨，国内相关著作也有很多，代表性研究可参见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等。关于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讨论，可参见刘海涛《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导论中的有关论述。

[4] 近些年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内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讨论历史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曾简要涉及ethnohistory。参见黄应贵《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2卷第2期；庄孔韶：《历史人类学》，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第454～455页；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卷第1期；刘海涛：《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动因分析：以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影响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从目前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国内学界对ethnohistory一词尚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

[5] 参见黄应贵《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2卷第2期。

[6] 参见庄孔韶《历史人类学》，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第454～455页；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卷第1期。

[7] 可参见刘海涛《美国“民族历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导论及结语中的有关论述。

[8] 参见张友伦《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人民出版社，2005，第80页。

[9] 参见徐波《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0]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543页。

[11]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549页。

[12] 这里的阶段划分，建立在笔者对相关材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可供讨论。

[13] 参见Nancy Oestreich Lurie，“Ethnohistory：An Et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14] Ronald Spores，“Ethnohistory in Middle Age：An Assessment and a Call for Action，” Ethnohistory，Vol.25，No.3（Summer，1978）.

[15] 目前尚不能考证ethnohistory是由威斯勒最早提出的，但可以认为威斯勒是较早使用此概念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参见David A.Baerreis，“The Ethnohistoric Approach and Archaeology，”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3。

[16] Clark Wissler，ed.，The Indians of Greater New York and the Lower Hudson，Anthropological Papers，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Vol.3，New York，1909，p.ⅩⅢ.（Introduction）.

[17] 参见David A.Baerreis，“The Ethnohistoric Approach and Archaeology，”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18] 参见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

[19] 参见Erminie W.Voegelin，“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Vol.1，No.2（Nov.，1954）。

[20] 参见ethnohistory 1955年卷、1957年卷有关卷期的扉页。

[21] 参见James Axtell，“The Ethnohistory of Early America：A Review Essa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35，No.1（Jan.，1978）。

[22] Philip Dark，“Methods of Synthesis in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Vol.4，No.3（Summer，1957）.在达克看来，ethnohistories和ethnohistorical studies是不同的。前者是从整体来说的，后者是针对局部或某一方面而言的。

[23] Robert C.Euler，“Ethnographic Methodology：A Tri-Chronic Study in Culture Change，Informant Reliability，and Validity from the Southern Paiute，” in Carroll L.Riley and Walter W.Taylor，eds.，Americ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Essays in Honor of Leslie Spier，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7，p.67.该文是作者在美国人类学联合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59年年会上的一篇参会论文，后经简要修改被收入上述论文集中。

[24] Robert C.Euler，“Ethno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thnohistory，Vol.19，No.3（Summer，1972）.

[25] Richard M.Dorson，“Ethnohistory and Ethnic Folklore，”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26] Wilcomb E.Washburn，“Ethnohistory：History‘in the Round’，”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27] David A.Baerreis，“The Ethnohistoric Approach and Archaeology，” Ethnohistory，Vol.8，No. 1（Winter，1961）.

[28] Nancy Oestreich Lurie，“Ethnohistory：An Et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29] 参见Eleanor Leacock，John C.Ewers，Charles A.Valentine，“Symposium on the Concept of Ethnohistory-Comment，”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30] James Axtell，“The Ethnohistory of Early America：A Review Essa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35，No.1（Jan.，1978）.

[31] James Axtell，“Ethnohistory：An 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Vol.26，No.1（Winter，1979）.

[32] 参见William N.Fenton，“Ethnohistory and Its Problems，” Ethnohistory，Vol.9，No.1（Winter，1962）；William N.Fenton，“Field Work，Museum Studies，and Ethnohistorical Research，” Ethnohistory，Vol.13，No.1/2（Winter-Spring，1966）；Robert M.Carmack，“Ethnohistory：A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Definitions，Methods，and Ai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972）；Kenneth C.Wylie，“The Uses and Misuses of Ethno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No.4（Spring，1973）；Karl H.Schwerin，“The Future of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Vol.23，No.4（Autumn，1976）；Ronald Spores，“Ethnohistory in Middle Age：An Assessment and a Call for Action，” Ethnohistory，Vol.25，No.3（Summer，1978）；Ronald Spores，“New World Ethnohistory and Archaeology，1970-1980，”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9（1980）；Bruce G.Trigger，“Ethnohistory：Problems and Prospects，” Ethnohistory，Vol.29，No.1（Winter，1982）。

[33] Bernard S.Cohn，“Ethnohistory，” in David L.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Volume 5，p.440.

