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穆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其他
高毅[1]
所谓“波穆之争”，是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Борис Поршнев，1905-1972）和法国历史学家罗朗·穆尼埃（Roland Mousnier，1907-1993）就17世纪法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发生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国际史学界（主要是法国和苏联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历史课题的研究，故而在当代史学史上享有盛誉，堪称当时两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之间学术交流的一个典范。[2]只可惜当时中国正值极左思潮空前猖獗时期，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为继，波穆之争也没能在这里引起史学界任何人的注意。
事过40多年了，法国和俄罗斯的史学界仍然没有忘却这场“两个世界的论争”。2006年9月23～24日，部分法俄历史学家聚首法国景色旖旎的东南小镇维奇尔，就苏联与法国之间的史学交流史开怀畅谈了两天，[3]而其中的首要话题，便是波穆之争。笔者有幸与会，会后又顺藤摸瓜地做了些调查，在基本廓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余，心下也多少有些感悟。遂将所见所想信笔辑录于次，也许能引起国内同道的些微兴趣。
争论的由来
众所周知，年轻的中国世界史学带有苏联世界史学的深刻烙印。实际上，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学领域，都曾按苏联史学界所尊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整顿改造过，变成了一种“苏联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问。而且，尽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今天的俄罗斯已大体消解，但它在当今的中国，至少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仍一如既往地被奉为正统，神圣不可侵犯。这里，部分地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党和国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部分地也是由于我们的学界，或出于非理性的历史惯性，或出于对唯物史观某些基本原则的理性的信奉，仍能在相当程度上自觉地服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历史解释。总之在苏联本土如今已风光不再的那一脉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中国保持着比较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切又显然与我们曾心悦诚服地学习过苏联“老大哥”有关。当时人家苏联什么都远远地走在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前面，也让我们不得不服。就拿法国史研究来说，直至今天，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国法国史研究者，都可以随口道出沃尔金、卢金、塔尔列、柳勃林斯卡娅、罗琴斯卡娅、波尔什涅夫、曼弗列德、阿多等一长串苏联法国史名家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甚至在法国的史学界都为人们耳熟能详，因为他们的一些著作不仅已经译成了法文，而且还常常被列为法国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
实际上，法国史在苏联世界史学界也一直是一门传统的显学，研究水平显然也比较突出。平心而论，苏联人的法国史做得是真好，中国不仅当时没法比，将来要赶上怕也要费很多时日。究其原因，除了文化上和地理上比较接近这些显见的外部因素之外，法国近代史尤其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冲击性影响之显著，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对法国历史的“情有独钟”（把它看作即使不是全人类的也一定是整个西欧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典型或缩影），这些事实引发的人们研究法国史的强烈兴趣，大概都不可忽视。
而从波穆之争这件事来看，成就苏联人的法国史学术名望的，还有一个不大容易为人们所注意的偶然因素：个别俄罗斯人搜集历史档案的狂热癖好。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批法国17世纪的档案资料莫名其妙地被运到了圣彼得堡。那本是法国绝对君主制时代黎世留和马扎兰做首相时期的掌玺大臣塞居尔（Pierre Séguier，1588-1672）遗留下的文件，里面不是政府档案，就是各种手稿（主要是外省行政长官写给他的信函）和历史文件，而其内容多与那个时代法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民众骚动有关。[4]这些资料原藏于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它们后来能出现在圣彼得堡，全是当时沙俄驻法使馆一位秘书的功劳。该秘书名叫彼得·杜勃罗夫斯基（Пётр Дубровски），素来喜好收集历史故纸，无意中在1791年动荡不安的巴黎发现了这批档案，就趁乱把它们弄到了手，并在19世纪初带回圣彼得堡收藏，继而又将它们卖给了沙俄政府。这样在后来苏联列宁格勒的公共图书馆里，才有了一套名为“杜勃罗夫斯基档案”的法国史原始资料。[5]没有这套史料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波尔什涅夫后来那部轰动了整个欧洲及西方史学界的论17世纪法国阶级斗争的名著，而没有波尔什涅夫的这本书，什么波穆之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按波尔什涅夫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33年“偶然发现”这些史料的，这时他正在做有关福隆德运动的研究。[6]作为一个接受过苏联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严格训练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面对这一大堆数以千计（光是由外省寄给掌玺大臣塞居尔的信函报告就有2500到3000份之多[7]）、充满“斗争”火药味的历史文件，要他不把由这些文件反映出来的种种民众暴动事件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恐怕也不易。再加上法国史学主流从来不细究这些暴动事件（通常被归结为地方性的偶然现象），同时苏联学者中接触到这些材料的人也还不多，所有这些情况，为年轻的波尔什涅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与创新的自由空间。小伙子立刻投入了实战，经过十多年的苦读，终于按苏式马克思主义观点构建出了一套有关17世纪法国史的全新认识。
