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史学理论与封建主义
文明的反思与历史的建构
——兼谈大历史的角度
薄洁萍[1]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往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热衷于探讨的问题。人们各自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并且以一种差异性的方式反思着自己的历史。而如何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关于全人类的完整记录，以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正确选择，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但正如哈佛历史学教授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所言：“大概除了天文学之外，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这样，如此浩瀚无边，而人们所知道的又是如此之少。”“它的总体轮廓完全付诸阙如。”[2]因此，要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廓清历史的轮廓，从而看清人类文明的趋势和走向，孰非易事。
理念的宽广度决定了视野的宽广度，廓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构未来。正像哲学需要与常识决裂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学家也需要给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论证对未来的构想。本文旨在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出发，探讨不同的文明对自己的不同反思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们书写历史的不同作用和影响，以帮助我们认清文化差异背后的因素，探寻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完善的力量。
一
读史使人明智，人们书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反思自己的历史，反思自己的文明。梳理东西方历史，这种反思充斥在历史的各个重要阶段。人类经历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之后，步入以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如果说对历史的认识始于农业文明时期哲学的建构，那么对文明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则起源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人的本质和世界本质的重新认识，包括道德、心灵、语言、意识、目的、关系、动机等。
最初的反思可以说是从道德开始的。从古代起，中西方就有了自己的道德哲学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质问人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并因此而提出“善”这一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比如什么是善的人？什么是善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是法律和宗教，以及与信仰相关的东西，都是为了保证道德的存在。后来一连串的道德哲学家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
与“善是什么”的问题相比，探讨怎样实现善、能否实现善是让人更着迷的事情。因为在这个问题中，只探究人的本质、人的理性的力量、人的职责远不能说清问题，有没有主宰世界事物的神秘力量，古代社会的人们更相信是上帝和神；现代社会，人们力图用科学和哲学来说明。这种转变发生在15世纪，文艺复兴吹响了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号角，欧洲人开始回溯古代，对古典著作和规章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古代哲学进行新的研究。
由此我们可以循着哲学的线索来看待西方人反思自己的文明，因为哲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人希望自己的文明尽善尽美，因此不断地进行反思批判，而这种反思批判意识来自古希腊哲学，它是西方哲学得以生长的根源。苏格拉底是西方最典型、最有特色的哲学家之一，被誉为西方的孔子。他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影响最深远。尼采曾说，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哲学从理性探讨宇宙和人生真相，可以说始于苏格拉底。这实际上奠定了西方哲学对时代、社会乃至历史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事物存在的最终根据的基调，由此哲学研究的范围不是经验和知识的领域，而是超越于经验和知识之上的领域，是追问和批判，这是后来西方哲学演变出形而上学传统的缘由。这种哲学规定直接产生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思想和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
布鲁诺的去世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始，因为他告诉人们，自然本身是无穷的，宇宙是一个由无数世界组成的系统，是统一的、永恒的。观念上的划时代的颠覆使人们重新去寻找安置内心和上帝的坐标，近代哲学开始崭露头角，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纷纷表达对机械、生命和意识的观念看法。
培根是近代经验论的创立者，他认为人类“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3]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探求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人只有通过认识自然才能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4]笛卡尔确立了自我意识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与培根一样，打出了为科学提供支撑的新哲学的旗号，为此，必须用新的方法获取真理性知识。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对于哲学具有方法论的开创意义。“从此，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真正迈入了理性的时代。这里所说的理性，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它既包括数学方法所蕴含的理性，即对确定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的追求，同时也包括实验方法所蕴含的理性，即重事实、重根据、重效用和功利目的，反对脱离经验基础、脱离实际的空洞教条和无实用目的的经院研究式的研究。这实际上将自然科学的精神注入到了哲学。”[5]这种注入毋宁说是结合，它使得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具有极强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对知识和真理体现出自由探索、勇于批判、大胆创新和严谨求实的精神。反映在对文明的反思和文化的建构上，表现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批判性。
