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190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osvelt）即预言20世纪将进入太平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以后，所谓“太平洋问题”日渐受到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重视，也有人担心，太平洋问题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在中国，一批以“太平洋问题”为主题的著述相继问世。此时期，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作为太平洋东西岸之间交通枢纽的美国夏威夷地区，发起了数个以“太平洋”冠名的国际组织，其中，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IPR）是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作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以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宗教诸问题为关注对象。在其35年的历史中，共举办了13次广受关注的国际会议，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1]
太平洋国际学会虽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组织，但是它与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首先，中国是最早设立该学会分会的国家之一。早在1925年，余日章领导下的基督教青年会即在中国发起筹备参与该组织第一次集会，并在随后设立了中国支部（后改称中国分会）。此后，中国分会一方面积极参加学会的历届国际会议，出席会议代表的人数每每居于各会员国前列；另一方面，中国分会大力在国内进行相关宣传、组织等活动。此外，中国分会即使在战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亦尽力按年向总会交会费。其次，由于当时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局势，该会在成立后即关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以及中日关系。再次，该会及其中国分会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组织及资助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对外关系、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出版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亦堪称经典的研究著作。最后，1950年代，在麦卡锡主义时代，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美国分会受到了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长时间调查，最终不得不中止活动，该会所受一项指控即是它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渗透与控制，要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及“丢失中国”而负责。这也反映了该学会与中国关系之一改变。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与中国有着深厚关系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其中国分会的历史，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2]中国分会虽然是国际组织的一个分支，其宗旨、基本组织架构不脱离于总会的规定，研究经费也不得不依赖于总会，但太平洋国际学会毕竟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非政府的学术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分会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中国分会从其成立之日起即具有区别于总会或其他分会的特质。本研究即试图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等所藏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胡适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以及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历次会议报告及其他资料、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专项研究著作，以及中英文报刊资料、相关人员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梳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1925年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的历史，主要考察下述诸问题：首先，中国分会为何建立，其成立的宗旨为何？组织概况如何？其次，中国分会在此期间有哪些基本活动？再次，该学会与国内学术界、一般民众及政府的关系如何？具体而言：学会及其中国分会组织和赞助了哪些研究工作，与哪些中国学者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中国公众，特别是公众舆论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历届会议的态度和反应如何？原因何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自命为非官方的学术性组织，中国分会则是否完全非官方的团体，它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怎样？是正如后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认定的那样，该组织为共党分子所渗透？还是为其他状况？
本研究之所以把时间限定于1925年至1945年，主要考虑到此时期是该组织相对活跃的时期，而该组织以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问题为关注内容，其中国分会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和中日问题的讨论作为工作重心，后者更为重中之重。
[1] William L.Holland，“Source Material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Bibliographical Note”，Pacific Affairs 58：1，1985.
[2] 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的最早研究成果之一是美国学者J.N.Thomas所著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1990年代后，史学界对该组织，尤其是其日本分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讨论（Sandra Wilson，“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Moderate Japanese Intellectuals：The Jap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Modern Asia Studies，Vol.26，No.3（July 1992）；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okyo：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Waseda University，1999）；Tomoko Akami，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1919-45（London：Routledge，2002）；Michio Yamaoka and George M.Oshiro，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iciplin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Tokyo：Ronsosha Publishing House，2005）；《黎明期ァジァ太平洋地域の国际関係：太平洋問题調查会（I.P.R.）の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94；片桐庸夫：《太平洋問题調查会の研究——戦间期日本IPR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3等。总体而言，中国分会的历史所受关注相对较少，不过，自2000年以来，亦有一些研究出现（Yung-chen Chiang，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1949（Cambridge，U.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张静：《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张静：《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欧阳军喜：《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张静：《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王美平：《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会员的交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