然而同样的史料还可以由不同的观点得到不同的解释，而波氏所看到的这批史料很快就被穆尼埃用别的理论赋予了别样的意义。这事说起来还颇有点传奇色彩。原来，所谓“杜勃罗夫斯基档案”并不是“塞居尔文件”的全部，实际上只是它的一半。另一半仍留在了法国，后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为把这批有关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朝的重要档案补齐，法国政府还曾在19世纪后期派过几拨专家专程去圣彼得堡抄录。而所有这些资料，又是法国17世纪史专家穆尼埃了如指掌的东西。穆尼埃与波尔什涅夫也算是天生一对冤家：他们不仅研究方向一致、使用的史料相同，而且年龄、个性、学术生涯和工作方式都很相近，唯一的差异是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用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穆尼埃显然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不仅是一个右翼天主教徒，而且在学术上既反对年鉴学派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种人在战后法国并不多见）。[8]对于波尔什涅夫把17世纪法国民众骚乱定性为“阶级斗争”的说法，穆尼埃自然难以认同，尤其是波氏还在他的书里点名批判了穆尼埃及其业师若尔日·巴热（George Pagès）的相关观点，更使穆氏感到如鲠在喉，终于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长文[9]予以驳斥，由此正式打响论战。
争论的核心问题
波尔什涅夫的那部名著叫做《福隆德运动之前的法国人民起义》［Народние Восстания во Франции перед Фрондой（1623-1648）］，1939年完稿，因二战的耽搁到1948年才在莫斯科出版，1954年在柏林出德文版，1963年在巴黎出法文版《1623～1648年间法国的人民起义》（该法文版于1972年以《17世纪法国人民起义》为名再版）。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克洛堪运动和第戎、普罗旺斯埃克斯、里昂、波尔多、穆兰等地的城市市民暴动，第二部分析述诺曼底的“流浪汉”（va-nu-pieds）人群。这两部分都是依据“塞居尔文件”写成的，其中处处强调诸劳动阶级对王朝税务官员的攻击行动的自发性，并认定是这些劳动阶级领导了由自发分散的群体骚乱逐步演成的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战争。第三部分基本上是理论分析，试图根据在前两部分提出的有关各种城乡民众起义的解释模式，来对随后发生的福隆德运动做一个简单的观照。概括起来看，波尔什涅夫这本书主要有这样几点新意。
首先，首次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一直不为法国历史学家重视的17世纪法国大量民众暴动事件统合在一起，定性为下层劳动民众自发的反封建的阶级战争，使之成为影响法国“旧制度”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将17世纪法国社会确认为由城乡劳动阶级、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等组成的阶级社会，并认定当时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农民和城市平民反抗领主和国王政府的封建剥削。
再次，认定法国绝对君主制本质上是一种维护封建社会结构的反动制度，它的出现与城乡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落败有关，这种阶级斗争既表现为劳动群众反封建剥削，也表现为劳动群众反对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历次反封建国家的人民起义中的背叛行径。
此书出版10年后才得到穆尼埃的批判性回应。作为专攻17世纪法国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当时王朝政府的官职买卖制度和民众起义风潮的地方性质。这兴趣还是他的老师若尔日·巴热传给他的，而巴热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他感到其中隐藏着17世纪法国史演进的动因。穆尼埃专门讨论官职买卖制度的博士论文在1945年通过答辩并出版，题目是《亨利四世与路易十三时代的官职买卖》（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ⅩⅢ，Rouen，Maugard）。作者在书中对乃师的观点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发展，主要是揭示了官职买卖和民众起义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那正是若尔日·巴热没有看到的东西，由此卓然成一家之言。应该说这是穆尼埃刻意在传统的政治史中引入社会学方法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要批评波尔什涅夫，也正是因为波氏的观点有悖于他由这种“新政治史学”获取的一种对17世纪法国社会和政治机制的独到认识。
穆尼埃对波氏书中的那三点新意都不以为然。首先，穆尼埃认为把17世纪的民众暴动说成“阶级斗争”，那是用19世纪的社会分层语汇说17世纪的事，是犯了时代错误，而且实际上城乡劳动群众的暴乱基本上都不是自发的，而是上流社会人士故意挑唆的，暴民们被贵族和上层市民在同绝对王权的斗争中当枪使了。其次，针对波尔什涅夫把17世纪法国社会说成是一种“阶级社会”的说法，穆尼埃争辩说这个时候的法国其实只是一种“等级社会”，而等级的特点就是以职业或职能画线，同一等级的人有强烈的同事感，往往能互相扶持、同舟共济，不同等级在社会结构中按等级秩序排列。再次，穆尼埃不同意把17世纪的动乱定性为“反封建斗争”（包括反封建剥削和反封建专制国家），认为那只是多种地方性的社会集团，它们在依据共同利益和传统团结感来抵抗专制的中央政权的压迫。实际上，穆氏对于“封建”“绝对主义”之类的术语都一概持十分谨慎乃至保留的态度，认为它们不是含义模糊，就是带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框框（如“绝对主义”颇似现代多元民主制度的一种必要的对立物、被否定物）。[10]
由此看来，波、穆之争主要就是围绕怎么给17世纪法国社会定性这一问题展开的。法国学者贝尔塞认为，波、穆两人年龄、经历、个性相似，使用的史料也基本一样，发生争论“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致”。[11]这一断言似乎有些草率。不错，波尔什涅夫强调民众暴动的自发性和主动性，而穆尼埃则坚持认为上流社会精英一直掌握着那些动乱的主导权，这的确反映了某种“奴隶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对立，但不同的治学态度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恐怕也不容低估。从当年学界对波穆之争的一些看法和评判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波穆之争的冲击与反响