可以说，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就反映了一个阶段对上个阶段的反思和批判：西方古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对“本体论”或“存在论”的研究，它所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统一性，哲学家主要对客观对象和日常经验做出归纳和认识，对“本体”进行探究，对“是其所是”进行追问。而西方近代哲学则以认识论或对知识基础的探究代替了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家们不再痴迷于抽象的自然和精神，而是开始探究两者的关系。这种转变“反映了近代哲学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革命性反叛”。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一场被称作“哥白尼式革命”的转变，即“语言的转向”，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可能，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6]
科学和哲学的紧密结合是西方文明的一大特点。西方哲学的这种反思精神也深深地渗入科学领域，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佩里论证说：人类的知识首先是哲学的，然后才是科学的。在很多方面，科学暴露出了它的哲学根源和联系纽带。一些专门的科学有某些粗糙的工作观念，对于实验和描述的目的来说是足够了，而对于批评性反思的目的来说则远远不够。[7]
因此，科学一定是伴随着哲学对人类和宇宙的思考而启程的。西方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便是它的哲学传统，而科学显然是西方文明中最突出的东西。因为有了哲学的维度，科学就有了不断增长的精神高度，就有了哲学的意义。这种传统始于希腊，正如怀特海所说：“希腊人富于哲学思辨，思路明晰，擅长逻辑，并对数学很感兴趣。”因此西方人一开始就偏重自然哲学，一开始就给予科学很高的思想和文化根基。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赋予科学以人文背景，“如果说人文主义真的重新发现了对人、人的能力和人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力的信念，那么科学实验的新方式、革新了的世界观、企图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新努力也应当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8]
今天，当亨廷顿深深地忧虑西方文明“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时；[9]当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开始“走出纯理论、纯思辨的象牙塔，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日常语言，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时，[10]毫无疑问，这种批判和反思的传统依然在起作用。
由此，西方人以自己独有的哲学思辨方式、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发达的科学技术形成了独步于世界的西方文明。
二
中国文化中当然也存在着对自身文明的反省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但反思的方式却迥异于西方。或者说，是以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思考的方式出现的。礼学和儒学代表了这种思考中的高端思想。
众所周知，在中西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文明的演进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中国是以‘连续性’的方式进入文明的”，西方则以断裂的方式重组社会文明进程。中国人以一种“闻道”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文明，西方人则以“爱智”的方式建构自己的文明。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的道是讲求伦理秩序的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爱人之道，就是“在价值上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11]闻道的目的是告诉人们在现世怎样做人，崇尚的“智慧”也主要是指人生智慧，是为了追寻人生的意义和实现伦理教化，以维护人的社会存在和文明的存续。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到孟子的民本思想，确立了一整套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贵义贱利”“舍生取义”的伦理道德。这种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理性，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根本体现。“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这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又一重要表征。”[12]
在这种人文传统氛围影响下，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探求与反思始终在“信而好古”、崇古守常的模式中徘徊。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庸》），道统思想成为文化主流。任何突破和创新都会在这种尚古拒变的历史惯性中举步维艰。相比之下，欧洲是什么？“欧洲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思想。它无休止地寻求两种东西：一是幸福，另一个是真理。它刚刚找到似乎适应这双重要求的一种状态，它便发现，它知道它还很像无把握获得，只有临时和相对。于是它又开始了使它光荣而痛苦的绝望的追求。”[13]
