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近代哲学的革命
近代哲学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300年左右），止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时期（公元185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历经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中，西方欧洲经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古典哲学兴起、法国启蒙运动、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同时期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外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革命性，东方哲学则以保守自新为主要特点。
起于14世纪初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的利剑刺向宗教神权，为人性的解放呐喊。诗人但丁（Dante）的不朽诗篇《神曲》以梦幻的意境描绘了他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的历程，表达了走出黑暗、追求真理的愿望。彼特拉克（Petrarch）发出了“我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的呼声。薄伽丘（Boccaccio）的小说《十日谈》用讽刺的语言、荒诞的故事揭穿了宗教神职人员外表冠冕堂皇、实则男盗女娼的嘴脸，剥去了他们神的伪装，将人的本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文主义剥去了宗教的神圣光环，将目光聚焦到人的身上，开始研究人性、人的价值、人类社会，其思想潮流迅速波及整个欧洲。意大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跳出君权神授的宗教框框，用世俗的观点构建政治哲学。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则在其名著《乌托邦》中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有的理念描绘了理想世界的蓝图。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强烈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干涉世俗社会，提出了宗教改革方案，导致了梵蒂冈天主教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局面的结束，为重建欧洲统治秩序拆除了路障。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强音，呼唤由人统治万物的时代，将人们的目光由神的宗教信仰转向自然科学。培根的学生霍布斯（T.Hobbes）反对天赋观念，认为人的知识都来自经验，他试图用力学和机械科学说明世界的运动法则。约翰·洛克（John Locke）强调人的自然权力，主张按自由平等的原则建立分权的法治国家；他认为认识源于经验，并根据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的不同途径和知识的确定性将知识分为直觉知识、论证知识和感觉知识。
同期，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将存在的“真”定义在“我思”上，在破除神的迷信后确立了新的认识基点。以“我思”为基点，他阐释了以“清楚明白”为标准的知识可靠性的规则。以“我思”为真在，通过普遍怀疑，认真释疑、排疑，最终确认真知，成为笛卡尔坚持的唯理主义认识路线。荷兰籍犹太人斯宾诺莎（B.Spinoza）将知识分为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直觉知识三种，他将“与其对象相符合”的观念称为“真观念”。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提出了数理逻辑设想，与同期的牛顿在不同的地方发明了微积分，他认为世界是由无数单子构成的，单子之间在充足理由的支配下相互联系，相互运动，构成完美和谐的宇宙，只有完全认识支配事物变化的充分理由，才能掌控世界，他将借助经验通过归纳形成的真理称为事实真理，认为事实真理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将依据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真理称为推理真理，认为推理真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爱尔兰哲学家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论断，认为离开有感知功能的人类心灵不可能有任何存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人类知觉之外的实体是不可知的，人类的知识只能限定在知觉的范围以内。笛卡尔、贝克莱、休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认识限度和知识限度问题，在人类的此岸和上帝的彼岸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宣告彼岸的实体和观念是不可知的，为知识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科学化提出了规范的原则。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对笛卡尔、莱布尼茨的唯理主义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进行了认真反思，认识到要确定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性，就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和经验，他先后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经典著作，对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范围、认识方法、理性与经验、理性与信仰、道德境界等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批判，形成了集成性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G.W.F.Hegel）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德国哲学大师。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未能彻底解决，黑格尔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他将形而上的抽象方法发挥到极限，设定“绝对理念”为最高范畴，从“纯有”的概念开始，用抽象到具体、矛盾分析的一系列辩证方法，将绝对理念一步步外化为各种具体事物，形成了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逻辑上的统一。他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三部曲”，以绝对理念的演变为主线，构筑了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
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L.A.Feuerbach）在对基督教的批判中，揭示了被宗教异化的人的本质。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基督教进行了历史哲学分析，认为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上帝是按人的意志塑造出来的人的化身，宗教信仰是人的意志而非神和上帝的意志，主张将世界的统治权由神回归到人类自身。
打破宗教神权的思想垄断和社会统治，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夺回人应有的各种权力；剥去神学世界观的迷障，开启人的理性和智慧，建立人类自身的知识系统；以人为本，解放思想，建立符合人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是欧洲近代哲学的主流。变革的强烈愿望，无畏的批判精神，锐利的思维锋芒，执著的理想主义，真诚的反思，睿智的思考，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品格。近代欧洲哲学启迪了人类的新思维，催生了欧洲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与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相比，中国的“中世纪”相对开明。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直接导致近代革命爆发并先期进入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的相对开明则延续了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生命周期。与欧洲中世纪同期的中国，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天人合一、儒道一体、儒法并用的正统观念，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的道德教化，使君权统治不断强化。汉、唐时期的文治武功，宋代时期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封建制度推向顶峰。
当欧洲文艺复兴以人性反抗神权时，中国正经历宋亡元兴的改朝换代。中国宋代是农业文明的鼎盛时期，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视科技和经济的朝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均在宋代形成或完善。宋代哲学思想萌发出新的倾向，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思想将思维锋芒指向具体事务，标志着从教化思维向研究思维、从宏观思维向微观思维的转变；陆九渊的“万物皆备于我”、主张自立自重的思想标志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陈亮的“功利之学”标志着对道德本位的超越，这与欧洲近代哲学的变革方向是一致的。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哲学将实现质的突破，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也会继续领先世界。遗憾的是，外族的入侵、宋元的更替中断了这一进程。明朝汉族恢复统治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李贽的“童心说”强调认识的本真，认识论和知识观又有了新的进展。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又因满族的入侵、明清的更替中断了。清朝前期，致力于满汉文化的融合，强化君权统治，而后期则面临外强侵略，虽有心变法维新，也无力回天了。严复发出“古人发起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莫能述其精”之叹，令人深思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