第一个发现波尔什涅夫这部著作的法国人，是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吕西安·塔皮耶（Victor-Lucien Tapîé，1900-1974）。他熟谙17世纪法国历史文化，也治中欧史，斯拉夫语很好。同时，他不大过问政治，因而能在学术上表现出比较开放的心态。就是受惠于波著的观点和史料，他早在1952年就推出了一部轰动了当时法国史坛的关于路易十三法国的综合论著，[12]而其基本特色就是一反法国史学界关于古代法国王权始终得到平民支持的传统观点，专门写了很多有关人民起义抵抗王权扩张的内容。他虽赞成波氏关于民众暴动有既反国税又反富人的双重目标的观点，却不同意将这些暴动类比为福隆德运动。到1950年代末，波著的广泛影响已开始迫使法国的近代史研究者们修正他们关于近代社会的看法，并推动他们去深入研究当时的农民，同时也开始激起穆尼埃的强烈反弹。
波穆之争为战后东西欧史学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西欧人尤其是法国人突然对易北河以东的历史学术产生难以抑制的兴趣。历来很少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的法国出版社在1963年推出波著的法文版，被认为是一次罕见的文化事件。1968年柳勃林斯卡娅的《法国绝对主义：关键阶段》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文版。法国历史杂志如《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法国革命史年鉴》《历史人口学年鉴》等，也刊出大量苏联学者的文章，并常常做介绍东欧国家史学研究的专辑或连载。此外还有大量跨东西欧的国际史学讨论会及其论文集。这种学术交流的繁荣景象显然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缓和局面有很大关系，但从17世纪法国一直是这些出版物的中心兴趣之一这一情况来看，波穆之争的促进作用仍是很显见的。[13]
波穆之争似乎也曾有力地推动了战后东西欧历史研究的深化。在西欧方面，法国的17世纪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中穆尼埃本人的贡献最为突出。从1950年代末起，他就在索邦大学的讨论班上，以高超的教学技巧和组织才干，大张旗鼓地展开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内容既涉及历次民众起义，也涉及王朝官僚体制和相关的史料研读，开辟了许多新研究课题，取得了大量成果。[14]尽管穆尼埃一心要驳倒他的苏联同行，可苏联的学术话语和问题意识却悄悄地渗入了法国的史学界。1960年代法国史学界内部曾就17世纪法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1965年和1967年相继开过两次大型讨论会，结果人们发现，虽然讨论会的参与者都是法国人，可大家却都在习惯地使用波尔什涅夫等苏联学者的概念如“阶级阵线”“阶级意识”之类，而且都像东欧学者们一样重视社会差别的问题。反过来在东欧各国，尤其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历史学家们也在使用等级的概念分析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15]
我们知道，波穆之争并没有争出什么结果，所有的结论都没有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这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个问题掺入了太多的与冷战有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学术争论一旦和这种非学术性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自然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虽然波穆两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他们在学术上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却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人在治学态度、专业水准上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两人研究工作的不同价值以及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不同地位。
1967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萨尔蒙（J.H.M.Salmon）发表在英国牛津大学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一个很有名的左派学术刊物，这一点值得注意）上的那篇关于波穆之争的综合评论，是40年前国际史学界有关波穆学术水平的一个带有权威性的观点。文章中萨尔蒙对于穆尼埃扎实的史料功夫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同时显然很欣赏穆尼埃反对用19世纪的社会学范畴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学术语来谈17世纪史这种务真求实的治学立场，并明确声言自己在波穆之争中更愿意支持穆尼埃，就因为意识形态羁绊对他的影响远没有对波尔什涅夫的影响那么大。当然，穆氏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主要就是过于相信总督报告和高等法院宣言之类文件的字面价值，结果在民众起义的责任问题上因一些证据矛盾而难以自圆其说。[16]
对于波尔什涅夫的史学建树，萨尔蒙在文章中谈得也很充分，比如说波氏对人民革命总体影响的描述十分成功，值得重视；波氏承认在福隆德运动后王朝内部出现了一股要摆脱贵族监护的潮流，说明他已在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控制政治“上层建筑”的教条；而且，尽管波尔什涅夫比穆尼埃受到更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就此否定波氏关于农民起义自发性的解释而把起义的责任完全归于地方的贵族与官员，也会导致某种过分简单化。然而，萨尔蒙也以很婉转的口吻指出了波氏工作的一个缺点，那就是：“尽管他有独创性，但看起来他的论点好像并不能跟他利用的所有资料相符。”[17]
这话说得很客气，然而其分量却相当重，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批评波氏的治学态度，是在说他对史料缺乏应有的尊重。
萨尔蒙说这话是有充分证据的，而这证据的提供者还恰恰是波尔什涅夫的一位同胞兼同行，当然也是同派——苏式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人就是苏联著名法国史专家柳勃林斯卡娅。柳氏也是做法国中世纪和早期近代史的，并且也很熟悉列宁格勒的“杜勃罗夫斯基档案”。1966年，她从该档案中选了359封信函汇集出版，书名为《法兰西绝对王权时代的国内政策（1633～1649）》，[18]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柳氏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波穆之争的独特姿态。首先，柳氏对这场论争似乎采取的是一种置若罔闻甚或“和稀泥”的态度——因为在该史料集的导言里，她对波、穆两人的工作都大加称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态度本身已不大寻常，然而柳氏还有更不寻常的举动。波尔什涅夫那本书的末尾附有79份原始资料摘录，那是他为支撑自己的论点而从“杜勃罗夫斯基档案”行政部分的1275份行政报告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些段落。可是所有被他特意剪裁掉的部分，又都在柳勃林斯卡娅的史料集里被一一补齐了。这似乎是在暗中拆台，在无声地揭露波尔什涅夫对史料任意剪裁、断章取义的错误态度。而这也就表明，柳氏的“和稀泥”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她实际上可能完全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穆尼埃一边的。[19]