有中国学者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展示中西这种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诗学由于想以精确的概念穷尽时代的艺术精神，所以时代一过，就只有根据发展了的时代重新创造新的诗学概念来面对新的时代的文学精神。这就使西方的诗学发展往往是以批判和否定前人的方式进行，从而造就了西方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传统。”而中国人“对于诗的本质或者存而不论，或者点到为止，从来不去劳神费力地大篇大篇地论证什么诗的本质。中国诗学的这个特征，使其具有特别的生命力。因为先人给定的诗学概念本来就是模糊的，含混的，灵活多义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那么，时代变更了，也并不需要创造新的诗学概念，而只需要向原来的诗学概念灌注新时代的文学精神就可以了。所以中国诗学的发展也不需要批判和否定。这正如宋儒和汉儒差异很大，然而都不是对原始儒学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对原始儒学的不同解释而已。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4]。可以说，诗学如此，整个学术研究亦如此。曾有华裔学者在分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时指出：“中国人的守旧、划一和从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由于每一代的学者都不断在重复前人的成果，保证代有传人，以致至少在文化的层面，中国持续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而西方历史常有剧烈的断裂。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15]
我们还可以从史学研究中看出这种差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这一点来讲，古今中外的历史学概莫能外，而在中国更是得到充分体现。早在汉代，历史学家们就对历史进程进行了有意识的系统探索。“司马迁受到经学的巨大影响，认为每个朝代都应吸取前代教训，有所变易。”[16]他认为夏代质朴，但少礼节，因此殷商就改弦易辙，讲究虔诚肃穆，但其弊端在于迷信。周朝又强调等级秩序，然而弊端是世态炎凉。这种对历代兴亡之道的总结，开创了一种传统，此后历代王朝都从事这种有意识的历史反思活动。班固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对历史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即“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司马光更是提出了历代兴亡的一个普遍演进模式，强调治国之君要有三德五才，才能政治清明，百姓富裕，国泰民安。[17]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学对历史的反思还是集中在个人道德人格的完满和朝代的兴亡更替上，并不专注于宗教和神灵的寄托。而在早期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叙述人类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叙述教会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选民的历史，如七个时代、四大帝国等理论。[18]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神的权威的衰落，人的理性得到高扬，学者们发现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则，需要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历史哲学兴起。即使如此，上帝观念并没有受到排斥，它依然是自然和人之间的调节者，如伏尔泰言：人的理性、包括正义的观念，都是由上帝所赐予的；又如爱因斯坦所言，“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部浸透着真正的宗教观念”。因此，唐君毅说：“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
今天，当我们面临价值观的重建，以文化自觉重振文化自信时，我们追求的重心依然在道德领域，希冀以国学的复兴带动国民道德素质的提升。
三
循着中西方对文明的不同反思方式，我们不难理解“大历史”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出现。大历史将人类历史纳入最新阐述的宇宙自然史范围，被誉为“20世纪一项学术创新”（麦克尼尔语）。当历史学要与其身后发生的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时，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在科学的协助下，对人类文明发展实质的思考和对历史何以可能的论证。
在大历史的首倡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看来，“试图从总体上观察过去的历史，就像使用一张世界地图。没有一个地理学家会在讲课的时候仅仅使用一张街道地图。而大部分历史学家只是教授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甚至是特定农耕文明的历史，从来不去过问整个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什么才是历史学家手中的世界地图呢？是否有一张包含过去所有时间范围的时间地图呢？”[19]答案是肯定的。借助科学成果，克里斯蒂安认为完全有能力建构一个涵括人类史和宇宙史的科学的整体史，目标是统合全部历史学科以获取新知。
“大历史”声称将人类史置于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加以审视，所以丰富了传统的人类史概念。它能够令人们对人类史提出新问题、展开新视角。首先，大历史将人类史置于物理的大背景下，将人类视作同星体和地球一样，是能量沿不同的复杂路径流动、克服宇宙熵量增加这一无可逆转的大趋势的结果。其次，大历史将人类史置于生物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将其视作生物发展史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虽然人类与其他物种都遵从同样的进化规律，人类为何显得如此地不同？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人类拥有自己的“历史”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却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对我们所谓的“历史”观念至关重要，而大历史对此已有答案，即人类能够彼此有效地交流，故而丰富了个体的意识和信息，更重要的是，造就了集体的记忆，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经验实现了代代相传。而经过地球上数十亿年的生命进化，没有任何其他物种能够做到这一点。传统的史学看不到这一重要结论，恰恰是因为它的视野过于狭隘。
0与此同时，大历史令我们看到：现代人是所有生物中唯一能够统治整个生物圈的物种。这一结论同样令我们深思人类历史的驱动机制及其大的发展趋势。为何世界上哪怕是彼此并无关联的地区都呈现人口与生产力同步增长的趋势？为何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在经历了十万年以上的旧石器采集狩猎生活之后大约在同时采纳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为何人类的技术创新能够在整个地球多种生命体的竞争中夺得头筹？大历史对未来发展也有深刻的洞见：宇宙近代的大趋势如何？如果人类似目前这样大规模地消耗资源，那么整个生物圈都会有崩溃的危险，这对人类的未来有何启示？通过上述关注，大历史明显把历史研究与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面对的巨大挑战联系起来，从而为历史赋予了当代内涵，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人类能否在民族国家层面之上实现全球层面的共同合作？人类发明新技术的能力能否超越其极富威胁的毁灭能力？当然，大历史学家们认为大历史决不会完全取代传统史学；相反，大历史要努力实现与现有史学的互利共生关系。