[34]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Vol.13，No.1/2（Winter-Spring，1966），这是斯特蒂文特对这一时期西方学界释义的一种总结。对于斯特蒂文特个人而言，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他对上述ethnohistory的传统共识持批判态度。斯特蒂文特的个人见解，详见下文。

[35] 参见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5。

[36] William C.Sturtev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Vol.13，No.1/2（Winter-Spring，1966）.

[37] 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5.

[38] 如前面介绍过的多尔森的观点：“在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中，学者们把民间传说资源加入到ethnohistory资源中来，如此设计的ethnohistory的功能在于，为美国历史中隐藏的得不到正式表达的族群提供了一种档案史。”这种观点，以“救世主”的身份为“他者”说话，依然没有摆脱将“他者”视为“另类”的传统观念，因而也受到了批判。

[39] 参见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5。

[40] 参见William C.Sturtevant，“Studies in Ethnosci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66，No.3，Part 2：Transcultural Studies in Cognition（Jun.，1964）。

[41] 参见Raymond D.Fogelson，“On the Varieties of Indian History：Sequoyah and Traveller Bird，”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2，1974。在该文中弗格森提出了ethno-ethnohistory概念。

[42] 参见Raymond D.Fogelson，“On the Varieties of Indian History：Sequoyah and Traveller Bird，”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2，1974；Raymond D.Fogelson，“The Ethnohistory of Events and Nonevents，” Ethnohistory，Vol.36，No.2（Spring，1989）。

[43] 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

[44] “historia”是拉丁文，即英文中的history，源自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其中一义指对过去的研究，即历史研究。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页。“res gestarum”也是拉丁文，指人类过去客观的经历和存在，即指人类所做的事情。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第4页。因此，“在本质上，把historia用 res gestarum来注释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zing historia res gestarum）”，即是说，“在本质上，历史研究作为对过去事情的客观描述是有问题的”。

[45] 参见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6。

[46] 参见Marshall Sahlins，“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5，No.1（Mar.，1993）。

[47] Gewertz，Deborah & Edward Schieffelin eds.，History and Ethnohistory in Papua New Guinea，Sydney：University of Sydney Press，1985，p.3（Introduction）.

[48] 黄应贵指出，“在美国鲍亚士历史学派理论的影响下，有关被研究民族的历史之探讨，一直是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工作。虽然，民族历史学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并没有重要的成就与影响力，但其悠久的研究领域，终究累积出一些具理论意涵而属抽象层次的研究提纲，成为历史人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但这些想法，必须等到萨林斯发展出文化结构论的理论观点来处理库克船长造访夏威夷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才开花结果”。参见黄应贵《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2卷第2期。有关的深入讨论，需另文专论。

[49] 这里对上一部分中有关学者的见解进行类型总结。这些见解的出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重复列出。

[50] James Axtell，“The Ethnohistory of Early America：A Review Essa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35，No.1（Jan.，1978）；James Axtell，“Ethnohistory：An 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Vol.26，No.1（Winter，1979）.

[51] Nancy Oestreich Lurie，“Ethnohistory：An Et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52] John C.Ewers，“Symposium on the Concept of Ethnohistory-Comment，” Ethnohistory，Vol.8，No.3（Summer，1961）.

[53] Wilcomb E.Washburn，“Ethnohistory：History‘in the Round’，” Ethnohistory，Vol.8，No.1（Winter，1961）.

[54] Shepard Krech III，“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0（1991）.

[55] 参见Eleanor Leacock，“Symposium on the Concept of Ethnohistory-Comment，” Ethnohistory，Vol.8，No.3（Summer，1961）。

[56] 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2.

[57] 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428.

[58] Shepard Krech III，“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Volume 2，pp.423-424.

[59] 关于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思想之研究，可参见刘海涛《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中的有关论述。

[60]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除个别难以绕开的地方外，未对ethnohistory进行翻译。凡少数几处给出翻译的，为避免歧义，均旁注了其英文形式。如，民族史学家（ethnohistorian）、“美国印第安民族史协会”（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