尽管柳氏没有明说，但萨尔蒙还是根据她在自己的史料集导言里的相关陈述，证明了柳氏内心中真正支持的就是穆氏的观点。他这样指出：“她在那里解说的一些发展趋势，和穆尼埃的观点并无二致，而她所依据的也多是穆尼埃的助手们关于各总督的社会背景的研究。不错，她的导言的解释部分涉及的全是掌玺大臣和各钦差大臣的行政功能，而非民众暴动的性质和原因，然而她关于塞居尔及其前任反对御前会议贵族代表、力促王权绝对主义的评论，却清楚地暗示着她对穆尼埃论点的赞同。”[20]
柳勃林斯卡娅的表现可能会让某些自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义愤填膺：在自己的“同志”正与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浴血苦战”的时候，她不去助一臂之力，反而在一边又是阴阳怪气地“和稀泥”，又是偷偷地给自己人“拆台”，甚至亦步亦趋地附和敌方的观点，这不是“叛徒”“内奸”“反革命”又是什么？这要是在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时代），柳氏怕是注定逃不脱这些罪名的，下场也一定很悲惨。可幸运的是她生活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里的学术界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以至于她已无需为这点离经叛道的行为而获罪，仍能平安无事地做她的学术权威。难怪我们当年要大骂苏联“变修”了，看来一点也不冤枉。然而这种“变修”，真的就邪恶么？今天觉悟了的人们显然再不会这样看了。实际上这里显示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学术发展动向——用萨尔蒙的说法，那就是：“柳勃林斯卡娅及其同伴的工作，清楚地证明今天的苏联历史学已经有可能采用客观的和学术性的研究方法，即使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仍未消失。”[21]这应该说是苏联一度备受压抑的人类“求真”天性的初步胜利。
今天法俄学人眼中的波穆之争
40多年后的今天，法国还是法国，苏联则已大变。那么波穆之争在今天的法俄史学界还能引起什么样的情感呢？
从维奇尔会议上的发言来看，法国学者显然还没有忘记波尔什涅夫那糟糕的学风，并忍不住还要大加挞伐。其中，话说得最不客气的就是政治上右倾的贝尔塞：[22]
波尔什涅夫的历史著作会让你感到很讨厌，因为作者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似乎在上演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剧。他会不假思索地为起义中的各种人物赋予某种明确的社会政治特征，让他们承担起这出历史剧中的各种在他看来既可操作又有启示性的角色。在事实关系中，运动先导者、带头闹事者、胁从者、动乱或镇压的受害者，各有自己被指定的位置，整个就像一部编排好了的游戏，其中那些人被记载于史料中的各种行动、宣言书或话语统统都被按预定的元历史的意义来重新安排。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浅表性的然而却清晰可见并且意义重大的偏差，言谈话语常常牛头不对马嘴。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天真，因为它总是刻意地强调社会分裂。波尔什涅夫还使用像“平民群众”这样富于迷惑性的模糊术语，把所有购买土地的市民都说成“领主”，把一些地方财政官员称作“高官”，等等。罗贝尔·芒德鲁在他为本书的法文版（1963）写的前言里说他曾努力消除这种不精确的用语，但许多带这种风格的段落还是保存了下来。披这种意识形态的外衣，做这种简单化的性质判断，也许在作结论的时候还说得过去——因为那里将牵涉较大的年代范围，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却是毫无道理的……波氏史学方法的根本缺陷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理论的绝对信从，没有看到这种有关各经济阶段必然性的理论正是历史学家们应该据实加以驳斥的谬说，也看不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条有必然导致对历史事实的固定论的和因袭性的戏剧化的危险。
这种痛批“马克思主义”的话乍听起来可能很刺耳，但实际上它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为什么？就因为贝尔塞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那种在苏联流行的冒牌货色，其基本特征就是认定“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如今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恰恰是马克思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贝尔塞还批评了波尔什涅夫学风上的另一些问题，主要是不讲求实事求是，随便歪曲历史事实。如按贝尔塞的说法，波氏总是故意夸大17世纪法国民众暴动事件的规模和严重性，使用的手法主要有二：一是在附件中的地图上做手脚，无视很多暴动事件都是倏起倏灭的小打小闹这一重要事实，把大片并没有发生或没有同时发生民众暴动的地方划入“动乱区域”；二是列举出许多发生民众起义的地方，但又不说明其人口规模、行政级别或在起义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差异，由此来营造一种“人民革命”席卷全国的假象。实际上在当时的法国，由于经济、社会、宗教、司法等方面的各种习惯因素，每个人群聚居点都有自己的政治小气候，“归属感和团结感通常仅限于教区范围以内”，民众闹出的事情也难免带有散在、零星和短暂的特点，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全民起事”的局面。而当时法国政府以及后来的法国历史学家之所以不大重视这些事件的原因，主要也就在这里。由此贝尔塞还准确地指出，波氏历史写作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一切在他看来与政治演变无关的事物的漠视，就是对于形塑一块土地、一个共存地理单位的命运的多种要素缺乏好奇。[23]
俄罗斯学者也没有忘记波尔什涅夫任意裁剪史料的错误，而且他们看来也已洞悉了事情的原因，如谢尔盖·孔德拉杰夫在会议发言中指出：“波氏的书和文章显然有以轻蔑的态度处理史料的问题，而他这样做全是为了完成一些概念上的构建。”
