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欧洲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中产生的,经过列宁、斯大林的俄国化和毛泽东的中国化,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东方现代哲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思想解放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德国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进行了批判修正后,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同时,受法国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现实社会越来越深入的观察和亲身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位立场逐步转变为阶级本位立场,辩证法的逻辑运用到社会变革的实践,形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以唯物辩证法解释历史发展规律,将人类历史看成是社会自然历史过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阐释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
列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部著作中,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的实体是物质,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普遍联系并运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体;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等辩证法规律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感官将客观事物反映到头脑中,形成感性认识,再通过思维逻辑将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形成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的真伪通过实践验证,并在不断实践中产生新的认识,形成新的知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它的唯物性、辩证性和实践性。唯物性决定世界的可知性和真理的客观性,辩证性决定发展的动态性和规律性,实践性决定主客体的一致性和知识的可验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指向,是被压迫阶级追求解放的斗争哲学,这一特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发挥和实践中的成功应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向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和中国在革命成功后,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付诸制度实践,出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反差。由于中国和苏联(以俄国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起点都远远低于马克思设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起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无缝对接。中苏两国最初根据经典理论按图索骥,均难成功,后来各自按自选道路朝着不同的方向探索前进。其结果是,苏联走向解体,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制度革命和制度建设的双重验证。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争取解放的斗争性哲学,是划时代的利器;作为实现人类理想的建设性哲学,是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学说。在建设性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思想、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设想,都是高度抽象的逻辑框架,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和实践过程的代入,才能激活其理论意义、体现其哲学价值、验证其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思想体系,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开创性的经典思想,也有后人在继承和发展中形成的思想观点,还有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对马克思学说做出的不同解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实践标本、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流派,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典,用于全民教化,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中国人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显著标志就是中国在自己根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植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抛开中国的根文化,不管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其他思想文化,都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