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化异趋同

理是事物的本质，同类事物的本质具有同类事物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人们的认识一旦成理，这种认识就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向理的凝聚和趋同决定着人类社会文明方向的同一性。化异趋同是指同类事物之间在理性元素作用下，通过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冲突，逐步实现同质化、一体化的过程和态势。

所谓化异，是指理性元素对同类事物之间隔阂的消除和矛盾与冲突的化解。两个因误会而产生隔阂的朋友，弄清事实真相后会达成和解；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通过公正合理的利益实现机制可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面对日本侵略时，会搁置党派斗争，组成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中，会逐步凝聚共识，化解历史恩怨，走向和平统一。化异的关键一方面是找到具有化异功能的理性元素（情理、事理、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利益理性、价值理性等），一方面是找到矛盾冲突的症结。化异的过程就是通过各种理性元素消除各种隔阂、化解各类矛盾冲突的过程。

化异是在存异基础上主导事物发展方向、聚集发展力量的发展机制。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决定这个方向的是事物理性。在事物内部各成分之相互隔阂、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各持其理，理必因不同而乱，事物发展就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很难将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此时，占理的一方如果居主导地位，就应主动地将个性之理融合成共性之理，并以其理性元素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和冲突，凝聚共识和力量，促使事物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化异类似人体的消化吸收系统，人的胃肠将食入的粮食、蔬菜、水及各种调料消化吸收后，通过肝脏分解为不同的营养成分供给身体各个器官，维持全身的生理健康。

化异不同于排异和灭异。化异的实质是消化吸收，是力量的聚合，其态势是趋同。排异是相互排斥，是内耗，其态势是分化。灭异是相互灭除，是你死我活，其态势是死斗。从发展的角度看，化异是不断增强力量的优化性发展；排异是不断削弱力量的内耗性发展，灭异是将发展引入绝路的断送发展。

所谓趋同，是指同类事物在理性元素的作用下逐步同质化并向同一方向发展的态势。同一年龄段的不同青少年接受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同一个教材、同一个教师的教育，必然形成相同的知识结构；同一政党的不同党员受同一理想信念的教育，必然有相同的政治主张；生活工作在同一城市的居民受同一城市文化观念的影响，必然有相同的素质特点；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必然有相互的合作。这些处在同一共同体内的不同个体通过共同的理性元素的化异，逐步融为一体，向同一方向发展的趋同现象，是理的同化功能的体现。

趋同是化异的结果，是在理性元素主导下同类事物同质化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凝聚理性，不断化异趋同的历史。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字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体制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形成了多元化的文明格局。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由人类本质属性决定的，人类的本质属性是通过化异趋同的文明进程逐步凝聚而成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制度体制的形成和融合，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化异趋同的结果。

化异趋同中起关键作用的理性元素包括事理、情理、道德人伦之理、公平之理、效率之理、法律之理、制度之理、政策之理等各种符合理性规范的元素。不同元素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和冲突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人们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误会，达成和解；可以通过谈心交心、沟通感情，增强互信，建立友谊；可以通过讲孝道、讲爱心、讲责任，化解父子矛盾、弟兄冲突，实现家庭和睦；可以通过理性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可以通过理性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化解历史遗留和现实形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落实国民应有的各种权益，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文明。

化异趋同主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人类具有自主的创造性，不断追求，不断创新，不断的标新立异，形成了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同时，人类又具有共同的理性本质，能够自然地形成以理为核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理化异，向理趋同，通过不断凝聚的理性维系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导着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曾被看成是互不兼容、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其实这两种社会制度都是在近现代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价值观念上形成的制度。二者都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导、以现代产业结构为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价值规律配置资源、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都倡导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有着共同的历史传承和发展方向。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共产党领导，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两党或多党通过竞选执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按资分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制度。两种社会制度既相同又相异，并非完全的相互排斥，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对抗。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两种制度具有化异趋同的可能性。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化解了中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的制度性矛盾，大陆与港澳的一体化日益加深、加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日本、欧洲的商人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投资建厂并按资本主义方式实施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企业也可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投资创业。不同社会制度下可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和各种形式的合作。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入所形成的同质化元素越来越多，对抗性的制度硬壳越来越被软化。这种现象说明最坚硬的国家社会制度的壁垒也阻挡不了人类理性的化异功能和趋同态势。

国家关系最核心的是利益关系。农业社会时期，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以掠夺土地和人口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此起彼伏。工业社会初期，矿产和原材料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围绕矿产和原材料的侵略战争不断出现。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国际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打破了国家之间的各种壁垒，各种经济资源通过国际市场按照世界贸易规则自由配置，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相互融入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这种情况下，通过战争解决国家矛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人类同住“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环保、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太空开发利用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国际间的沟通交流消除隔阂，通过谈判化解矛盾冲突，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通过相互合作实现互利多赢，国家之间共同发展的意识越来越强，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方式越来越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