在讨论会中，也有俄罗斯学者试图为波氏提出某种辩护。如泽奈达·捷坎策娃这样说：“最近重读波氏著作，我惊奇地发现这位大家还是非常出色的。我说的不是他的那些历史构想，而毋宁是他的研究实践。终其一生波氏都孜孜于了解‘人类的奥秘’并探索过去……我不想否定波尔什涅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接受了一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为这种历史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从未停止过独立的思考。他的作品透露出的毋宁是他的实用主义。他不相信有绝对权威，时刻都在准备接受新事物。”可这种辩护词似乎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也许波尔什涅夫的确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也许他的那部论法国人民起义的书也的确对他的西方同行产生过重要的启迪作用，也许他还在其他学术领域有过不错的建树，[24]但既然他的研究总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那其科学性难免就要打一些折扣了。
关于波穆之争核心问题认识的新发展
前面说过，波穆之争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一致，但它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对17世纪法国社会究竟应该怎么看的问题，仍不乏推动史学进步之功。
这也就是说，虽然东西欧史学界尚未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但相关的史学研究却在不断地深化着。那么40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法国学者勒马尚在维奇尔会议上提供了一份内容周详的报告，兹述评如下。[25]
勒马尚的报告主要显示的是法国史学界的情况，从中隐约可以看出法国17世纪史学主流经历了一个从经济社会史经由文化心态史向社会文化史演进的过程。他把相关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理论探讨，二是实证考察。我们先看理论探讨部分。
20世纪后40年法国史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兴趣出奇地强烈。讨论涉及了整个近代史，但关注的中心还是17世纪（只是在最后的10来年里才逐步转向18世纪启蒙时代），主要是当时法国社会的性质。这首先就牵涉到了封建性（féodalité）和封建主义（féodalisme）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问题。封建性是两次世界大战间开始流行的术语，使用者主要是一些中世纪史学家，其适用范围很有限：一方面仅限于指人对人的“恩惠”（举荐和附庸）和封地制度（那是一种在中世纪学者看来从14世纪起就在弱化和趋于消失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只涉及人数极少的社会上层分子，并非全局情况。[26]而封建主义概念的涵盖面就非常宽广了，它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并无具体定义，而模糊性既强，用起来似乎也就更方便些，所以更受当时学界的欢迎。起先是苏联和法国的一些学者拿它定义17世纪法国，然后一些英美学者如多布（M.Dobb）、斯威兹（P.M.Sweezy）、亨德斯（B.Hindess）等随声附和，最后，一些亲近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史学家也接受了这个概念。但这概念的内涵还是必须廓清，而其关键自然又在于怎么看“封建性”。1968年，法国图卢兹国际讨论会一致通过了法国的索布尔（A.Soboul）、意大利的维拉尼（A.Villani）和匈牙利的本达（K.Benda）三人厘定的封建性新概念。据此，封建性被视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其特点是由享有司法权力和政治特权的贵族（主要是土地贵族）抽取土地耕作者的部分收益”。
这些年里，东西欧大部分学者都同意把14～18世纪看作封建主义时代，但在封建社会何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上，大家却异议纷呈。索布尔认为18世纪还是封建社会；古拜尔（P.Goubert）大概认为17世纪还算得上是封建社会，但再往后就难说了；波尔什涅夫说17世纪已发生资本主义化，但该进程为绝对君主制所阻遏，柳勃林斯卡娅则主张封建主义早在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就衰落了，原工业化时期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在柳勃林斯卡娅和索布尔之间就发生了似乎无法弥合的分歧，幸好后来维拉尔（P.Vilar）就“经济和社会构成”的问题提出了一套清楚的解说（大意是说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同某些过去的和未来的生产方式要素并存的情况），才使这一矛盾开始化解。最后是布罗代尔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理论，为这些概念在史学上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架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习惯于做短时段的事件史研究。
1960年代法国史学理论界另一个热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有关17世纪社会是阶级社会还是等级社会的争议，就此问题他们曾在1965年和1967年开过两次讨论会。这里要注意的是，法国人当时说的阶级社会概念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虽然建立在相关的封建主义观念基础之上，但由于受“单纯社会史”（其涵盖广泛，却将政治经济因素排斥在外）思潮的影响，它却与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沾边。在第一次讨论会上，索布尔做主题报告，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决定性力量，否定两次世界大战间流行的伟人史观，并提出了按多种标准（主要是生产手段所有权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构建的阶级概念。穆尼埃则用他的“等级社会”概念予以反驳。他认为，在17世纪社会每个群体都由某种社会共识得到自己的尊严、特权和职业，正是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每个群体的富裕程度，所以等级制度的确定，取决于人们的某种心理选择，而并非取决于财富水平；历史学家可以按财富的多寡来构建社会的阶梯，但真正的尊严终究还是由价值判断、集体习性和法律赋予的。可见穆氏的等级社会概念十分重视文化心态的作用。但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尽管穆尼埃说的那种等级社会确实有迹可循，尽管拉布鲁斯也承认了阶级与等级的共存，但等级社会概念的排他性仍使它显得比阶级社会概念僵硬，而且所谓的等级，也只不过是深层社会实际的法律表象而已。
1967年的第二次讨论会除了更具体地阐明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之外，就是向学界提出了一份问题表，其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问题：1.从当时的社会术语看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复现表象；2.现实中的和当时人们意识中的特权；3.乡村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它的矛盾和内部斗争；4.城市享有的特权和内部分化。——这里，细心的人已不难发现法国史学的风向标在发生偏转：经济社会史有所退缩，文化心态史就要大盛了。