另一位大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拿撒勒认为，大历史具有战略决策未来的潜在能力，它能令人类洞见未来文明发展的各种变量。大历史告诉世人，无论大自然还是人类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都曾找到过非凡的方法走出僵局，说明各自都有克服进化危机的某种机制。这一点在我们应用整合的历史模式研究所谓“突变点”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我们共有的是人类或人类圈的历史，不管文化多元化或全球化的浪潮如何变幻，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机制却大同小异，我们面对的要么是全球的崩溃，要么是共渡难关。大历史研究发现了破坏性和建设性发展的一些基本机制，包括技术力量、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内部的可持续性即技术—人道平衡等规律。此外，另一位大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有力倡导者、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斯皮尔认为，通过追溯万物演进的历史，人类可以避免先前所犯下的错误，或避免因无知可能犯下的错误。[20]
可以说，大历史的提出是西方哲学与科学相结合反思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又一产物，是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或历史解释学问题。从其思路来讲，并非没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子（如前文已提到的培根），它力图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从21世纪早期的视角提供一个关于起源问题的统一叙述，以利于人类勇敢前行。
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从西方史学演变的过程来看，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激励，倾向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现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演化规则，注重探讨宏观历史的走向。这一趋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前的学者。如汤因比说：“在调查人类事务的时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索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发现‘法则’、一致性、重复性。”布罗代尔说：“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要从漫长的绵延中去观察它。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还能引发涉及古今各种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而据王晴佳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当代学者则开始放弃对历史事件发生原因的探究，转向了对事件本身的叙述与描绘，说明史家已经慢慢放弃了对历史走向做长程考察和解释历史进程演变这一传统职责。原因是西方史家开始放弃原来那种一线的历史观，也开始怀疑西方文明引领全球的自信。[21]
但大历史的出现表明西方史家并没有放弃对历史进行跨学科的整体研究，或者说世人似乎重新发现了整体历史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学者有了更多的联系，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今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彼此间的密切关联。因此，大历史课程并不聚焦于科学发现的细节，而是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即“要超越那些一个世纪以来主宰学术的对现实支离破碎的叙述”。“构建一个更为统一的历史和普遍知识观的宏大计划。”[22]
当然，中国学者对大历史表现出了谨慎的信心，至少认可“这种宏大规模的探究无疑有其必要性”。但显而易见，大历史本身仍在建构之中，能否真正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流派，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1]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2] 威廉·艾伦·尼尔森主编《听哈佛教授讲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3]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4，第8页。
[4]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125页。
[5]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08页。
[6] 关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阶段，参见邓晓芒、赵林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明讲演录》中江怡的《西方哲学》。
[7] 威廉·艾伦·尼尔森主编《听哈佛教授讲经典》，第67～68页。
[8]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第203～204页。
[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第279页。
[10]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页。
[11] 傅佩荣：《哲学与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183页。
[12] 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4、75页。
[13] 阿萨尔：《欧洲意识危机》，参见《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第157页。转引自《中西文化比较》，第80页。
[14] 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0～41页。
[15] 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42页。
[16]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5页。
[17] 李隆国：《史学概论》，第225页。
[18] 参见李隆国《史学概论》，第227～228页。
[19]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3页。
[20] 本文所引的大历史内容，请参见《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世界史版刊载的访谈文章《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
[21] 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2]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