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拜年网的理论含义和基本特征
（一）社会资本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关系社会。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了中国以个人为中心，如水纹一般逐渐向外扩散越推越薄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家庭成员及亲属与个人关系最紧密[1]。金耀基也指出中国与西方人际关系的不同，认为西方人将人区分为认识的人与陌生人，而中国人将人分为是否在他们的“关系”之中，关系的储备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杨美慧指出，关系的基础是亲属、朋友以及其他人际关系[3]。中国人的观念中，并不是与某人相识就和他有关系[4]。朋友、亲属、同学等并不一定就是关系，但具有操作关系的前提与基础[5]。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和某人有关系就意味着对方可以帮上你的忙，帮你处理事情。个体与各位关系人之间的联系构成个人的关系网络。
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个体的关系网络如同水纹一般越推越薄，越推越广[6]。与个人联系紧密的强关系（关系紧密，互动频繁，有较多的情感因素）处于个人的核心网络位置，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弱关系（互动较少，较少情感因素）处于个人网络的边沿，异质性较强。格兰诺维特通过对美国的就业调查发现，弱关系由于分布范围广，能为网络中心的个体带来各方面信息与资源，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通过弱关系寻找到工作[7]。边燕杰通过在中国的调查却发现，中国人主要通过强关系来获得工作[8]。在另一篇文章中，边燕杰通过中国香港与内地体制与市场的实证分析解释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信息量的多寡与工作获得机会有极大正关系。社会网络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提供咨询沟通来完成。弱关系相对于强关系可以提供更加广泛的市场信息，有利于工作的获得。而处于转型期的内地，由于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转型经济存在体制断裂的“体制洞”，为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种环境中，运用强关系有可能获得较多的体制外资源[9]。
关于中国的社会网络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以梁漱溟、费孝通、金耀基等人为代表，认为社会网络的特征是家族亲情伦理的延伸，血缘和姻缘关系是网络核心；第二种认为中国社会网络的本质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亲情化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华尔德、杨美慧、阎云翔等为代表；第三种观点以林南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网络是非对称的社会交换关系，工具性交换只是手段，维持与扩大网络是此种关系的目的[10]。
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关系是具有特色的规范性社会秩序（以梁漱溟、费孝通、金耀基、黄光国等人为代表），而改革时期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获得个人特殊利益的目的性的手段，是策略性的个人有选择的结构网络。杨美慧融合了这两种观点，认为城市的关系网络比农村更倾向于工具性的行为[11]。阎云翔认为核心的交往（如家庭亲属中）以扩大网络为目的，当离开核心网络，扩大交往范围时，更倾向于工具性[12]。
关系网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嵌入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资源利用的途径。布迪厄提出资本概念，并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他第一个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13]从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获取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必要的维持手段得以形成，是个体主观意愿的表达。由于个体自身的差异，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本的占有与摄取程度不一致[14]。三种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经济资本是基础，是其他资本形成与发展的根源，同时，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经济资本也有极大的影响[15]。自布迪厄之后，资本概念的分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尚未健全，经济关系受到计划经济即政治力量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社会规范不明晰，社会尚未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具有人情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成为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在变革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6]。对社会网络的分析，意在强调人际关系在制造与加强非正式规则中的重要作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作用。社会网络通过加强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关系网络可以减少交易成本[17]。
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即集体层次与个人层次。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研究者从集体层次分析了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维护群体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加强集体或双方的认同感建立社会资本[18]。胡荣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对中国的横向社团关系以及农村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社会参与的自主性高于城市居民，社团的建构有利于集体社会资本的形成[19]。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结构的一种资源，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得或动员[20]。以林南为代表的学者从个人层次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获得并利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通过对社会网络的投资可以建构个人的社会资本。可以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适用于横向社会关系的研究，同质性以及相同社会地位是关键点。林南的概念适用于纵向研究，即个人通过向处于更高地位、具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个体投资，建立社会关系，就具有通过对方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可能。对个人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一般从林南的定义入手[21]。
（二）拜年网与社会资本
个人的社会资本有三个组成部分：嵌入社会结构的资源、个体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个体通过有目的的行为对此类资源的利用或动员。作为资源的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个人利用关系网络位置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期望的额外收益。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影响到个人对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个人自身条件对接触资源以及动用资源有较大影响。由此形成考虑个人自身条件的前提下测量社会资本的两个角度：对网络位置占有资源的测量和网络关系强度的测量。第一个角度主要是对个人关系网络中人的社会资源的测量，如关系网中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等，以衡量最大限度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源；第二角度主要从个人间的关系入手进行测量，分析个人网络的亲密度，以测量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源程度。