再看实证考察方面的情况。尽管相关的经验研究从不理会上面那些理论探讨，但实际上也已深深为之浸染，并在不经意间使用着类似的概念话语。在1950年代以前，人们利用的主要是政府文件、回忆录、私人信函、文学作品和民事法规等资料，以后则有大量沉睡的档案资料（如教区记录、纳税名册、契约和司法证书之类）被启封，对各种流水账式的系列文件进行量化研究的计量史学开始大行其道。年鉴学派和拉布鲁斯等人的著作显示了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手稿资料的广大下层民众一直没有得到理解，旧史学只是一种政治叙事，只涵盖社会的5%～20%，所以现在应该优先考虑经济、人口、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不排除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只是要削减它们的作用并将它们纳入一种复合的整体，这样来辩证地认识社会总体的运行。由这种经验研究描绘出的17世纪史画面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主要是揭露出“伟大时代”的大量阴暗面，如危机四伏，民不聊生，部分小农已被消灭，基督教社会整合功能衰退等，同时还揭露了国王仍在依托贵族实施统治这一事实，否定了基佐以来流行的那种国王已与第三等级结成反贵族的同盟的说法。
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社会史”在1980年代曾饱受非议。而它的局限与不足在今天看来尤为清晰。这首先表现为理论界为它提供的概念框架还不够完善：当时的“生产方式”概念并没有遵循维拉尔的意见，它是作为各种社会构成（des instances du tout social）的堆积构想出来的，根本忽略了各种复杂的中介关系的存在。其次，在经济方面，一贯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经济与发展缓慢且运行不规范的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被忽略了（其实当时有许多因素在削弱小生产者的自我生存能力）。再次，模糊不清的心态概念还没有明确地同文化概念或意识形态概念挂起钩来。最后，虽然人们已经清楚自为阶级和自在阶级的区分，并已涉及阶级意识的问题，但阶级这个概念本身仍未得到充分的“史实化”（historicisé），因为人们可以说它自出现之时起就已结成一个集团，也可以说它因尚未完成这一集结过程而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时至今日，人们的17世纪法国观又有了怎样的发展呢？主要有五个方面。
其一，17世纪被确认为封建社会，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家庭是利益、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中心；领主仍势力强大，但还不是19世纪的那种资本主义农场主；村社是农民对抗领主的团结中心，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各省村社的差异也很大；行会在路易十四时代发展到顶峰，但仍未覆盖全部生产部门。
其二，等级体系之下的阶级体系更加清楚了。各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都壁垒分明。但也存在着些微的社会流动（并不像法学家们说的那样封闭），人口流动也比以往所见要频繁一些，只是这种流动并未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
其三，主要社会阶级的情况也更加清晰了。首先是城市资产阶级的状况比以往想象的要好：受王朝赋税压力较小，有城市自治权，经商致富的路也还通畅。其次是资产阶级的人数基本稳定，有些地区还有所上升，原因是少数富裕农民的渗入和官员、自由职业者的增多。再次是贵族形态的多样化：有公爵廷臣等大贵族，有作为王室侍臣的中等贵族，还有乡间小贵族，但大家的财富都在缩水。
其四，绝对君主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乃至其行动方向都受到质疑。当时限制君主行动自由的两个主要制动闸——财政困难和人民起义——并没有削弱君主的统治权，而且国王政府这时已有了更多的官员和常备军。但绝对君主并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疏离了贵族，实际上频繁的战争似乎使君主更加离不开拥有战争职能的贵族了。国王似乎也不是独裁者，而是宫廷中各阴谋集团之间的仲裁者，同时宫廷内外许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对于王权也有反制作用。连续不断的战争壮大了高级贵族的实力，各种地方自治势力仍根深蒂固。最后被取缔了的各省三级会议过去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的死对头，但实际上，它们虽不很顺从王权但也不是危险的造反派。一些地方如不列塔尼，贵族、城市资产阶级和王权实际上串通在一起盘剥百姓，导致民众起义延绵不断。
其五，文化心态史勃兴并不断向社会文化史挺进。这是17世纪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新气象，当然也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新潮流的一种表征。房屋、家具、日常生活用品、食物、服装等物质文化要素，行为类型、社会关系规范惯例、生活诀窍和趣味等风俗文化要素，均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观察视野。这些要素常常是与群体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可以由这些群体和阶级来得到解释。个人再一次被部分地（也只是部分地）融入了集体，即使仍有人试图消除阶级的决定意义。有关这个时期文艺科学的研究也在深化，不仅涉及各种作品的内容，还开始涉及这些作品生产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包括书籍的制作和销售、书报检查制度和读者公众的形成途径等。这样的研究使人们感到公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不一定能符合作者的原始意图。人们还注意到集体意识形态及形塑它的各种精神因素，以及宗教和科学知识等课题。在这方面，17世纪法国充满了多元性，各省和社会各界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同文化之间也保持着交往，尽管占上风的总是精英阶层的文化。精英文化还有一统天下的趋势，该趋势得到了国家、天主教会、首都巴黎和外来榜样（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大力量的支持。
余论
勒马尚最后关于17世纪史学最近发展的介绍讲的全是法国学者的工作，苏联或俄罗斯学者似乎彻底隐退了。
