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系”与社会网络

将上述社会网络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与本土化的“关系”概念进行对话，更是本书的一项重要任务。本节首先对关系概念做一个理论解释，指明对其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并试图为关系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勾画一个方向。

（一）“关系”的三种理论含义

边燕杰于2001年发表的《关系资本和社交餐饮：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一文总结了“关系”的三种理论含义，为我们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23]。

一是关系作为亲族义务延伸的网络。这种理论认为，家庭和亲属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源泉。这样，关系就被理解为家庭亲属纽带和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包括我国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梁漱溟^[24]、费孝通^[25]、金耀基^[26]，以及美国学者Morton H.Fried^[27]和留美华裔学者杨庆堃^[28]。这一理论将“关系”定义为家庭义务的延伸，所以关系交往是靠亲族情义和“似亲族”情义维持的。所谓似亲族情义是指，交往双方虽不沾亲带故，但也“亲如一家”“亲如一族”，以亲族相称，将亲族伦理和情义作为约束相互行为的规范。在关系主义文化中，如果交往双方感情深厚且关系亲密，那么相互的情义交换将从对方赢得面子。所以，关系积累策略是将家庭情义关系准则延伸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

二是关系作为特殊主义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与早期关系研究者不同，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学者们认为，关系是指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这一观点并不拒斥“关系是家庭义务延伸网”的思想，相反，它将关系的特征理解为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特殊关系的工具性运用，而正是这些特殊关系推动着互惠交换的发生。这一理论转换了视角，着重强调特殊工具性关系。因而，它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源泉以及关系的积累策略有一整套不同的看法。

三是关系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不同于上述两类观点，林南提出了他对关系的批判性解释，并针对关系网络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型。林南认为，当把关系置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网络的广阔背景中解释时，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均可被纳入关系的典型特点之中。林南将对称性的经济交换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区分开来。他认为，经济交换集中关注有价资源的短期交易以及交易各方资源的相对得失。相反，社会交换则关注长期性的关系维持，而资源就嵌入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在社会交换中，资源的交换是非对称的，它从施恩者流向受惠者；施恩者的受益是符号性的，因为受惠者和相关他人将意识到施恩者拥有丰富的资源，提高了施恩者的声望，有助于保持和加强其网络中心地位^[29]。

关系的三种含义为本课题提供了人际关系测量的理论依据。第一种含义注重关系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区别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并在非亲属关系中依据关系强度将“似亲属”关系区分出来。这在“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和“求职网”的测量中均有体现。关系的第二种含义注重关系双方的交往内容，主要是区别情感交流和互惠交换两种不同导向的交往。一般来说，“拜年网”和“讨论网”是以情感交流为导向的，但也不排除互惠交换的可能，所以我们在两种网络的测量中都设计了情感交流和互惠交换的内容。在“餐饮网”中，我们更为明确地区别情感交流和互惠交换，甄别餐饮的目的性，问“随便聊聊还是有事要谈”。而在“求职网”中，我们区别关系人所提供的帮助是“工作信息”还是具有实质性帮助的“人情”，以区别情感交流和互惠交换两种交往内容。关系的第三种含义注重当事人在具体交往中的地位和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主要区别求助者和受助者、施恩者和受惠者、网络中心人和网络边缘人。求助者和受助者的测量从“求职网”直接获得，施恩者和受惠者的测量从“餐饮网”的请客角色和被请角色予以区分，网络中心人和网络边缘人从“拜年网”和“讨论网”的数据计算得来。为此，我们在四种网络指标中都预设可资检验关系三种理论含义的数据。

（二）关系作用的时代变迁

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发展过程中，关系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吗？说得更明确一些，人际关系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会持续，下降，还是上升呢？有关这三种不同趋势的论点可以概括为关系持续论、关系下降论、关系上升论。确定哪种观点是成立的以及为什么成立，是本课题实证分析的关键任务之一。

关系持续论可以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来：如果所有经济活动、过程、制度都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活动、过程、制度也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所以可以断言，人际关系在转型经济时期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将持续地发挥作用。这一推导虽然没有涉及关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具体背景，但对于本课题的研究设计而言，不失为一种理论指导。

关系下降论的提出涉及我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及其引起的变化。1998年，Guthrie的《关系的下降》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明确提出关系下降论^[30]。他根据在上海等地的访谈资料认为，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最大变化是经济理性提高，而经济理性将排斥非理性的关系主义。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私有产权经济，是建立在“硬预算”基础上的，成功者得利，失败者破产，所以经济决策是理性主义导向的。相反，关系主义的实质是从人情、面子、感情等非理性的角度，在资源配置、人员任用、项目合同、融资贷款等经济决策方面，掺入了与理性相悖的要素，预示着少成功、多失败，有违市场逻辑。他从而预测，人际关系在各经济领域（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和流动方面）的作用将随着市场的扩张和发展而持续下降。此观点在2002年《社会关系》一书中再次被提及，作者从他人完成的劳动力市场个案研究中寻求实证支持^[31]。

与关系下降论针锋相对，很多学者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中观察到关系主义的上升趋势，有的明确提出关系上升论，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关系主义文化。例如，倪志伟对中国企业重组的研究指出，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伴随着纵向联系的国有企业向横向联系的非国有企业的转型，预示着企业横向联系的上升^[32]。这一判断在企业集团的研究中得到证实^[33]。林南对天津大邱庄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崛起时，乡镇企业需要亲族组织作为结构依托，而亲族纽带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经济的协调机制^[34]。这种机制也被解释为乡镇企业的关系替代产权^[35]。Boisot和Child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资源是信息及其格式化，而格式化的信息在市场中自由流动，任何人均可获得^[36]。但是，中国市场发展的特点是信息非格式化，因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即可以带来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和经济资源），都是通过亲族网络流动的，所以中国产生了“网络资本主义”。跳出乡镇企业、走入大型国企和非国企的市场，周雪光等人发现关系机制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当合同产生在一个持续性的关系当中，关系信任维持合同的执行，减少交易成本^[37]。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者而言，关系作为文化规范，其力量会持续发挥作用^[38]。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的法制不健全时期，这个观点，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越南的经验数据都给予了实证支持^[39]。边燕杰认为，正式制度越弱，“体制洞”越多越大，关系的作用空间越大、力度较强^[40]。

本课题采用有条件的关系上升论。虽然上述研究者从具体的市场领域提出关系作用可能上升的理由，我们将从更为抽象的理论高度把握这个命题，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并从职业地位获得的角度证明之。叙述这个理论框架是下一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