作为一个概念的社会资本发源于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要测量社会资本必须测量它的根源。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就要综合考虑网络的结构、网络位置中的资源以及网络关系强弱。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通常采用三种方法：提名法、事件法与定位法。让调查者自己说出有关系者的提名法可以描述出以调查者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但往往调查者只会涉及强关系者，缺少关系网络的强弱分析框架。假设出现某一事件会想到请谁来帮忙的事件法可以完整地描述个人网络，但若关系网络太大则不适合。考虑职业等社会位置的定位法可以简略描述出关系网络中高低等级差异和可接触到的直接间接资源，但缺少对某一关系桥的具体化[22]。
对于可以接触到的资源来说，测量主要集中在接触到的财富、权力或地位，尤其反映在资源占有者的职业、权威位置以及工业部门或收入方面。个人要获得什么回报与他的期望有关。社会资本的回报有两种：工具性回报（获得额外的资源，以前并没有）和表达性回报（保持已有的资源，密集的同质性的伙伴）[23]。一般说来，个人主要通过同质性强的关系来获得表达性回报，通过异质性较强的关系获得工具性回报。
1985年美国社会普查中运用重大事件讨论网进行的社会调查，可以看做对社会资本实证研究关注的开始[24]。边燕杰在1996年对中国四城市的问卷访问是我国对社会网络进行的首次调查。在随后的研究中，他采用包括拜年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国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25]。春节是中国的重要传统节日，运用拜年网对中国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胡荣通过对个人拜年网的研究，分析了个体属性、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之间的联系[26]。杨美慧指出，关系具有亲近、可信赖以及互惠的特点[27]。关系只会发生在有感情参与的互动中。边燕杰也指出，拜年只发生在有较深交往的个人之间，属于某人拜年网中的个人可以看做与某人具有关系或者具有发展出关系的潜在可能[28]。春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增进感情。亲属间的拜年、朋友之间的拜年主要是情感的维护。同时，利用春节向有社会交往的其他朋友拜年也是利用维护情感的名义进行的社会资源的投资。拜年网可看做工具性与情感性的融合。按照习俗，一般是晚辈向长辈拜年、员工向领导拜年，即社会资本较低者向社会资本较高者拜年。朋友之间互相拜年。可以说，个人向别人拜年的网络囊括了个人想要接触的而又有可能接触到的社会资源。个人的拜年活动可以看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维持与投资。同时，网络中心的个人自身也具有社会资本，与其他拥有社会资本的个人相联系，也会接受别人的拜年。这也就是说，接受拜年者的社会资源相对丰富，拜年者愿意与接受拜年者建立关系，接受拜年者容易动用拜年者拥有的资源。拜年网（互相拜年）基本包括了个人可以动用与接触到的社会资本，可以看做个人强关系网络的总括。
职业是个人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体现。测量拜年网的指标体系，主要运用四个指标：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简称网顶）、网络异质性以及网络构成的合理度。网络规模即个人在春节期间拜访人数，拜访人数越多说明网络规模越大，可收集到的信息与接触资源可能越多。网顶即个人网络中拥有最多资源或者社会声望最高者，通过职业声望得分来体现。网顶越高说明网络包含拥有较多资源的他人，网络蕴含的社会资本越多。网络异质性即职业类型分布的多样性。在不断专业化的社会，不同的职业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工作领域与行业。个人往往从事某一行业，对其他行业与领域的资源了解较少，而各种职业职位可以形成互补的资源。网络异质性越强，说明拜年网所囊括的社会资源越多样，个人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越丰富。本书中“网络异质性”简称“网异”。怎样的网络构成才是合理的呢？网络构成的合理度就是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关系的纽带，包括行政领导层、经理层以及知识层。韦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或然性”[29]，权力的行使形成权威，通过权力与权威能够获得稀缺的社会资源。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个人占据社会的权威位置，这预示着行政领导阶层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便利地获取社会资源。个人关系网络中包含行政领导层意味着可以便利地接触政治资源。调查亦显示关系人所处单位的级别越高，越可能提供人情[30]。当然，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不可忽视。产权关系将个人归为有产阶层或无产阶层，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经理阶层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关系网络中包含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经理阶层则意味着个人获取经济资源的可能性较高。同时，专业知识的极端重要性不可否定。当代社会，拥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知识阶层掌握了文化资源。权威、产权与技能在阶层上体现为行政领导阶层、经理阶层与知识阶层。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形成结盟关系[31]，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获得。
对拜年网的测量，可以较好地获得个人资本拥有情况。边燕杰通过五城市的调查发现，行政领导层、经理层与专业技术层由于网络规模大、网顶高且与各优势资源阶层纽带较多，故拥有的社会资本高于其他阶层。体制性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大，市场转型期市场与行政力量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资本产生影响。科层制或者市场关联度大的个人社会资本量较大。
本章沿用现有拜年网的测量指标体系，对八个城市拜年网进行测量与分析。问卷中通过询问“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识大概有多少人/户”，获得网络规模情况。通过询问“他们里面有没有从事下列工作的”（如表2-1），获得网络差异数据。运用表2-1中的职业声望分值来测量网顶。
表2-1 职业及职业声望分值
对网络的阶层构成分别测量受访者与行政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这三个阶层的纽带关系。行政领导层包括政府机关负责人、党群负责人；经理层包括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会计；知识层包括科学研究人员、法律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护士、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
（三）数据基本情况
表2-2给出基本数据结果。在八城市的7102个有效个案中，拜年网规模的最大值为705，网顶最大值为95，网差最大值为20，这三个指标的最小值均为1。网络构成的三个维度，最大值均为1，最小值为0。将六个变量做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因子，计算后成为社会资本值。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值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最大值为4.28，最小值为-1.63。网络规模平均值为26.25，但标准差达到32.04，最大值达到705。网顶均值为71.99，标准差为26.82。网差均值为5.37，标准差为3.9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个体间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总量的差异极大。从表2-2中的因子负载栏可以看出网络规模对社会资本的负载相对较小，网差较大，与现有研究结论相符[32]。
表2-2 社会资本情况表
个人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意味着社会资源丰富，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较大。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或者哪类人的社会资本较多？美国198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重大事件讨论网测量了美国人的社会网络。结果显示，年龄、教育、种族、性别以及地区等因素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年轻、高教育、大都市居住者网络规模大，性别对亲属与非亲属关系网络的形成起首要作用[33]。女性更倾向于利用亲属关系处理事务[34]。
不仅个人因素对社会网络有影响，社会因素对网络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体制因素对社会资本有明显的影响。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或者与哪些因素相关，这是本章欲探讨的问题。