与会俄罗斯学者也没有就俄罗斯方面的研究情况提出任何补充，仅科波索夫在他关于“法苏旧制度史学比较”的发言中讲到，苏联中世纪史学者尤里·贝斯梅尔特尼在1969年曾明确地用“社会自治”的概念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乌瓦罗夫和科波索夫自己则在80年代把社会自治概念彻底内化在研究之中了，同时还吸收了长时段理论云云。是不是17世纪法国这个课题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史学界已引不起什么兴趣了呢？似乎也不尽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动态》杂志1986年第1期和第5期曾连续译载两篇苏联学者讨论17世纪史的文章，[27]其中题为《17世纪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作者A.M.巴尔格，原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5年第3期）的一篇还开诚布公地说：苏联史学界之所以密切关注17世纪历史，是因为“这个世纪正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决定性阶段”。[28]可见17世纪史至少在解体前不久的苏联史学界都还是很热门的，尽管它涉及的已经是整个欧洲而不单单是法国，尽管研究的内容仍局限于社会经济史领域（至少从这两篇文章看是如此）。
依笔者之见，所谓17世纪在欧洲历史上的决定性意义，关涉的与其说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但后一问题的提法看起来更优越一些，因为它少了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气息，因而也就能进一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同时还能避免一些褊狭无聊的论争，增进研究的学术性。
现在巴黎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好像就很强调后一种问题意识：它力图突出大革命在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而不再去触碰曾引起孚雷—索布尔论战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29]这样看来，17世纪法国这个课题就又多了一层重要性，那就是它直接关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把重点放在18世纪，现在看来远远不够。法国大革命既是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创建过程的完成阶段，它的很多深层意义就应当到这一过程的起始阶段去寻找，那就不能不上溯到作为绝对君主制上升时期的17世纪。
所以波穆之争成为这次维奇尔会议的首要话题，也不是偶然的了。回顾40年前的这场辩论及其引发的东西欧史学的交流热，再看看今日法国17世纪史研究领域里的繁荣景象，法国学者感慨系之。勒马尚在他发言的末尾做了这样一段小结：[30]
那么，1960年代法国和东欧历史学家们之间的接触对于今天人们关于17世纪法国的看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除了某些苏联历史学家对一些历史知识做出的直接贡献（这些贡献动摇了人们关于“伟大时代”的传统定见）之外，这些讨论还打开了法国人关于国际比较史学的视野，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于一些基本分析概念的理解的深化。
看来，今日欧洲史学的活力与40年前由波穆之争开启的法俄乃至整个东西欧之间的史学交流，的确有一定的关系。这一事实意味深长，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个道理：其一，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而最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也许还是尖锐对立的观点之间的论争，即使这种对立源于所谓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其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富有生命力的，它完全有可能为人类历史知识的科学化做出其他学派无法替代的伟大贡献，只是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它还必须彻底告别各种背离客观实证精神的传统思维模式，先行完成自身的“职业化”。
[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 著名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戈尔斯在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中曾这样评述波穆之争的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罗朗·穆尼埃和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之间就已经能够利用大量带互补性的文件，就17世纪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展开严肃辩论了。虽然这场争论在问题的解释上没有达成多少一致意见，但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及方法论上的问题。10年后，波尔什涅夫和穆尼埃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益发扩大了，但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与寻求构建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模式的波兰和匈牙利经济史学家、社会史学家之间却保持着共同的语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来越强调学术严整性，并对各种社会科学概念持开放态度，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史研究也可能发生交会和部分的融合了，就像在英国发生的情况那样。”（Georg G.Iggers，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5，pp.134-135）
[3] 会议在设于维奇尔城堡中的法国国立大革命博物馆里举行，主题为“1920～1980年代苏联与法国历史学互鉴：以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中心”（Historiographies soviétique et française en miroir：autour de l’Ancien régime français et de la Révolution，des années 1920 aux années 1980），主办单位有罗伯斯庇尔研究会、法国大革命博物馆和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
[4] 这一点最为稀奇，据说档案史上还从未有过主题资料如此集中的情况，参见贝尔塞（Yves-Marie Bercé）在2006年9月维奇尔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无题，打印件，第3页）。Y.M.贝尔塞，1936年出生，法国近代人民起义问题著名专家、右派学者，曾任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国家契约文书学院（l’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院长，现为铭文美术学院（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通讯院士。
[5] Cf.Boris Porchnev，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Paris，Flammarion，1963，p.23.
[6] Cf.Boris Porchnev，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Paris，Flammarion，1963，pp.20-21.不过波氏这里的“偶然发现”说很是勉强，因为他自己很快就承认说，一些苏联学者如柳勃林斯卡娅、毕鲁科维奇、布克斯坦等在他之前就使用过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了（p.24）。
[7] Boris Porchnev，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Paris，Flammarion，1963，p.23.
[8] 但他也不是不能接受新生事物，对于当时十分新潮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就非常欣赏并能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
[9] 题目为《关于法国福隆德运动之前的民众起义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iv（1958），pp.81-113］。
[10] 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p.26-33.
[11] 参见前引贝尔塞的书面发言，第3页。
[12] 名为《路易十三和黎世留时代的法国》（La France de Louis ⅩⅢ et Richelieu，Paris，Flammarion，1952）。
[13] Cf.Guy Lemarchand，Féodalité，féodalisme et classe sociales en France au ⅩⅦe siècle.Le débat dans l’historiographie 1960-2006（维奇尔会议发言稿，打印件），pp.1-2。
[14] 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p.37-38.
[15] Cf.G.Lemarchand，Féodalité，féodalisme et classe sociales en France au ⅩⅦe siècle.Le débat dans l’historiographie 1960-2006（维奇尔会议发言稿，打印件），p.5。
[16] 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p.32，37-38.
[17] Ibid.，p.32.
[18] Внутренни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узсково Абсолутизма，1633-1649，Москва，1966.该史料集其实是对穆尼埃1964年从巴黎收藏的塞居尔文件中选编的一部史料集［Lettres et mémoires adressés au chancelier Séguier，1633-1649（《致掌玺大臣塞居尔之信函与备忘录1633～1649》），Paris，PUF，1964，含409份文件］的重要补充：穆氏的集子年代范围较早一些，反映的是当时法国王朝的财政政策和全国各地的人民起义，柳氏的集子则展示了随后发生的一些通信，主要是福隆德运动前十多年里的各地总督报告，但地域范围较穆氏集子要小得多，仅限于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等地，而那也正是地方主义势力最强盛的一些地区。参见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31。
[19] 参见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31。
[20] Ibid.，pp.31-32.
[21] Cf.J.H.M.Salmon，“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in Past and Present，No.37（1967），p.32.在这次维奇尔会议上，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科波索夫进一步讨论了柳勃林斯卡娅特立独行的学术路数及其意义与影响。他介绍说，就在穆尼埃在17世纪法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以“等级社会说”挑战波尔什涅夫的“阶级社会说”的时候，柳氏在她1959年出的一本书里以100页的篇幅大谈17世纪初法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实际上承认了当时的法国有“等级社会”的特性，这在苏联可能是一种危险的离经叛道，然而在科波索夫看来，柳氏这一思想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在苏联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借由承认社会分层标准的多元性丰富了有关阶级社会的理论模式。科波索夫还认为柳勃林斯卡娅在苏联历史学界的影响极大，堪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媲美。同时科波索夫也承认，柳勃林斯卡娅后来有所变化，变得更教条了，调高了阶级斗争理论的调子。但他又解释说，这种转变是她那一代苏联历史学家的普遍情况，不足为奇。另一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孔德拉杰夫还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批评波氏论点的苏联历史学家除柳勃林斯卡娅外，还有斯卡兹金、毕鲁科维奇等人。
[22] 前引贝尔塞的书面发言，第3～4页。
[23] 参见前引贝尔塞的书面发言，第4页。
[24] 波尔什涅夫是博学的：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博士，在心理学、史前学和神经语言学等方面做过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
[25] Cf.Guy Lemarchand，Féodalité，féodalisme et classe sociales en France au ⅩⅦe siècle.Le débat dans l’historiographie 1960-2006（维奇尔会议发言稿，打印件），pp.2-15。
[26] Cf.F.Ganshof，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何为封建性？》）Bruxelles，Office de Publicite，1944；R.Boutruche，Seigneurie et féodalité（《领主制与封建性》），t.I，Le premier âge des liens d’homme à homme（第一卷《人与人关系的最初时代》），Paris，1959，t.Ⅱ，L’apogée XI-XIIIe siècle（第二卷《顶峰：11～13世纪》），Paris，1970。
[27] 这是马克垚先生为后学提供的信息，谨此深表感谢。
[28] 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第16页。
[29] 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法国革命史讲席教授让-克莱芒·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出版的《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Violence et Révolution.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Paris，Seuil，2006），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倾向：该书通篇不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只谈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参见高毅《见识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法国革命史学》，《南方周末》2006年7月20日，第26页）。
[30] Cf.Guy Lemarchand，Féodalité，féodalisme et classe sociale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Le débat dans l’historiographie 1960-2006（维奇尔会议发言稿，打印件），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